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灾害是人类生活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面对变幻莫测的气象和横扫一切的力量，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通常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在古代，如果风调雨顺，海晏河清，则是太平盛世之景象；如果出现大面积灾殃，肯定是统治者暴虐引起上天的震怒。这里面包含着巫术，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现代政府也继承了这种巫术，他们也承受气象灾害带来的责难。不是因为“天命所系”，而是政府被认为有义务保护民众免于灾害。说通俗点，就是政府应提前告诉民众刮风下雨，遇灾时要排险排难，灾后要负责补救。姑且不说后面两项，单单是气象预报，很多人认为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按我国法律规定，气象预报的发布专属于政认，私人禁止发布。

且不说政府垄断天气发布是否合法，单看它的效果，恐怕很难令人满意。

听听当下天气预报，播音员通常说话模糊，语焉不详。他总是不停暗示，气象预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受众权且听听。一方面是技术原因，气象阴晴的确很难判定。另一方面是缺乏效率。气象预报存在或然率的问题，如果预报准确，官员很难获得激励（在民众眼中，气象局预报准确责无旁贷）；如果预报不准，他们的无能就暴露得十分明显，难免受责难。在这样的机制下，气象官员自然倾向于采用模糊话语对付。即便出现错误，一般人也不太在意。

如果面临的天气十分确定，气象局的反应是什么？通常他们会夸大灾害性。政府被寄予厚望，官员也自认应对损失负责。气象局会渲染灾害的恐怖，好使民众听从官员指令行事；如果灾害损失过大，咎责在天，官员并不承担多大责任。天气预报里，对于十分确定的灾害，例如台风、暴雨和干旱，天气预报总是夸大其辞称“百年不遇”，并非没有动机。

2012年7月21日北京地区下了一场暴雨，街市成泽国，数十人丧生。暴雨引起的周边地区山洪造成了更大损失。气象局对暴雨并非毫无预见，只是它无法料判雨势如此凶猛，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因此播报时并没有特别提示。绝大多数人像往常一样，对预报漫不经心，在音乐和播音员的闲谈中错过了避灾机会。

暴雨过后五天，7月26日，天气预报播出北京又将迎来暴雨。气象台发出蓝色警告，电视、广播和网络滚动提示。学校和很多公司都提前下班。官员走访小区，巡查街道，抢险人员随时待命。暴雨没有如期而至，全城折腾近似于一场闹剧。

此前谴责政府“公共不作为”的人没有声音，在他们眼中，政府反应过度，对民众“关切至深”是值得赞许，总比无所作为要好。他们并不关心“过度关心”所造成哪些不必要的损失。

政府对气象灾害“过度反应”很常见。在美国夏季，飓风登陆后州政府紧急疏散，甚至有权将滞留人员强行带离。政府疏散带来的忙乱损失，和飓风带来的损失相比，哪一点更为严重，恐怕真不好说。

政府发布气象预报失准，那是无法监督的。天气预报本来就存在或然率，归咎于技术问题太容易了。如果天气发布准确，并启动紧急程序，成本考量却很难判定（其中包括对自由的侵犯）。正如全国上下众多的地震局，气象局缺乏有效激励机制，也没有成本核算，官员效率低下，耗费公帑，徒增民众负担。

天气预报却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政府做不好，由谁来承担呢？有什么样的机制能提高防灾避险的效率？答案是市场中的企业。

气象成灾通常不是面对所有人，而是面向那些对气象敏感的产业和人群。例如农业、工业物料乃至驾驶者、旅游者。他们有强烈需求了解准确的气象信息。在市场中，能为他们高效服务的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直接和“灾害”打交道的，或者说，他们就是赌灾害的或然率。对于天气、灾害、风险，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对气象进分析，预警，同时具有丰富的经验。

如果保险公司高估风险，向投保人收取过高保费，那将被证明是缺乏效率的，其它效率更高的保险公司将把它逐出市场。如果低估了风险，那么意外的索赔也将令它付出代价。在这样的竞争机制下，保险公司的提示成了社会生活中非常有价值的提示。

一般性的气象预报，市场上有动机提供这项服务的人很多。码头渔船、物业农场、售卖商场、报刊广播、银行企业，众多人群的人都有动机提供这项服务。如果允许自由发布，甚至将这种信息作为定制收费服务，必将有优质信息源在长期竞争中取胜。

现今法律规定，企业和个人不得随意发布气象信息，这显然扼杀了很多良好服务。有些人认为，气象服务属于公共信息，随意发布将导致混乱。这是信息封闭后的想象。在信息开放的社会，你会相信路边占卜看天的算卦师吗？我想不太可能。即便有人买卦问天，也是个人自负，如何导致混乱呢。

气象预报是一种重要的市场需求，谁能准确发布信息，获得信誉，甚至通过气象预报帮助别人避险，赚取金钱，谁就能在市场上取胜。现下的格局是，私人的气象发布被禁止，气象局却能通过售卖气象信息大发其财。这是社会生活中不常被注意的“资源垄断”。

应该允许企业和个人自由监测天气，购买和发布信息。政府应允许企业参与气象卫星发射，最终实现气象卫星的全部商业化运行。气象预报市场化能提高预报效率，不依赖于官员管理，通过分工协作的市场机制，民间能更有效地防范灾害。同时还可以削减体制内的寄生官僚，缩小政府权力，减轻民众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