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百亿补贴切断，2000多家国企医院三年生死：关闭撤销、移交政府、国有平台整合还是社会资本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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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全国共有2000多家国企医院，国有企业每年提供的补贴高达100亿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2019年1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的规定，所有国企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下属医疗机构提供补贴。这对绝大多数长期亏损的国企医院而言，“断奶”意味着进入生死竞速，最后的大限在2021年。
“国企医院普遍过得不好，这也是一次重生的机会。”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对财新记者称，预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企医院改制将成医药界热点话题。“无论怎么改，关键是一定要保持国企医院的公立医院属性和非营利性。”顾晋认为，他所在的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正在引入社会资本，“首钢医院也在建院70周年之际思考愿景、目标和发展规划是什么。”
在广东湛江，2018年12月中旬，隶属于中海油集团南海西部公司的“南油医院”宣布进入关闭撤销程序，但半个月后又启动了社会资本改制。这家建院35年的二级甲等医院有400多名员工，年门诊量20万人次，与北大医疗、华润医疗、环球医疗等投资机构多轮谈判后引资失败，陷入停诊。在关闭与改制两条路非此即彼的“威逼”之下，职工们最终接受了后者，重启与一家投资公司的改制谈判。
山东济宁，山东省国企兖矿集团旗下兖矿总医院的下属矿山分院(下称矿山分院)，绝处逢生。2018年9月，矿山分院接受了中信产业基金控股的新里程医院集团(下称新里程)的重组改制。这家60岁的一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改制前已濒临倒闭，屋漏墙危。“一场大雨都能冲倒。”矿山分院院长赵保民对财新记者说。
改制带来了生机，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新里程从业务量、成本管控、药占比等方面都列出了明确的考核指标，要求矿山分院调整业务结构，尽快止损，在2020年必须达到盈亏平衡。赵保民只得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压缩后勤岗位人员，带着医生“走出去”到社区义诊;发展口腔、肛肠、中医和健康体检等专科业务。
同属兖矿总医院的济东院区则是另一番命运，其被济宁市政府划归公立医疗体系，以在缺乏公立医院的太白湖新区承担公共卫生职能。医院的150名员工正在忐忑等待，来自医院管理层的消息称，政府能给的编制不足100个，剩下的50人怎么办?谁能入编，谁在编外，医院内波澜暗涌。
国企医院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无论未来如何，停止补贴，国企已经把包袱甩出去了。”中国医院协会企业医院分会会长金永成对财新记者说。金永成曾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下属的航天中心医院任院长，历经多次国企医院改革。他对此次改制态度谨慎，“改制中有复杂的博弈关系，改制完成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四条路选哪条?
北京一家央企医院院长对财新记者透露，他在2018年底参与国务院国资委的一场内部会议，主管官员称，当时有700多家国企医院已启动改制，“这意味着还有1300多家国企医院还没有动，观望的太多。”他认为，国企医院改制涉及多方利益，尤其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随时可能扣下来，医务人员群体抗议层出不穷，社会影响恶劣，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国务院国资委意识到，之前134号文要求2018年底将2000家国企医院剥离完毕，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但直属央企仍要在2018年底拿出医院改制的可行性方案，明确股权
结构、估值标准、员工安置方案等细化内容，以确保2021年，国企医院从产权、控股权、经营管理、人员编制等方面彻底剥离，否则将直接向母体国企问责。
“三年缓冲期”令很多不愿松手医院资产的国企大松一口气。比如一些位于北京、规模庞大、经营完善的国企医院，“这些医院就是印钞机。”上述北京央企医院院长说，例如隶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北京航天总医院、航天中心医院等，“北京三家‘航天系’医院年收入50亿元左右，谁舍得放手?”
还有一些正在反哺严重亏损的母体国企的大型医院，“这些医院是‘提款机’，比如辽宁、吉林、河北等地个别煤矿和钢铁国企医院，经营不错，现金流充足，但母体国企亏损严重，从医院提钱给集团员工发工资。”一名贵州国企医院院长对此称，“医院院长也理解，毕竟母体好的时候给了补贴，现在不好了反哺是应该的。”
剥离时间表还有三年，但国企们还是要对下属医院作出选择:关闭撤销、移交地方政府、国有平台整合、社会资本改制，走哪一条路?
高价收购难找下家
改制之初，包括国有和民营在内的社会资本，“像圈地一样圈占国企医院”。一名上市医药公司投资部人士对财新记者回忆称，在2016年初，该公司董事长在战略会议上称，医疗行业刚刚“改革开放”，谁抢到国企医院就是抢到了政策红利。这个定调使得该公司投资部以激进的策略迅速拿下了几家西南地区国企医院，给的估值是同行竞争者的2倍左右。
国资操盘手
在经历了一轮由药企主导的高价收购诱惑和惨痛试错之后，国企医院对改制资本方的选择变得谨慎。
“国资背景是第一前提。”兖矿总医院院长张传军在2016年初时就打定了主意，当时兖矿总医院启动改制，前来洽谈的资本方近20家，复星集团、泰康保险、红杉资本等民营和外资机构直接在首轮出局，候选者剩下三家“国字号”:华润医疗、北大医疗和新里程。
华润在医院并购上最激进的阶段在 2011 年至 2014 年，一直走的是“高举高打，
自上而下”的并购路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买下控股权，医院还不是我的”
“如果把所有医疗机构视作生态链，那么国有企业医院长期处于生态链的末端。”林杨林在2019年初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对国企医院的看法:国企医院缺席了医保扩容背景下公立医院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缺席了超级医院发展的华西模式与郑大一附院模式，缺席了资本支持下的民营专科连锁发展模式。财政支持不如政府公立医院，教学科研不如大学附属医院，政策保护不如部队医院，市场拓展不如“莆田系”医院。甚至在过去几年大宗商品低迷时期，国企医院还经历了降薪与限制人才引进的釜底抽薪般的“自废武功模式”。
“出钱买下了医院的控股权，但医院还不一定是我的。”冯唐从投资人角度看，国企医院产权不明是最大障碍，后患无穷，直接后果就是投资方在融资和上市操作上备受掣肘。
改制之后，谁说了算?
社会资本砸下重金，进入了董事会，却不等于获得了管理权。在医院内部，院长、科室主任、医生骨干早已形成以药养医的既得利益链，话语权甚至比股东还大，投资方一旦要求抽出供应链利益，双方的矛盾立刻就会激化。
哪个模式能赚钱?
“单体医院赚钱不容易，投资医院一定要形成规模成为产业链，才能挤出利润来。”这几乎是医疗投资界的共识。
冯唐在2013年刚成立华润医疗时，就提出了当时颇具争议的说法——速度比完美更重要。即迅速达到万床规模，哪怕收购的医院在地理位置和专科能力上并没有那么好。“我当时主要担心的是团队人心不稳，对于其他潜在并购对象也有信心问题。”冯唐言下之意是，把资产迅速做大，对内对外都有很强的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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