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贸易谈判，最危险的论调就是脱钩论，美国最保守的那部分势力基于自身的认知和利益，希望中美脱钩。
国内也有人回应，尤其有些技术领域的人积极鼓吹中美脱钩，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其背后可能有利益诉求，因为脱钩之后国家就会千亿千亿地投入去做技术攻
关，但是有些条件不允许的技术攻关，投入很大取得的效果一般，会造成巨大浪费。
所以这个话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做严肃的公开讨论，不然就会犯错误。
首先，我们对贸易战要心态平和，贸易战只是正常的国际贸易纠纷，它的严重程度远未达到可以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地步。
我们不能把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拔得那么高。
美国在80年代跟日本也打过一次贸易战，即便他们是盟友，照样有贸易战。
因为美国霸道惯了，只要自己出现问题，他希望别的国家作出调整来适应它，而不是它自己作调整，这是它对待所有国家的通用手段，所以不宜对中美贸易纠纷作出额外解读，中美贸易战也仅仅处于贸易纠纷层面，不能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第二，中美贸易战中，有一个影响我们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美国朝野甚至美国政府不是铁板一块。
我们不能把美国对华的每一项政策，都理解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宏大严密战略的一部分。
但这个判断在国内几乎已经成为共识：
美国上下一心，下定决心要搞死中国，它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这个大战略的一部分。
第三，一个开放共融的世界体系才是中国实现技术赶超的最佳环境，关起门来搞独立创新有可能搞成，但是代价太大，不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下面我具体谈谈中美贸易战的基本背景。
敌视中国的是美国少数派
美国挑起贸易战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美国人既有共识又有分歧。
首先，大部分美国精英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也就是对华接触政策是失败的。
他们所谓的失败，是指中国没有变得越来越像美国，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对华和平演变失败了。
这个看法虽然接近成为他们的共识，但也并非铁板一块。
《华盛顿邮报》不久前刊登了100多人的联署信，就是反对将中国视为对手。
这些人并非都是中国通，他们不过是对中国比较理性的一批人，他们并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了。
美国对华战略发生变化不是从特朗普政府才开始的，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第一届奥巴马政府时期。
其标志是奥巴马推出重返亚太战略，美国那时就已经放弃了所谓的接触政策，变为提防中国。
因为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对美国人产生了心理挑战，他们觉得看不清中国了，要提防中国，要重返亚太。
所以中美关系变化并非特朗普一手促成。
贸易战的爆发主要推手还是特朗普和他的助手们。
特朗普、莱特希泽、纳瓦罗，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是大问题，美国大量企业转移到海外，产业出现空心化这也是大问题。
他们的判断有正确的成分，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巨额赤字下去，这会输光未来。
所谓贸易赤字，就是财富的转移，现在欠的债，将来子孙后代还得还。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同时，美国的产业空心化的确也是个问题，好多人没有工作了。
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经济学家看来是错误的，用增加关税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美国经济结构形成的问题。
美国向高端产业发展，美国经济主要分布在东海岸、西海岸，东海岸是金融、教育，西海岸是高科技产业，中间内陆基本没什么很好的产业。
民主党人的票仓都基本集中在东西海岸，中间地带都投共和党。
希拉里得票多是因为沿海这些州的人口多，但中间地带的州的数目多，所以特朗普输了选票但赢了州，最后赢了选举。
这实际上是美国的空心化造成的，很多人无法得到很好的就业，他们自然会抱怨。
特朗普认识到了问题，但他开的药方是错的，全世界的人都反对他，既没有把自己的病治好，又把全世界搅乱了。
但他相信这一点。
但是特朗普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人。
他是商人出身，他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没有概念，他骂前任只说他们把经济搞坏了，纵容中国获得巨额顺差。
他对和平演变中国也没有概念。
所以，特朗普并非美国真正的强硬派，但强硬派很自然地要借力特朗普。
虽然特朗普的注意力经常转移，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就是关税，从他年轻到现在一直就这么讲，80年代接受采访他也是这么说的。
特朗普不在意中国是否在进步，中国的营商环境好不好，是不是给美国企业国民待遇，这不在他的关心范围，纳瓦罗、莱特希泽亦然，他们只要求给予在华美国企业所谓的公平对待。
因为中国真的把外商的经营环境都搞好了，给国外企业国民待遇了，那美国企业来中国的就更多了，跟他们的意图完全相反。
他们要的是把美国企业都拉回美国。
中国的增长速度下降，相应地，美国企业就感觉在华大环境变坏，这样特朗普就特别高兴。
他就讲，美国企业还待在中国干什么，赶紧回来吧。
所以特朗普对中国改革，中国变成什么是没有兴趣的，他的幕僚也没有兴趣，但之所以把这些内容列为谈判重点，只是为了占据道德高地和受到美国企业的压力。
按特朗普的想法，直接加关税、让中国买更多的东西就成了，没必要费力去谈其他事。
之所以加了国民待遇这些谈判内容，是美国企业在起作用。
不要小看美国企业和华尔街的能量，他们希望中美不要脱钩，中国的运营环境赶紧改善，实现外企国民待遇。
他们在搭贸易战的便车，是他们迫使特朗普政府提出改善外企在华营商环境。
所以，对美国企业，我们要两方面地看。
一方面，在贸易谈判里它是对中国施压的一个源泉，姆努钦代表他们的利益。
姆努钦本身就是华尔街出来的，他自然代表企业利益。
但他很少谈关税，因为他明白关税没用，所以关税让莱特希泽和纳瓦罗去谈。
因此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我们不能将他们等同视之。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是中美之间的黏合剂，没有美国企业，对华为的处置转向不会那么快的回转，这显然跟利益相关的美国企业有很大关系。
所以美国企业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基石，我们要积极争取。
美国真正的强硬派，是共和党的少数极端保守派和美国的安全部门，即所谓的Deep state，后者肩负着美国国家安全的职责，是单独运作的一条线，它们有权力监视总统，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安装有摄像头，总统的一举一动全部被录下来，由它们保存。
它们是美国的最后一道锁，美国紧要关头是它们在掌控，而不是总统，但只有美国面临崩溃或者出了天大的问题的时候它们才会出来。
它们仇视中国，想和中国完全脱钩。
但强硬派只是少数。
Deep state可以做一些事情，但他们不掌握美国日常运作的方向，通常情况下掌握美国的人仍然是民选政府。
民主党相对温和，他们关心的问题和共和党不一样，他们更关注中国的人权、环境这些议题，这也是我们可以谈判的问题。
对于特朗普的阁僚我们也要具体分析，蓬佩奥志在特朗普两任之后的政治前途，他需要特朗普的支持来实现上位，但他有自己的判断，很多时候他只是顺着特朗普，只说不做。
彭斯代表共和党保守派，但他是不是骨子里反华很难说。
美国政客表面说一套，实际做另外一套，不能听他说什么，就判定他的政治谱系。
美国只有极少数铁了心要和中国完全脱钩的势力，这个判断一定要清晰。
不能因为特朗普通过关税打压中国，就认为美国铁板一块地都要打压中国。
这是错误的。
美国是个秩序多元的国家，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内部乱得一塌糊涂，各方意见互相打架，甚至特朗普自己都跟自己打架。
我们不能期待这届美国政府有一致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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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要弄清楚的是，中美是不是必有一战，中美竞争是否是零和博弈？
中美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手，二者的政治制度不一样，而且我们对美国的技术追赶，让美国感到了压力，所以中美不能不说是对手，但是和平竞争是可以实现的。
苏美相争时，意识形态争端那么强烈，也没有出现热战，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而中美还有大量的经贸往来，连冷战都没有出现，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中美贸易纠纷想象得那么严重。
况且中国不是苏联，我们拥抱了很多世界价值，中国在过去40年有非常大的改变。
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超苏联，苏联在其国力最强盛的时候，GDP也没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现在经济总量是美国的60%，而且我们的增长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从实力对比来看，中美和美苏没有可比性，中美融合也远超美苏。
美国军方也有表态，最近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讲话，说中美是竞争关系，但未必是敌人。
美国多数人不想和中国成为敌人，如果这两个大国为敌，那个代价太高。
中美要坚持竞合关系，双方要和平竞争。
中美有很多合作机会，美国农产品、天然气、客机需要找到买家，中国也需要这些产品。
同时中美之间人文交流频繁，两方面都受益。
现在这种信息流是双向的，技术流恐怕也很快要变成双向的，并不仅仅是单向的从美国流向中国，慢慢的反过来流了。
BAT、华为是世界一流的公司，它们有些技术超越了美国企业，这种情况下技术流是双向的。
技术流不一定是把技术拿到美国去，人员的交流就是一种技术流，这种交流就会造成技术的双向交流。
此外，在国际舞台，中美有很多合作机会，如WTO、国际反恐、国际援助，甚至在“一带一路”中美也应该合作。
中国要积极参与和制造多边机制来对冲美国的压力。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就做得很好。
一开始美国反对，但英国参加之后，欧洲国家都参加了，现在成为由中国发起的多边机制的典范。
那么，“一带一路”能不能变成一个多边合作机制？
因为一带一路单靠中国推动会涉及很高的成本，而且容易被误解。
如果“一带一路”像亚投行一样形成多边机制，尽管一开始可能很多人怀疑，但一旦做起来，怀疑的声音就会小了。
OECD是我们可资参考的多边机制的典范。
我去那里开过很多次会。
它是1960年代肯尼迪总统倡导设立的。
OECD是一个富国俱乐部，不是能发号施令的组织，而是一个知识银行。
它创造知识，即所谓的最佳实践，产生了很多在成员国间推行的最佳实践，而后又跨出了成员国影响了全世界。
所以OECD一直很有影响力。
我们需要建设这样一个相似的组织，因为OECD是富国的俱乐部，南方国家也需要适合自己发展程度的最佳实践。
我觉得是需要的。
“一带一路”也应该做成这样。
当“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世界级多边机制组织后，总部可以设在欧洲，就像当年OECD不是设在美国，而是设在巴黎一样。
大家一起商量“一带一路”最佳实践是什么，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大家都明白这个组织是中国主导的，但因为是个透明的多边机制，没有人会有意见。
就像亚投行，难道大家不明白是中国主导的吗？
因为那是个多边机制，大家都愿意接受。
再来看WTO。
美国人说我们没有履行加入WTO的承诺，这是错误的。
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时候，WTO出台了一个报告，说中国是基本上实现了承诺。
但是中国有一点要改进，改了之后就可以和美国之外的其它国家合作了。
中国加入WTO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的，我们加入WTO已经二十年，也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WTO框架定义中，发展中国家是有实际利益的。
但我们是不是还要坚持这个身份？
我觉得没有必要。
首先，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如此之大，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大。
中国已经担负的责任和应该担负的责任，不再与发展中国家匹配。
比如，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外援那么多，这不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所为。
第二，中国在WTO框架中受益非常多。
过去二十年在WTO的框架中，中国是受益最大的国家，现在到我们回报WTO的时候了。
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这些责任主要是在援助、维和、反恐等方面，但是中国应该参与更高端的责任。
譬如，对于WTO的改革，中国要有足够的参与，但前提是中国必须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
这样，中国可以在WTO内部化解很大矛盾 --- 至少欧洲和日本觉得中国应该开始承担和它们差不多的责任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
按OECD的说法，国有企业要符合竞争中性。
中国实现了国企竞争中性，就能满足WTO的要求，那么，参与WTO改革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之所以中国要参与WTO改革，原因是WTO改革现在被美国阻挠，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都想改革，这是中国巩固老朋友、发展新盟友的好机会。
中国这样做就可以把自己变为多数派，事实上孤立美国。
自我阐释的方法论
在国家的全面竞争中，我们阐述自己的制度，要有一套可以让别人接受的方法，我们要学会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来诠释现在的制度，这样更容易被世界接受。
比如我们目前选贤任能的方式，是继承了中国过去2000多年的传统。
中国从西汉开始2200年来就是用这种方法在选拔人才。
还有儒家“和”的概念。
我们承认中美之间有竞争，但目标不是把谁灭掉，我们的目标是世界融合。
世界古代三大文明，中国是唯一一个不间断的存续下来的，“和”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存续之道。
西方言必称希腊，那我们可以言必称孔孟。
难道说希腊就一定比儒家、道家的东西要高一等吗？
目前世界遇到的各种问题，需要中华文明来做一些改造。
希腊文明被想象得那么美好，但其实只有雅典对内实行民主制，而斯巴达就不是民主制，其他地方可能还是奴隶制。
雅典对内民主，但它对外是征服，被征服的城邦要给它纳贡。
雅典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因为它们的附属国间的争端而引起的。
所以，希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西方文明一直是对外征服的文明 --- 当然它也有好的一面，它要去征服别人、征服自然，所以产生了科学。
中国儒家讲如何和平地生活，道家讲如何跟自然成为一体。
二者映射到国际秩序中，就是“和”。
春秋战国的很长时期里，大国和小国之间并不是纯粹的掠夺和被掠夺关系；
小国鲁国和大国齐国长期共处，它们互相进贡，互赠礼物，尽管按实力大小来说鲁国应该天天给齐国进贡才对。
今天我们在重新思考世界秩序的时候，中国的这种文化对世界应该有所贡献。
竞争的最终目标是要融合起来，不是西方那种征服。
如果我们用这套方法讲国际社会的竞合关系，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
贸易战的烈度
中美贸易纠纷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决定着我们的工作重心在哪里。
中美贸易纠纷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实际影响比较小，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到我国全部出口量的16%。
上半年中国对美贸易下降了10%，这部分占中国全部贸易量的1.6%。
有些人说贸易战造成的出口下降导致我们经济困难。
有些企业的确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宏观数据对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