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太空的征服是提高了他的地位呢，还是降低了他的地位？”这是一个向外行人，而不是向科学家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为人文主义者对人的关怀所激发的，与物理学家对于物理世界真实性的关心截然不同。要理解物理真实性，似乎不仅需要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或地球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而且还要求更极端的，对所有神人同形同性（anthropomorphic）的因素与原则的摒弃，因为这些因素与原则，既不是来源于那个向人类五官开放的世界，也不是来自人心灵固有的范畴。这个问题假定了，人是我们已知的最高级存在，这是我们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假定，罗马的人文精神（humanitas）与希腊的精神框架是如此迥异，以至于在希腊语言中竟无以名之。[希腊语言和思想中缺少人文精神这个词的原因在于，与罗马人成鲜明对照，希腊人从来没有产生过人是最高存在的念头。亚里士多德将这样的信念直斥为荒谬（atopos）。]这种关于人的看法对科学家来说更加陌生，对他们来说人不过是有机生命的一种特例，人的住所，即地球，包括只适合于地球的规律，都只不过是支配着无垠宇宙的绝对普遍法则的一个特例而已。显然，科学家不允许自己去问：我的研究结果会对人的地位（或者说，对人的重要性、对未来）造成什么影响？现代科学引以为傲的地方正在于，它已经能彻底将自己从所有这些人类中心的，亦即真正人文主义的考虑当中摆脱出来了。
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就它是向外行人提出的而言，必须根据常识和以日常语言来回答（如果能够被回答的话）。这个回答不大可能说服科学家，因为科学家已经在事实和实验的强制说服下，被迫放弃了感觉经验和常识，而对我们来说，常识正是我们赖以沟通五官感觉，获得对实在的整个认识的关键。科学家还被迫放弃了普通语言，因为即使普通语言中最复杂、最精微的概念表达也无法摆脱感官世界的限制，也就是说，仍然跟我们的常识联系在一起。对于科学家来说，人只不过是宇宙的一个观察者而已，而宇宙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现代科学的进步已经十分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被观察到的宇宙，从无限小到无限大，不仅逃脱了粗陋的人类感觉的把捉，而且逃脱了为了使感觉更加精细而制造出来的庞大精密器具的把捉。现代物理研究涉及的数据看起来就像是“从真实世界发出的神秘线索”。严格说来，它们不是现象、表象，因为我们在哪儿都不会遇见它们，无论是在我们的日常世界里，还是在实验室里：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仅仅因为他们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我们的测量仪器。埃丁顿（Eddington）为此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说这种影响“类似于一个电话号码对一个用户”。问题的关键是，埃丁顿毫不犹豫地假定这些物理数据来自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从内涵上说要比我们居住的世界更真实；但麻烦在于，那些物理上存在的东西却从不显现。
现代科学（终将和实际上已经把我们带上了月球）的目标，不再是“增进和安排”人类经验[如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所描述的那样，他自身的工作已经使他的用词显得十分陈旧]；毋宁说，它要发现的是在自然现象将自身揭示给人的感官和心灵时，它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假如科学家反思过人类感觉和思维器官的本质，假如他提出过什么是人的本质，人的地位应当如何，科学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人要追求知识，抑或生活是什么以及什么使人的生活区别于动物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话，他就永远不可能到达现代科学今天所屹立的位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起界定的作用从而限制他的探索。用尼尔斯•玻尔的话说，“只有拒斥通常意义上对生活的解释，我们才有可能考察它的特性。”
Bohr与James Franck，Albert Einstein和Isidor Isaac Rabi
这里提出的问题对科学家作为科学家来说没意义，并不能成为反对这个问题的理由。它对外行和人文主义者提出挑战，促使他们评判科学家正在做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关涉到全人类，而这个争论理所当然要有科学家们本人的参与，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公民同胞。但是，在这场争论中给出的所有答案，无论是来自外行、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们的答案，都是非科学的（虽然不是反科学的）；因为这些答案的真伪永远得不到证明。它们的真与其说类似于科学命题的那种强制有效性，不如说类似于一致同意的有效性。即使在这些答案是由离群索居的哲学家们给出的时候，也是在他们同许多人交换意见之后获得的，虽然其中的许多人也许已不在人世。这样一种真理永远不能要求人们的普遍同意，但是它通常比科学那种强制性的和可证实的真命题更长久。特别是在近年来，科学命题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倾向，那就是，它从不停在原地不动，尽管只是在某个给定时刻对所有人有效且必须对所有人有效。换言之，诸如生活、人、科学或知识这样一些概念从定义上来说就是前科学的，但问题是，科学现阶段的发展达到了对世俗空间的征服和对宇宙空间的入侵这一点是否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些问题，使这些问题不再有意义了。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科学，无论它的起源和它最原始的目标是什么，它已经改变和重构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一改变是如此激烈，以至于可以说，那些仍然信任常识和用日常语言交流的外行和人文主义者，已经触及不到实在了；他们只理解向他们显现的东西，不理解现象背后的东西（就像试图要理解一棵树，却不考虑树根）；并且他们的问题与焦虑纯粹是由无知引起的，因此无关紧要。人们怎么还会怀疑，一种能够让人征服宇宙空间和走向月球的科学已经提高了人的身份呢？
这样一种回避问题的态度，的确是非常吸引人的，如果我们真的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只有科学家们“理解”的世界中的话。这样，科学家们具有的高等知识将使他们成为统治“多数人”的“少数人”，也就是统治所有不是科学家的人，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些外行人，无论他们是人文主义者、学者还是哲学家，简言之，所有这些人之所以提出前科学的问题，不过是由于无知。
然而，科学家和外行之间的这一分界线与实情相距甚远。事实上，不仅科学家的大半生是在一个和他的同胞们共享的感觉世界、常识世界、日常语言世界中度过的，而且他在进入他自己科学活动的特殊领域中的每一个点上，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外行人提出的幼稚问题和他们的焦虑，尽管他们的方式大相径庭。当科学家走进实验室开始工作，开始用数学语言交流时，科学家不仅将外行人和他们有限的理解拋在身后，也将他自身的一部分和他自己的理解力拋在了身后，而这种理解力仍然是属于人类的。马克斯•普朗克是对的，现代科学的奇迹确实在于，这种科学清除了“所有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要素”，因为正是人自己完成了这项清除工作。众所周知，这种非人类中心，非地球中心（或太阳中心）的科学遭遇到理论上的混乱，是因为它的数据拒绝接受任何来自人类大脑的自然心智范畴的处理。用薛定谔的话来说，我们试图“征服”的新宇宙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接近的，而且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设想它，都是错的；也许它不是像一个‘三角形的圆’那样无意义，但并不比一个‘有翅膀的狮子’更有意义”。
还存在其他一些不那么理论性的困难。电脑（electronic brains）和所有其他机器一样具有干人的工作的能力，而且比人干的还要快，还要好。然而它们可以替代和扩大人的脑力（而非人的劳动力）的事实，却并不会困扰到那些知道如何区分人类心智（mind）和下一手好棋所必须的“智能"（intellect）的人。的确，这一点证明了脑力和劳动力属于同一个范畴，而我们称作智力的，能够用IQ值来测量的东西，很难说跟人类心智有什么关联，除了是人类心智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之外。虽然有些科学家宣称，计算机可以做“人脑所不能领会之事”，但这总的来说是一个奇怪的、令人担忧的主张；因为领会实际上是心灵的功能，从来不会是脑力机械运动的结果。假如这是真的而不单纯是一个科学家自我误解的特例的话，那么我们就置身于机器的包围中，尽管我们设计制造了它们，它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却毫不理解。但即使我们停留在严格的理论框架内，那个已开始困扰伟大科学家们自己的矛盾就足够严峻，足以警醒外行人了。而经常被提及的所谓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落后”，或人类政治发展相对于人类科学技术知识的“落后”，不过是个让注意力从这场争论引开的话题；它只会使人们注意不到主要问题，即人能够做，而且能够成功地做他无法用日常语言理解和表达的东西。
也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首先在老一代的科学家当中，像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玻尔和薛定谔这样的人，对主要由于他们自己的工作导致的状况抱有最深重的忧虑。他们仍然深深扎根在这样一种传统之中，这种传统要求科学理论满足某些完全是人文主义的要求，例如简单性、美与和谐。一个理论仍然被假定要“令人满意”，也就是说，令人类的理性满意，因为它将为“拯救现象”服务，亦即能解释所有观察到的事实。甚至今天，我们也仍然听到这样的话：“现代物理学家出于美学理由而倾向于相信普遍相对论的有效性，因为它在数学上如此优美，而且在哲学上如此令人满意。”在普朗克的量子力学要求牺牲因果性时，爱因斯坦的极端不情愿已经为人所共知；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随着因果性的消失，所有的法则性当然都将从宇宙中消失，似乎上帝在用“掷骰子”的方式统治着宇宙。而根据玻尔的看法，“改造和统一整个古典物理学的大厦……为我们的世界图景赋予一种超乎从前所有期望的统一性”主导着他的发现，所以几乎是自然而然的，爱因斯坦也试图通过“寻找一个更完善的概念”，通过一种新的和更超越的普遍化，来跟上他的同事和他的后继者的新理论。于是马克斯•普朗克就可以说，相对论是“古典物理学的终结和顶峰”，是它“皇冠上的明珠”。虽然马克斯•普朗克本人完全意识到了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相反，标志着与古典物理学的彻底决裂，但他仍然认为，它对“物理学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对这门科学的思考中，不仅假定了普遍法则的存在，而且假定了法则的严格因果性质”。
可是玻尔更进了一步。对他来说，因果性、决定论，以及规律的必然性都属于“我们必然带有偏见的概念框架”范畴，而当他“在原子现象的规律性中”遇到了“一种全新的，公然挑战决定论图景的描述”时，他不再感到恐惧了。麻烦在于，这个图景不仅拒绝了带有人类精神“偏见”的描述，而且拒绝了每一种人类语言的可理解描述方式；于是根本就无法描述了，只能用数学方程来表达，但不能描述。玻尔仍希望，既然“经验只有在一个逻辑框架内才是可表述的”，那么这些新经验将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概念框架恰如其分的扩展”而找对位置，从而也消除所有当前的矛盾和“明显的不和谐”。但是这个希望恐怕没法实现了。人类理性的范畴和观念最终都根源于人类的感觉经验，所有描述我们精神能力的术语以及我们大部分的概念语言，都是从感官世界中派生出来的，并以隐喻的方式使用。此外，所谓令我们思考的大脑，跟人身体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是有空间的，受地球限制的。正是靠着从这些隶属于地球的条件中抽离出来，通过诉诸想象和抽象的能力，人类心智被高举到超出地球的重力作用领域，得以从宇宙的某一点上俯瞰地球。这也是现代科学所取得的最高荣耀，同时，也是它最令人困扰的成就。
原子模型在20世纪的演变：汤姆森，卢瑟福，玻尔，海森堡/薛定谔
1929年，以原子分裂和征服宇宙空间的希望为标志的原子革命到来之前不久，普朗克要求数学方程获得的结果“必须被转译为我们的感官世界的语言，如果它们对我们有任何用处的话”。自他写下这些话以来，三十年过去了，这种转译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而同时，物理世界观和感官世界之间联系的丧失也变得更加显著了。但是，在本文中也许更令人惊恐的是，这绝不意味着这种新科学的成果没有实践的用途，或者普朗克一度预言的将数学方程转换为普通语言，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可能性必定要失败，“不会强过一个在第一缕清风的挤压下就要破灭的肥皂泡”。相反，我们不禁要说，作为这个和感官世界毫无关联、拒绝一切人类语言表述的理论的后果，我们居住的星球灰飞烟灭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一场飓风引起的让理论像肥皂泡一样破灭的可能性。
我想，完全有道理说没有比权力意志对科学家的心灵来说更陌生的东西了。可是正是这些科学家们，掀起了世界前所未见的最激进、最迅即的革命进程。没有什么比希望“征服空间”，走上月球更遥远的了。这样一些愿望，也并非是由在视觉诱惑（temptatio oculorum）的意义上不适当的好奇心所驱使。的确，正是科学家对“真正实在”的探索使他们失去了对表象，对按自己的方式把自己揭示给人类感官和理性的现象的信任。他们曾为一种非同寻常的对和谐和法则的热爱所激励，正是和谐和法则教给他们：如果他们想要发现整体，即宇宙的全部美和秩序的话，就应当远离任何纯粹给定的事物或事件序列。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他们的发现被用于发明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时，他们并不十分沮丧，而当所有他们最珍爱的必然性和法则性理想被击碎时，他们却深深为之懊恼。当科学家们发现，在物质中没有什么是不可分的时候，必然性和秩序性的理想就丧失了[没有最小的不可分微粒（a-tomos），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没有限度的宇宙内]。在“真正实在”，即物理世界，已经完全从人的感觉范围内隐退，从所有为了弥补人类感官的粗糙而建造的仪器探测范围内隐退的情况下，科学家们发现此类理想丧失的可能性几乎就是无限大的了。从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因果性、必然性以及法则性都是内在于人类大脑的范畴和仅仅适用于地球生物之常识经验的范畴。一旦这些生物离开他们在地球上的居所，他们“理性地”要求的任何东西就都失效了。
现代科学事业开始于前人未曾想过的思想（哥白尼想象他“站在太阳上……俯视行星”），前人所未见的事物（伽利略的望远镜突破了地球和天空的距离，并且将星球的秘密“以全部感觉的确定性”带到了人类认识面前）。现代科学在牛顿的引力法则中获得了它的经典表达。在其中，同一个方程式涵盖了天体运动和地球上物体的运动。当爱因斯坦引入一个“自由地在空间中取向定位的观察者”而不仅仅是站在固定一点，如太阳上的观察者时，他确实只是统一了这种现代科学。而且他证明了，不仅哥白尼，而且牛顿也要求“宇宙应该有某个中心”，尽管这个中心不再是地球了。事实上，显然，科学家们最强烈的理智动机是爱因斯坦所谓的“追求统一性的努力”，而如果他真要诉诸权力的话，那也是抽象与想象互为纽结的、强大而令人生畏的权力。甚至今天，当几十亿美元年复一年地被用于极其“有用”的项目，而这些项目都是纯粹理论科学发展的直接结果的时候，当国家和政府的实际权力取决于成千上万的研究者的表现的时候，物理学家仍然有可能看不起所有那些空间科学家，说他们不过就是些“水管工”。
然而，令人伤感的事实真相是，感觉及现象世界和物理世界观之间断裂的纽带，还要靠“水管工”而不是靠纯科学家来重建。是技术人员，今天在所有“研究人员”中占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把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带回到了地球上。尽管科学家仍为各种矛盾所困扰，并且其中最令人困惑的是，整个技术发展可以在他的研究结果之外进行的事实，证明了他的理论和假设的“可靠性”，要比任何单纯的科学观察或实验更令人信服。千真万确，科学家自己并不想到月亮上去；他知道，一艘携带着完美体现了人类智慧的仪器的无人驾驶宇宙飞船，要比几十个宇航员能更好地完成探测月球表面的工作和实现他的目标。然而，人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对空间或对不管我们想如何命名的这个对象的征服，只有当载人飞船被送往太空时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人自己能够涉足到迄今为止只有人类的想象及抽象能力才能企及的地方，或者人类的设计及其制造能力够得着的地方时，人类才实现了对空间的征服。可以肯定，所有我们现在计划要做的就是探索我们在宇宙中紧邻的周围环境，这是人类能够触及的宇宙中的无限小的一块地方，但即使这个旅行也要靠光速才能进行。从人一生的长度，这一当前所剩的唯一绝对限制来看，人一点都不可能走得更远。但是，即使是为了这项有限的工作，我们也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感官和身体所属的世界，不仅是在想象当中离开，而且是在现实中离开。
似乎爱因斯坦想象的“在空间内自由定位的观察者”——这无疑是人类精神及其抽象能力的创造——正在被一个有身体的观察者所接替，而且他表现得必须仿佛他只是一个单纯抽象或想象出来的儿童。正是在这一点上，新物理学世界观的所有困惑入侵了，正如实在入侵了人的日常世界并使他的“自然的”，即受地球所限的常识失灵了一样。于是，他在现实中遭遇到爱因斯坦著名的“双胞胎悖论”。这个佯谬假设，“一对双胞胎兄弟，其中一个以相当大的、接近光速的速度进行空间旅行，当他返回地球时，他发现他地球上的兄弟要么比他老，要么已是他的后人记忆中的模糊影像”。尽管许多物理学家都发现这个悖论是块难啃的骨头，但作为这个悖论基础的“钟表悖论”，似乎已经被实验证实了，以至于解决这个悖论的唯一选择看来就是，假设地球上的生物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某种时间概念的限制，而且可以证明这个时间概念不属于“真正实在”，只属于单纯表象。我们已经到了像笛卡儿一样激进地怀疑实在本身的地步。笛卡儿怀疑乃是现代对于科学发现的第一个哲学回答，它也可以成为物理式样的一个主题，只要稍稍改变一下笛卡儿的著名格言，变成我疑故我在，并稍微调整一下他的这一信念，即无论事实状况和真相如何，就它们被给予你的感官和理性而言，你都不能“怀疑你的怀疑”，不能“不确定你是否在怀疑”。
太空事业的巨大前景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所有在纯功利主义的层面上反对它的理由，如说它太昂贵了，不如把钱投到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上，投到反贫困和对抗疾病的斗争中，或者投到任何人们能想到有价值的目的上，听起来都有些荒谬，和当前危险的，并且后果至今无法预料的事情没有什么干系。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让我认为这些反驳都离题万里，不切实际。因为这项事业本身只有通过人类科学能力的惊人发展才能出现，而科学的完整性不仅要求功利主义的考虑，还要求对人类身份的反思，但后者被搁置起来了。自哥白尼时代以来，难道科学的每一次进步几乎不是自动导致人类身份的降低吗？难道这个经常被重复的论调，即正是人自己在追求真理过程中贬低了他的尊严，从而再度证明了他的优越性并且甚至提升了他的身份，不是比诡辩强点吗？或许事情正是往这个方向发展呢。然而，无论如何，作为科学家的人，是不会关心他自己在宇宙中的身份或在生物生命进化阶梯中的位置的；这种“不关心”是他的骄傲、他的荣耀。在物理学家知道如何分裂原子的那—刻，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分裂了原子，尽管他们完全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的做法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性。这个简单的事实表明了科学家本身甚至不关心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在此事上不关心这个星球本身的存在与否。所有“原子和平”协会，所有关于不要不明智地使用这一新型力量的警告，甚至所有科学家在第一颗原子弹降落到广岛和长崎时感受到的良心震动，都不能抹杀这个简单的、基本的事实。因为，在所有以上努力中，科学家们不是作为科学家在行动，而是作为公民在行动，如果他们的声音比外行的声音更具有权威性，那也只不过是因为科学家具有更多透彻的知识罢了。反对“征服空间”的论辩要想有效果、有说服力，除非它们能够证明整个征服空间的事业将自行导致自我毁灭。
已有迹象表明，事情大概确实就是如此，即使我们忽略人类寿命的限制（这个限制使人在任何情况下只能探索到浩瀚宇宙内紧邻他居所的地方，哪怕生物学能够极大地延长人的寿命，同时人能够以光速旅行）。自我毁灭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许就包含在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内。海森堡最终有力地表明了，所有人类设计的仪器从“真实世界的神秘线索”中获得的测量数据，其精确性最终都是绝对有限的。测不准原理断言，“有一些成对出现的性质，例如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以至于对其中一个测量的精确度提升了，另一个的精确度就要打折扣”。海森堡从这个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选择了哪一种测量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自然的哪一面要被测出来，哪一面要被遮蔽”。他认为，“原子物理学最重要的新成果就是承认有可能将完全不同类型的自然规律无矛盾地用在同一个物理事件上。这乃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个以特定基本理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规律系统内，只有某些特定的提问方式才是有意义的，于是一个系统区别于另一个系统之处就是它允许提出不同问题。”从这一点他得出结论说，现代科学对于纯粹现象背后的“真正实在”的追求——这一追求造成了我们居住的世界和导致了原子革命——最终走到了这一步，即人在科学研究中反倒丧失了自然世界的客观性，以至于他在追求“客观实在”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他处处“遭逢的是他本人”。
在我看来，海森堡的评论至此已超越了严格科学研究领域，如果运用到从现代科学中成长起来的技术中的话，真可谓切中时弊。过去几十年来科学的每一个进步，从它被技术吸纳并被引人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中去的那个时刻起，就源源不断地带来各种令人惊叹的工具和日新月异的机器。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要想在世界上每天不遇到非由自己制造的东西已不再可能了，以至于最后让他自己都变得面目不清。被发射到外太空的宇航员，身陷嵌满仪器的太空舱中，因为他和他周围环境的任何真正物理接触都会立刻导致他丧生。这个宇航员也许可以作为海森堡式的人的象征性化身——海森堡式的人，是一个最不可能遇到除了他自身和人造物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人，他越是热切地想从他和他周围非人世界的交往中消除一切人类中心主义的考虑，他就越可能陷入他自己和人造物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