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曦｜他们都是艺术家：在牛津看卡夫卡、钱德勒和勒卡雷

“卡夫卡：偶像的生成”展览海报

文︱徐  曦

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久负盛名，是游客到访牛津必去的热门景点之一。其中兴建于十五世纪的汉弗莱公爵图书馆（Duke Humfrey’s Library）是哈利波特电影中霍格沃茨图书馆的取景地，进入参观需要预约购票。如游览时间有限，只能在外面的方形庭院拍照打卡。其实除了这里之外，如今的博德利图书馆还包括拉德克利夫图书馆（Radcliffe Camera）和克拉伦登楼（Clarendon Building, 原牛津大学出版社所在地）等其他几栋建筑。与克拉伦登楼隔着宽街（Broad Street）相望的韦斯顿图书馆（Weston Library）是博德利图书馆的新馆，进入阅览室需要读者卡，但里面的纪念品商店和咖啡馆对公众开放，可以小憩进餐，其中还有两间不大的展厅，经常举办各种免费展览。

今年是著名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逝世一百周年，牛津大学卡夫卡研究中心在韦斯顿图书馆举办题为“卡夫卡：偶像的生成”（Kafka: Making of an Icon）的展览，以作纪念。这个展览的特色是利用博德利图书馆丰富的卡夫卡相关藏品，包括手稿、笔记、日记、书信、绘画、照片和明信片等，来展示作家的生活、旅行和阅读经历如何滋养了他的文学想象，以及卡夫卡的作品如何激发其他艺术家的创作。卡夫卡一生中从未到过英国，与牛津大学更是毫无渊源，他的档案手稿为何如今大部分收藏在牛津大学？

众所周知，1924年卡夫卡去世后，密友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违背了他的遗愿，未将他的手稿烧毁，而是保存下来并陆续整理出版。布罗德的行为虽然有违好友的本意，但却让卡夫卡的文学遗产得以留存，令他在后世读者中得享盛名，跻身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列。1939年德军压境，3月19日，犹太人布罗德逃离布拉格，他随身携带的手提箱中藏着卡夫卡的手稿。他穿越波兰，在黑海沿岸的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萨登上邮轮，最后抵达特拉维夫。1956年，布罗德将卡夫卡档案存放在出版商萨尔曼·肖肯（Salman Schocken）位于耶路撒冷的图书馆中。同年10月，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为了保护档案免遭兵僰，肖肯将这些档案送到苏黎世一家银行的保险库中寄存。1961年，卡夫卡的遗产继承人（他三位姐姐的孩子们）与研究德国文学的牛津大学教授马尔科姆·帕斯利（Malcolm Pasley）商议，最后决定将卡夫卡档案移交给博德利图书馆。帕斯利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在阿尔卑斯山滑雪，他急忙开着自己那辆小巧的菲亚特轿车，从苏黎世的银行保险库中取到档案，最终开回牛津，安全入藏博德利。这段曲折动人的故事由知名插画家瑞贝卡·亨丁（Rebecca Hendin）绘制成八幅插画，在展厅的屏幕上循环播放。

7月初我去牛津大学参加国际艾略特研究会的暑期班。第一天办理入住后，去逛宽街上的布莱克威尔书店，就看到韦斯顿图书馆橱窗里卡夫卡展览的海报，可惜已经临近闭馆时间，没能参观。暑期班日程紧凑，上午两场讲座，下午则是小组研讨，每人均需发言，讨论到下午三点半结束，而韦斯顿图书馆的展览通常五点闭馆，所剩时间并不宽裕。所幸我们住在艾略特曾经入读的默顿学院，离韦斯顿图书馆很近，步行大约十分钟。某天研讨班结束后，我立即赶去，当然是冲着早有所耳闻的卡夫卡展览，但没想到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隔壁展厅另一个关于写作的展览。

在创意写作这个行当，重写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曾写道：“唯一的写作方式就是重写。”（the only kind of writing is rewriting）拉什迪开设的写作大师班中，第十五讲的标题就是“所有的写作都是重写”（All Writing Is Rewriting）。类似的话可以在任何一本创意写作手册中找到，然而，作为普通读者，我们拿到手上的书籍皆是经过作家和编辑精心修改、多次打磨的最终版本，无从了解写作和出版中反复删减改写的漫长过程。而经过精心打磨的“完美”版本也常常给读者留下一种迷思，即作家能够写出精妙准确、一字不可增减的句子段落，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写作天赋。而这个题为“写作 剪裁 重写”（Write Cut Rewrite）的展览，则意在展示作家写作时剪裁删改的过程，仿佛将观看者带到众多名家的书桌前，从肩头一窥他们为了追求完美，不断挣扎重写的努力。

“写作 剪裁 重写”展览海报

整个展览由牛津大学书志学和现代书籍史教授德克·范·赫尔（Dirk Van Hulle）与雷丁大学现代文学和贝克特研究教授马克·尼克松（Mark Nixon）策划，入口处的海报用大号字体印着斯蒂芬·金的一段写作箴言：“杀死你的宠儿，即使这会击碎你那颗三流作家的自尊心，杀死你的宠儿。”（Kill your darlings, even when it breaks your egocentric little scribbler’s heart, kill your darlings）右侧墙上挂着一个三层书柜，最上面是本次展览的图录，下两层则是展览中涉及的图书，以供参观者浏览对照手稿和出版成书之间的差别。展品覆盖的时段很长，从中世纪直到当下，可谓琳琅满目，包括十二世纪奥古斯丁会修士奥尔姆（Orm）的圣经评注《奥尔姆之镜》（Ormulum），作曲家巴赫在莱比锡时反复涂改的康塔塔乐谱，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未完成的小说《沃森一家》（The Watsons）、1816年夏天诗人雪莱游览日内瓦湖时的绘画速写和风景描写（其中一段被他的妻子玛丽·雪莱借用到《弗兰肯斯坦》中），现代主义大家乔伊斯、艾略特和贝克特的手稿，1974年旅行作家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记录南美洲之旅的Moleskine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他创作《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素材），一直到史上被选为牛津大学诗歌教授（Oxford Professor of Poetry，2019-2023）的首位女诗人爱丽丝·奥斯瓦尔德（Alice Oswald）画满抽象画的创作本。尽管我刻意加快速度，短短一个多小时还是不够用，后来又找时间去看了一次，才算是“走马观花”扫了一圈。虽然展出的不乏上面这些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整个展览逛下来，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却是以侦探和间谍小说知名的两位“流行文学”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和约翰·勒卡雷。

斯蒂芬·金的写作箴言

奥尔姆的圣经评注《奥尔姆之镜》

雪莱游览日内瓦湖时的绘画速写和风景描写

布鲁斯·查特文记录南美洲之旅的笔记本

比喻是文学写作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在英文里又细分为明喻（simile）和暗喻（metaphor）。精彩的比喻以新的角度揭示出两个不同事物的相似之处，让表达更加生动活泼。但很多比喻虽然最初令读者耳目一新，用得多了，用得久了，就失去了新鲜感，变得陈腐僵化，失去活力。例如提及爱情就说“爱情仿佛娇艳的玫瑰，需要悉心呵护，才能持久盛开”，写到夏天的太阳就必定是“炎炎夏日，骄阳似火”。既想利用比喻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又要避免老套的比喻败坏读者的胃口，这是每位写作者都会面对的两难。钱德勒的小说穿插着大量比喻，生动而不落俗套，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展览上的三页清单透露了钱德勒的妙招。他将日常积累的比喻列出长长的清单，一旦用过某条，就用铅笔划掉，并在其后标注小说的名称，以免重复。我试着检索了其中几条被划掉的比喻，As  empty as a scarecrow’s pockets （像稻草人的口袋一样空洞） 后面标着 Used, The Big Sleep，果然在《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第二十五章找到；而另一条As slippery as a watermelon seed被写进了第二十六章，但出人意料地被用来形容声音：“The purring voice was now as false as an usherette’s eyelashes and as slippery as a watermelon seed .”（嗡嗡的声音现在像女领座员的睫毛一样假，像西瓜籽一样滑）。As cold as Finnegan’s feet被写进了《再见，宝贝》（Farewell, My Lovely）的句子中：“As cold as Finnegan's feet the day they buried him.”（就像芬尼根下葬那天的脚一样冰冷）一些没有用过的比喻也很精彩，例如As shallow as a cafeteria tray（像餐厅托盘一样浅薄），As meaningless as a smoke ring（仿佛烟圈一样毫无意义），No more personality than a paper cup（比纸杯还没有个性）。这几个例子中，钱德勒所用的喻体并不新奇，都很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但传达的感情十分符合他笔下硬汉侦探马洛冷酷而略带愤世嫉俗的视角。

钱德勒的比喻清单

开头和结尾，是小说至关重要的部分，作家常会对其反复改写，力求完美。现场展出了钱德勒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1953）的两页手稿，对照出版的定稿，可以发现他用铅笔下划线标出的是想要保留的句子，而未标出的句子则被舍弃。结尾两段改动尤其多，用Then替换After a little while，将最后一段“Don’t ask me why. I couldn’t tell you.”整个删掉，重写了一段。但我们看到的还是未改定的稿子，最终出版成书的结尾两段是：

《漫长的告别》结尾

钱德勒对结尾一丝不苟，勒卡雷则跟开头较上了劲。他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1974）已经成为公认的间谍小说经典，但手稿显示最初这部小说另有一个标题：“乔治·史迈利彷徨的秋天”（The Reluctant Autumn of George Smiley）。显然，修改后的标题巧妙利用了人们熟悉的童谣，悬疑味更浓，更加吸人眼球。除了标题页，展柜里还摆放了数页这部小说的手稿。其中一页上方用铅笔写着“1971年9月27日”，中间和下方可见三角、横线、插入符等作家删减的痕迹（开篇一）；下一页显示，勒卡雷将修改后的段落打印了出来，但就在同一天，他竟然又开始修改，将舍弃的段落从打印稿中剪掉，插入了手写的新段落（开篇二）！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小说的开头是：“I still see him. At night or when my mind wanders during class […]”后来，勒卡雷后来摒弃了第一人称的“我”，换用了第三人称的开头：“It was early December when Tarr called, afternoon, about three.”（开篇三）不过，数轮修改之后，1972年2月1日的稿件上，开头变成了：“Noone paid much attention when Jim arrived at Thursgood’s: a sandy man with a criss acrossed face.”（开篇四）勒卡雷似乎终于满意了，这句话出现在了之后的打印稿上。然而，这还没完，他继续用蓝色笔在打印稿上修改，上面那句话被完全删掉。开篇改成了：“The truth is, if old Major Dover hand’t dropped dead at Taunton races Jim would never have come to Thursgood’s at all.”（开篇五）这才是我们读到的这部小说出版时的开篇，而为了找到这个理想的句子，勒卡雷花了超过四个月的时间！在计算机和电子文档还不普及的年代，修改文章并非易事。除了在手写稿上直接删改，勒卡雷还用上了剪刀和订书机，再次对打印稿拼贴剪辑，并用不同颜色的笔和纸来区分标记，最后某些稿子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后现代的拼贴艺术品（开篇六）。策展人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来形容勒卡雷对文字的执着，勒卡雷的畅销小说数易其稿，“这个过程曲折漫长而又引人入胜，就像这部间谍小说的核心叙事——揭露鼹鼠杰拉德一样”（A process as tortuous and intriguing as he unmasking of the mole, Gerald, at the heart of this spy narrative）。

勒卡雷作品展柜

勒卡雷小说标题页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开篇一）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开篇二）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开篇三）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开篇四）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开篇五）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开篇六）

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已习惯在电脑上写作，光标选定不满意的句子和段落，点击Delete键，不到一秒钟就能删得干干净净；要在文中插入新的句子，甚至图片也是动动指头就轻松搞定。相比之下，勒卡雷钢笔、剪刀加订书机的组合显得如此笨拙，稿件也潦草凌乱，需要费一番劲才能看清最终改定的句子。然而，电子文档虽然有修改追踪功能，有多少人写作时每一次改动都记录下来呢？如果这些作家不是用笔墨纸张打印机这些前电子时代的工具书写，我们很可能无缘得见这些布满修改痕迹的手稿，更无从得知他们对文字的执着和热忱。写作是一门需要不断琢磨的手艺，这些展品正是最有力的说明。

著名纪录片导演埃罗尔·莫里斯2023年以勒卡雷自传《鸽子隧道》（The Pigeon Tunnel）为蓝本拍摄了一部同名传记片，影片的最后，勒卡雷说道：“我想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觉得我找到了自由，我喜欢做我擅长的事。不仅仅是当一位作家，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写作。没有创造性的生命，我的存在感会很弱，就像一个没有角色的演员。有了这份活，我就无限接近一个幸福的人。我热爱写作。我就是那样的动物。我几乎不敢用这种说法，但在这里我要说出来，我是位艺术家。”

《鸽子隧道》电影海报

从长长的比喻清单和手稿上反复修改的痕迹可以看出，钱德勒和勒卡雷对待文字和写作之认真完全不逊于同一展厅中那些文学史上的大家。和卡夫卡一样，他们都当得起艺术家的美誉。他们的创作常被视为打破了流行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的界限，将侦探和间谍小说提升到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文学高度，其背后付出的经年努力，从这数页手稿中可见一斑。

徐曦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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