陈宜芳、王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法律适用中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为视角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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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提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是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环节。为统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相关法律适用，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2025 年 1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此前，本刊曾围绕该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问题，组织专栏讨论。本期特邀资深法官与理论界专家，围绕该司法解释中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离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的房产归属与补偿规则等展开深入探讨，以期形成共识，推动该司法解释的实施。之后，本刊将持续关注该司法解释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欢迎大家关注。

陈宜芳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王丹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

文章发表于《法律适用》2025年第1期“专题研究： 聚 焦‘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 栏目，第27-44页。 因文章篇幅较长，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

一、 平衡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与家庭团体利益

近现代以来，个人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现代以来的私法主要以财产的归属与交易为重心，具有高度形式理性化特征。在内容上，财产法以权利为核心，个人权利在法律上被表达为利益的正当性评价。个人权利不仅是个人正当利益的固定，还是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自由。相应地，家庭以婚姻关系为核心，以情感关系为基础，具有伦理性和利他性，夫妻双方表现的是全方位的人格投入。这就导致二者间天然存在巨大张力。“理性人”作为通常所描述的“民法中的人”的典型形象，大体上等同于财产法上的“经济人”，从事民事活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婚姻家庭法背后并不存在“个人主义的自由契约”所构成的人类图像。相反，其被理解为一种超个人主义式的生活图景。在理想中，家庭能够促使家庭成员之间形成温暖和亲密的关系，并为家庭成员提供安全的环境。相比经济团体，夫妻团体内部仍然存在广泛的利他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民法典也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增加“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规定，作为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可见，家庭虽然不是民法上独立的民事主体，但作为社会基本细胞，是特别保护的对象。维护好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不仅从最终结果上有益于每个人，更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家庭法的当代价值取向更应当是在家庭成员自由的、无强制的交流之中产生一种团体认同”。因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民法典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的基本价值理念，在维护个人合法权益与维护家庭团体性之间实现平衡，是实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重要内容。

在平衡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与家庭团体利益方面，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问题。在子女结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既是我国传统家庭财产代际传承的方式，也是父母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祝福和物质支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子女离婚时，父母的希望可能落空，利益平衡被打破。如何审理好相关案件，实现父母权益与配偶一方权益的平衡保护，长期以来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难题。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3〕19号，已废止）第22条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1〕18号，以下简称“原《婚姻法解释（三）》”，已废止］第7条，再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9条，司法政策一直在探寻更好的解决方式。

笔者认为，保护出资父母一方权益和保护子女配偶一方权益均有一定道理，只是所处立场不同。此情况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实际上是个人主义与婚姻家庭团体主义之间张力的体现。保护出资父母一方权益体现的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尊重；而维护子女配偶一方合法权益，有助于增强其对家庭的认同，鼓励其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并协助另一方更好地赡养父母，实际上蕴含着对婚姻家庭的保护，且从根本和长远上有利于保护出资父母一方权益。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上如何处理，而在于基本理念如何确定。

首先，应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宪法和民法典关于保护婚姻家庭基本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出发点。在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注重对家庭团体的保障力度，明确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由于家庭观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根深蒂固，因此在坚持个人的人格独立与自主时，应当在制度安排上注重维护婚姻制度和强化国家保护家庭的责任，以实现家庭在新时代所担负的传承优秀法律文化、稳定婚姻家庭关系、实现儿童权利优先、弘扬婚姻家庭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夫妻财产法上的个人主义原则应受保障夫妻共同体这一价值的限制。家庭关系中的利他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互利的行为——在一方需要的时候进行帮助，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得到回馈，如果父母只从利己及子女的角度行事，对方也会作出同样的回应。如果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充斥着利己和算计，家庭的亲密关系也将不复存在，父母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心愿也会成为泡影。在个案中看似维护出资父母的财产权益，但“司法解释既然可以作为一种裁决依据，同时它应该可以作为一种行为依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基于上述考虑，将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落实到具体规则设计中，通过肯定双方对家庭的付出，免除其后顾之忧，从而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

其次，还应当在解释论背景下研究法律的适用。《民法典》第1062条、第1063条和第1065条确立了我国基本的夫妻财产制度。据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原则上为夫妻共同财产，除非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只归一方。基于中国人含蓄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维护和谐的家庭关系需要，父母在为子女出资购房时，往往没有明确的赠与合同，更少明确约定只归自己子女一方。因此，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赠与夫妻双方。那么，能否将不动产登记情况视为双方明确约定的情形？

笔者认为，该规则虽然清晰明了，且登记在很多情况下能够间接表达父母的意愿，但也应当看到，以登记为判断标准一方面，容易降低家庭共同体认同感、伤害夫妻感情、影响家庭和谐；另一方面，家庭情况千差万别，针对基于各种考虑将房产登记在双方名下甚至子女配偶名下的情况，如果将登记和赠与意思表示挂钩，认定为无条件赠与夫妻双方，可能与当事人的本意不符。实践中，正因如此推定，导致出资一方父母认为自己利益受损，转而以该出资款项系民间借贷为由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使得问题更为复杂，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此问题的根源仍在于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如何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给子女购房出资款项的归属。基于父母与自己子女利益的一致性，只要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确定相关规则，即可实现对父母权益的保护。一般情况下，父母在子女婚后为其购房出资有默示的意思表示基础，即该赠与是以子女的婚姻稳定存续为前提，司法实践中应特别考虑该法律行为作出的意思表示基础。为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不再将不动产登记和赠与的意思表示推定挂钩，而是根据不同出资情况和来源，区分两种情形进行规定：

1.在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情况下，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应当按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该出资无论是否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在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和第1063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民法典》第1087条的规定合理分割，即在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财产的具体情况”应当包括出资来源情况。在具体分割时，考虑到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而房产的价值较大，又无法进行实物分割，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同时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便父母明确约定该购房出资只给予子女配偶一方，基于血亲与姻亲关系的差别，一般情况下，该约定也是以子女婚姻关系存续为默示的意思表示基础，在子女离婚时，也需要考虑。

2.在双方父母对房屋均有出资或一方父母部分出资的情况下，也应采用相同思路，即以出资来源和比例作为分割的基础，同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但在具体分割时，考虑到此种情形出资来源和出资比例的复杂性，无法明确房屋归哪一方所有，需要根据个案情况分别处理。比如，双方父母的出资比例为2∶8，如无明确约定，夫妻对该房产并不是按份共有，而是共同共有。这也与《民法典》第308条关于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的，应视为共同共有的规定精神一致。在无其他特别因素的情况下，具体分割时，一般可以判决房屋归80%出资比例的一方，但是并非一定给另一方20%的补偿，需要在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等事实的基础上，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补偿比例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20%。此种“软处理”的方式符合婚姻家庭的伦理性和利他性特征，可以在保护个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家庭团体性之间实现适当平衡，有助于增进另一方对家庭的认同感和婚姻凝聚力，也不违背父母一方的初衷。在婚龄较短的情况下，亦能够保障出资父母一方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引导当事人从过多地关注登记情况，转向更多地关注对家庭的付出。此外，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第3款的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在其已经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下，给予其一定补偿，亦能够有利于保障老年人权益，实现家庭和睦。

二、 平衡保护夫妻财产关系与第三人交易安全

三、 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与尊重家庭伦理

财产法上的人是“理性人”，财产法规范通过赋予个人权利，使个人能够按照自由的意志实施法律行为，并以自己责任承担既定的法律后果，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以及过错责任原则是其基石。在规范的整体体系上，财产法更为形式理性化和实证化，更具统一性。由于形式理性化的法律未参酌外在实质的价值（如伦理、功利规范），因而极大促进了法律的可预测性，成为保障个人追求自我目的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是，近代家庭关系与伦理、道德、习俗等因素之间具有的极强外部牵连性，以及家庭内部的不平等状态，致使家庭法难以如同财产法那样进行高度形式理性化的分析与建构，以保障商业交易中的可预期性。因传统道德、习俗与宗教教义所具有的强大惯性，家庭关系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超实证法的特征，并不完全属于法规范。婚姻是使双方人格同一化而形成的伦理实体，其不能被降格为相互利用的民事契约形式。即使婚姻被学者视为契约（身份契约），其与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目的契约”也具有本质的差异。因此，在婚姻家庭领域，不宜适用商品交易法则和计算理性。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一方面是基于婚姻家庭的私密性特征，另一方面主要因为婚姻以感情为基础，家庭并非按照千篇一律的既定规则生活，而是各有各的相处之道。因此，婚姻家庭纠纷的规则设定不宜适用整齐划一的标准，而应更框架化、实质化，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根据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婚姻家庭的规则更多是指引性的，通过规则设定引导家庭成员共同努力，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通过每个人的利他行为，最终实现家庭共同体利益最大化，每个人也由此实现人格的完满。而如果一味适用财产法规则，看似规则清晰、最大化保护个人利益，其结果可能是仅算计自己的利益得失，而不愿意为家庭共同体投入，最终损害个人利益。尤其是家庭破裂所导致的未成年子女稳定成长环境的破坏，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对每个家庭至关重要，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

其中一类重要的纠纷情形是夫妻间给予房产问题。男女双方基于婚姻给予房产的情况在实践中非常普遍，目的也不尽相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32条［原《婚姻法解释（三）》第6条］将该情形引入民法典合同编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实际上承认了在赠与财产权利未转移前，赠与方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这可能带来两种失衡情况：一是受赠方与赠与方长期共同生活，仅是未办理过户登记，如果认可赠与方的任意撤销权，实际上损害了另一方的信赖利益；二是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后很短时间内，受赠方即提出离婚，在赠与合同制度下，赠与方除了法定撤销权，没有其他救济手段，但是法定撤销权有法定的适用情形，很多案件事实并不满足该条件，此种情况下如果不支持其返还或者部分返还的诉讼请求，对赠与方是不公平的。关于该问题，理论界争议较大。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5条第1款和第2款区分未办理转移登记和已经办理转移登记两种情形分别予以规定，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其中《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5条第1款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第2款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 另一 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1.关于夫妻间给予房产约定的性质。从实践看，夫妻间给予房产主要是针对该特定财产权属的认定，双方的本意并非建立替代法定财产制的约定财产制，没有整体上对婚前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进行约定的意思，尤其对契约成立之后的财产关系不产生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约束力。因此，该约定应属于广义的夫妻一般财产约定，而不属于狭义的约定财产制。但是，基于《民法典》第1065条规定的宽泛范围，该情形不妨受到《民法典》第1065条规范。在法律适用顺序上，根据《民法典》第464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应当首先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只有在婚姻家庭编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规定。因此，不能舍弃婚姻家庭编的特别规定而直接适用合同编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即应当认定该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也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家庭领域的体现。

2.要特别关注夫妻间给予房产这一法律行为的基础。夫妻间给予房产行为虽看似无偿，但实际上存在默示的交易基础，除双方明确约定该给予不受离婚影响外，不宜将合同性质认定为赠与合同，而应认定为一种无名合同。当事人不能依据赠与合同规则，以财产权利未转移为由行使任意撤销权。该交易基础通常是为了建立或者维系、巩固婚姻家庭关系，增进双方感情和婚姻家庭凝聚力。在离婚的情况下，该交易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应当考虑该变化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特定情况下对合同严守规则予以突破，既“尊重个人对自己生活的自治安排”，同时也要保护家庭弱势成员，维系家庭良善底线。

德国判例中发展出的“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对我国处理此类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德国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即使客观上没有对等给付，通常也不会将配偶间给予定性为赠与关系，而是将其认定为“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而不适用赠与法。根据判例中的观点，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产生于默示或推定成立的家庭法合同，婚姻的存续即为此类合同中的交易基础。也就是说，配偶一方对另一方的给予受合同支配，该合同中的给予并不是无偿的，而是配偶双方共同生活的结果。根据联邦普通法院的见解，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的成立条件是：配偶一方以结婚为目的，或为了实现、安排、维持或保障双方的婚姻共同生活而给予另一方财物；同时给付人设想或期待婚姻共同生活将继续存在，并且其在此共同生活框架下对该财产及其孳息有共同权利，此种期待或设想就是给予的交易基础。婚姻破裂，意味着交易基础的丧失。上述思路与我国现有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契合点应是《民法典》第533条的情势变更制度。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势变更制度以追求实质正义为目的，这与婚姻家庭的基本理念相吻合，有可以类推适用的基础。夫妻财产约定虽系身份行为的附随行为，但若情势变更规则的适用有利于实现家事法维护婚姻家庭的目标，二者在性质上不存在冲突。因此，在夫妻间给予房产推定存在默示交易基础的情况下，基于离婚导致交易基础的重大变化，可以参照适用情势变更制度予以调整，以实现实质正义。

3.基于婚姻家庭的伦理性和利他性特征，确定调整合同需要考量的因素。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上述考量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一般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同时，根据上述考量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长，接受方无重大过错的，虽然房屋未办理转移登记，也可以基于双方约定，在内部关系上认定给予方应履行约定，将房屋转移登记给对方，当然可以考虑婚姻关系具体情况，由接受方给予合理补偿。因为离婚财产分割是对现有财产的分割，考虑到房屋市场价格存在变动，以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作为参考标准，比较公平合理。对于已经转移登记的，原则上，应当保护接受方的合理预期，不宜随意通过司法手段强行干预。但是，该给予行为一般是以婚姻存续、双方长期稳定共同生活为默示的基础，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的，若维持该给予行为，则会导致双方利益显著失衡，对此予以适当调整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义。如果双方明确约定是单纯的赠与，不依附于婚姻关系而存在，则可以按照赠与合同规则处理。判定是否系纯粹性赠与的主要依据在于，双方是否明确表达了该给予独立于婚姻关系的意愿，即赠与在离婚情形下仍然有效。

四、 婚姻家庭关系中体系化适用民法典各编的规定

婚姻法回归民法体系后，在考虑其身份法特性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其与民法典其他各编的体系化解释，实现民法典内在逻辑统一。法典化就是体系化，婚姻家庭法入典后，要从单行法思维向法典化思维转变。由于婚姻家庭编已经与民法典其他编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必须以体系化视野准确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以维护家庭和谐有序，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该思维体现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中主要有以下几项具体规则：

（一）离婚协议参照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

《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加大了对配偶一方权益的保护力度。根据该条规定，如果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原则上应被认定为个人债务。在此情况下，有的夫妻双方通过解除婚姻关系，借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将所有财产分配给非举债的配偶一方，而将债务留给自己；如此，举债的配偶一方名下无任何财产，而原配偶依离婚协议所分得的财产又非举债方的责任财产，债权人便因此无法得到清偿。一般而言，“只要行为人履行其家庭法上的义务而给付财产，这种财产给予不能认定为《民法典》第538条规定的‘无偿处分财产权益行为’，不能成为债权人撤销权的对象。虽然此时债务人的行为可能在形式上导致其责任财产减少，但这种减少受法律的特殊保护，其根源正是家庭法中的利他主义假设。”但是，不能因为离婚协议属于婚姻家庭法规范而认为其完全与外部无任何关联，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审判实践中，夫妻之间为逃避债务，通过离婚协议的方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并不鲜见，这无法通过婚姻家庭法内部规则解决，只能在外部寻找解决途径，即涉及债的保全问题。但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私密性特征，债权人很难了解夫妻财产分割协议的具体内容，如何平衡保护双方利益，成为理论和实践中的难题。为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基于体系解释思维，参照适用《民法典》第538条和第539条规定，将离婚协议纳入债权人撤销权范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3条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或者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1.将离婚协议纳入债权人撤销权制度适用范围，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制度目的和离婚协议的性质。民法典针对债务人诈害处分其责任财产的行为，按照有偿和无偿两类情形分别规定了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行为的一项民事权利。”债权人撤销权是债的保全制度之一。根据《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规定。考虑到离婚协议虽以身份关系为基础，但目的不是维持身份关系而是解除身份关系，其中的财产处理条款更多地体现财产性质，因此，在婚姻家庭编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有参照适用合同编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基础，以避免夫妻通过离婚损害债权人利益。

2.离婚协议纳入债权人撤销权行使对象应为参照适用，而非直接适用。所谓“参照”，即指某一法条在其构成要件或法律后果中指示参照其他法条，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参照法律要件，另一类是参照法律后果，且即使制定法没有明确规定，被指示参照的法规范之适用，始终只能是“相应地”适用。应避免不合事理的等量齐观，即事物或者说被调整的生活关系自身固有的差异所要求的差异化处理不应当被排除。对参照适用型引用性法条/准用性法条，“一直必须注意系争两个法律事实间之特征上的差异，并针对该差异，慎重地认定拟处理之案型是否有限制或修正拟准用之法条的必要”“参照适用型法条主要是从法律后果上参照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