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广电独家”记者 何佳子
近八十年前，在距离中国7000公里之外的奥地利，一批年轻的中国外交官以签证官的名义解救了被德国纳粹迫害的4000多名犹太人。
多年后，一群来自7000公里之外遥远中国的电视人心怀敬意与敬畏，用一部良心之作《最后一张签证》，重新把这段尘封的历史带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近半年的拍摄时间，动用了共计万名外籍演员，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辛德勒名单》”的二战题材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不仅以中捷双方的深度参与成为中外合拍剧合作典范，更以其高达3亿克朗的投资，远超《碟中谍1》《无耻混蛋》《007皇家赌场》等在当地取景的好莱坞大片，成为捷克影视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
2017年1月1日，这部创造捷克影视史记录的良心剧作《最后一张签证》作为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的开年大戏与观众见面。“这是一部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特别制作的二战题材作品。”制片人朱凯表示。
作为捷克合作方的TWIN STAR FILM董事长Steve Lichtag告诉“广电独家”，合作《最后一张签证》也是看重这是非常特别的题材，“二战中国人解救了很多生命，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却不知道这段历史的，现在必须做这个事情。”
在编剧高满堂看来，这是一个“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尊重”的真实故事，也是一段在异国他乡被铭记、却在中国被遗忘的历史。“这个剧往前一步是狗血剧，往后一步是枯燥无味。我们不要为了娱乐而博人眼球，也不能为了收视而糟蹋了这个题材。”
如今，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有一座专门为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建造的纪念馆。“每天门口都摆放着鲜花，”导演花箐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在纪念馆门口，胸口喷涌而出的震撼与感动。
“当时，这批年轻的外交官顶住了各方压力，去拯救犹太人的生命。如今，在异国他乡，那么多人都记得他、缅怀他。尽管没有在战场上流血牺牲，但他们仍是值得被更多人知晓的时代与民族的英雄。”
还原真实，50年库藏的戏服和80岁老机械师的手枪
“现在，已经有了太多的鲜肉和古怪神仙侠。如果说，影视文艺作品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加油站，那么现在加的大部分是带水的汽油。”作为曾执笔过《温州一家人》《闯关东》《老农民》《于无声处》等良心剧的知名编剧，高满堂坦言现在影视娱乐化的现状可谓“登峰造极”，长此以往，会使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失去真实的判断。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尊重不能娱乐化。”编剧高满堂表示自己要做有良知的艺术家，“想到自己后代纯真的眼睛，就会想到不能讲虚假的故事，要讲真正的故事。”
编剧高满堂
对于《最后一张签证》，他坦言，“78年过去了，历史被忘记了。中国想要真正走出去，要靠真正的历史，高扬现实主义。我们要把真正的历史告诉后人，把真正的历史收藏起来。”
从一件戏服到一杆枪，从一个眼神动作到一场外景群戏，所有细节层面的真实还原、精益求精，最终成就出这部让捷克合作方和外籍演员看完“彻底服气”的高品质剧作。
刚进组时，剧中饰演鲁怀山的陈宝国说戏服“穿上之后总是感觉不对，觉得每一块布料都泛着‘贼光’”，便建议从布拉格电影制片厂借老戏服。思量之下，导演花箐拍板同意，说“换”。而此时，距离开机仅剩三天时间。
采访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主演陈宝国说，“就在那一瞬间，我和导演建立了信任”。从《我的兄弟叫顺溜》到《壮士出川》，导演花箐是人们印象中的“金牌品质导演”。
首次执导二战题材电视剧，花箐说自己非常看重属于那个年代的真实生活状态，“要拍的像那个年代，这样观众才会觉得你的作品有真实性、有代入感。”
为了更贴近历史真实，编剧高满堂、制片人朱凯、导演花箐在筹备期间三次远赴布拉格进行采风，观看斯皮尔伯格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的纪录片，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忍着50年库藏的味道，还原70多年前腥风血雨的味道”，最终借出的戏服让演员们吃了不少苦头，但为了“大味道”，剧组演员们说，就忍得住服装上的“小味道”。
“全剧1万多名群众演员都是来自捷克、奥地利。比如说，剧中的每只枪都是布拉克电影制片厂80岁老枪械师一只只擦好了送来的。他的祖父当年就是在纳粹集中营失去了生命”，捷克的犹太组织听说正在拍《最后一张签证》都自发来做群众演员。”制片人朱凯告诉记者。
铭记历史，外交官与“非典型英雄主义”
首次与金牌编剧高满堂合作，导演花箐坦言压力不小。“高满堂老师是个热情随性的作家。在生活中，我们像朋友一样，去聊生活、聊创作；在工作上，他又是一个极其严谨的人，要求很高。”至于剧本的影视呈现效果，花箐笑说，“差不多80%吧。”
2005年，花箐担任电影《颐和园》的摄影执导工作，该片作为亚洲唯一一部华语片入围第5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2008年，首执导筒的花箐推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导演花箐
摄影指导的出身背景给了花箐极大的发挥空间以及超于其它导演的特殊长项，那就是用镜头讲故事。“当一个好剧本给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跑不掉。通过你的摄像机去把人物和故事更好地表现出来。我们讲人物是第一位的，摄像机要跟着人物晃得行云流水。”
从《我的兄弟叫顺溜》到《壮士出川》《远去的飞鹰》，再到如今的《最后一张签证》，在他的作品中，似乎总不乏硬汉英雄的身影。但在这部二战题材新剧中，这个英雄似乎有点不一样，花箐称之为“非典型英雄主义”。
不同于战场上一刀一枪的拼杀，《最后一张签证》中讲述的是一个有些不同的隐藏阵线以及不变的血雨腥风。
“这个故事其实不是一个战争戏，而是一个更宏大视角下、更为波澜壮阔的大情怀，聚焦的是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在制片人朱凯看来，那个年代，中国国内在抵抗日本侵略，“民族自救的同时，也在救别人。”
在花箐眼中，身为导演应该适应每一种题材，“不管是所谓抗战戏，还是IP剧，有这个基本功，只要你喜欢，都可以把它呈现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最要不得的就是“身为导演的自恋”。
“我更希望，演员能呈现出自己最好、最舒服的一面。”在他看来，演员王雷和陈宝国都有自己成熟、优秀的表演风格，“你没必要去跟他讲太多戏，从镜头里就可以感受到。”
至于电视剧播出后的收视成绩和市场反响，制片人朱凯和导演花箐的回应是一致的真诚而淡然，“拍一个戏肯定希望有掌声。《最后一张签证》是一部凝结大家心血的有分量的作品，用真诚去打动观众，让广大观众能够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了解到这是一部好看的戏，是一个良心作品，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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