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御史台院内，柏树苍苍，常有乌鸦在此栖居。
一代文豪苏东坡被囚此地103天，几乎陷于被砍头之绝境。
著名的“乌台诗案”就发生于此。
宋太祖曾刻石铭志，其中有“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一条。
但“乌台诗案”就差一点毁了太祖遗训。
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
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
苏轼是被告。
原告是：
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
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原来，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
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
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
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
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
知湖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事情的导火线，实在很不起眼，一篇《湖州谢上表》， 苏轼在徐州调任湖州前夜，写了篇《湖州谢上表》，这只是规定动作，朝廷让你调任，证明组织信任你，你自然得上表谢恩。
苏轼很谦虚，整篇文章除了阐述自己毫无政绩，忝列门墙外，就是大段大段感念皇恩浩荡，如沐春风。
如果仅是这样，那肯定过关。
不知苏轼是无心还是有意，他在文章的最后不经意吐槽了一句：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就是，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爱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勉强及格。
舒亶时为御史，读到苏轼的《湖州谢上表》，看出苏大学士是在讽刺他们这伙新党小将无事生非。
于是找皇帝告了一状：
“（苏）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
”御史中丞李定与另一名御史何正臣，也交章弹劾苏轼指斥乘舆、诽谤朝政。
这几名御史为坐实苏轼之罪，还搜罗了三卷刊印发行的苏轼诗集，在神宗面前一一点明诗中包藏的祸心：
陛下，您看看苏轼的诗写得多么反对。
陛下发放青苗钱救济贫民，苏轼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设明法考试考核群吏，苏轼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兴修水利，苏轼却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推行盐法，苏轼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这些诗句，“无一不以诋谤为主”，传播中外，影响极坏。
其时，宋神宗极力推行的新法正进入艰难时期，听说苏轼的诗文都是在讥讽变法，心里也很不爽快，便应台谏官之请，“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
御史台则派了太常博士皇甫遵，带着两名台卒，疾驰湖州捉人。
苏轼在狱中的日子可谓凄惨至极，惶惶不可终日。
审讯者常常通宵达旦对其辱骂、恫吓，从其泛泛的诗文中摘取大量字句，要其承认愚弄朝廷、毁谤国事。
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不得不作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
一件小事的发生曾使狱中的苏轼大受惊吓。
湖州被捕时，苏轼曾与儿子密约，送饭时只送蔬菜和肉，非有坏消息不能送鱼。
因儿子苏迈离京去别处筹钱，把送饭之事暂交与朋友，匆忙中却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的约定。
巧的是这位朋友恰好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
苏轼大惊失色，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惶惶不安中在《狱中寄子由》里写下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等诗句;又给弟弟苏辙写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的诀别诗。
狱吏照例按规定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
神宗读到这两首诗，深受感触之余，也不禁为苏轼的才华所折服。
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特别是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亦不计前嫌，上书劝神宗：
“圣朝不宜诛名士” (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
其实神宗内心里也没有杀苏轼的意思，只是想杀杀他的锐气，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县级武装部副部长之职)。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中国这位光照千古，集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得以保全了性命。
《宋史》对宋神宗的评价：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
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
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
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
未几，王安石入相。
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
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
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
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
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
惜哉！
”
对苏轼及其亲友来说，“乌台诗案”是无妄之灾；
对赵宋王朝而言，“乌台诗案”是难以洗涮的污点。
而作为一名站在历史现场之外的宋朝制度的观察者，我从“乌台诗案”的发生，看到了北宋后期党争背景下的政治不宽容；
也从“乌台诗案”的进展，看到了宋朝政治与司法制度的一抹文明底色。
正是这文明底色，使得“乌台诗案”毕竟不同于明清时期的“文字狱”。
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诗中依然带刺，因为“少年鸡”指斥的是谄媚皇帝的得志小人。但朝廷无意、权臣无力，也就不再追究了。
“乌台诗案”，反映了封建制度发展到下行阶段，思想文化专制的强化。
而回溯唐朝，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的文化政策下，文人和诗人思想解放，题材和内容无所拘束，甚至可以直接指斥皇帝得失，或以皇室事件（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为创作原本；及至苏东坡所在的宋朝，思想保守、禁忌渐多。权臣生事，文人受难。好在神宗皇帝最终还算明白，放了东坡一马。故“乌台诗案”在当时没有造成太大的后果。但却开了因文章诗词获罪的先例，更是清朝文字狱的先河。后世的文字狱愈演愈烈，往往是由皇帝亲自发动，就难免造成更多的错案冤案。其间的深刻教训，是应当为后人所记取的。
《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正如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自从我来到黄州，已经度过三次寒食节了。每年都惋惜着春天残落，却无奈春光离去并不需要人的悼惜。今年的春雨绵绵不绝，接连两个月如同秋天萧瑟的春寒，天气令人郁闷。在愁卧中听说海棠花谢了，雨后凋落的花瓣在污泥上显得残红狼藉。美丽的花经过雨水摧残凋谢，就像是被有力者在半夜背负而去，叫人无力可施。这和患病的少年，病后起来头发已经衰白又有何异呢？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春天江水高涨将要浸入门内，雨势袭来没有停止的迹象，小屋子像一叶渔舟,飘流在苍茫烟水中厨房里空荡荡的，只好煮些蔬菜，在破灶里用湿芦苇烧着，本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时候，看见乌鸦衔着纸钱，才想到今天是寒食节。想回去报效朝廷，无奈国君门深九重，可望而不可及；想回故乡，但是祖坟却远隔万里，本来也想学阮籍作途穷之哭，但心却如死灰不能复燃。
东坡书。豪宕秀逸。为颜杨以后一人。此卷乃谪黄州日所书。后有山谷跋。倾倒已极。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者。坡论书诗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又云。读书万卷始通神。若区区于点画波磔间。求之则失之远矣。乾隆戊辰（1748）清和月上澣八日御识。
清高宗，弘曆（1711-1799），清世宗四子，庙号高宗，年号乾隆。
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黄庭坚（1045-1105），洪州分宁人，字鲁直，号山谷、山谷道人、涪翁。
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蹟。不下三十馀卷。必以此为甲观。已摹刻戏鸿堂帖中。董其昌观并题。
董其昌（1555-1636），华亭人，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思翁。
东坡老仙三诗。先世旧所藏。伯祖永安大夫尝谒山谷于眉之青神。有携行书帖。山谷接跋其后。此诗其一也。老仙文高笔妙。粲若霄汉云霞之丽。山谷又发扬蹈厉之。可为绝代之珍矣。昔曾大父礼院官中秘书。与李常公择为僚。山谷母夫人。公择女弟也。山谷与永安帖自言。识先礼院于公择舅坐上。由是与永安游好。有先礼院所藏昭陵御飞白记及曾叔祖卢山府君志。名皆列山谷集。惟诸跋世不尽见。此跋尤恢奇。因详著卷后。永安为河南属邑。伯祖尝为之宰云。三晋张縯季长甫。懿文堂。
张縯，字季长，南宋隆兴元年（1173）进士。
东坡先生此帖。曾罹咸丰八（点去）年。英法联军焚燬圆明园之厄。尔后。元入日本。后遇东京空前震火之劫。详见卷后颜世清。内藤虎两跋。二次世界战争期间。东京都区大半为我盟邦空军所毁。此帖依然无恙。战事甫结。予嘱友人踪购得之。乃购回中土。并记于此。后之人当必益加珍护也。十。民国纪元四十八年元旦王世杰识于台北。
王世杰（1891-1981），号雪艇，湖北省崇阳人。
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引首乾隆帝行书。雪堂馀韵四字。用仿澄心堂纸致佳者。东坡诗黄山谷跋并无名款。山谷跋后。又有董玄宰跋语。张青父清河书画舫云。东坡草书寒食诗。当属最胜。卞令之书画彙考亦已著录。阮芸台石渠随笔云。苏轼黄州寒食诗墨蹟。卷后有黄鲁直跋。为世鸿宝。戏鸿堂所刻止苏诗黄跋。其后张縯一跋，人未之见其跋云云。彭大司空云。縯跋所谓永安。庭坚为作仁宗皇帝御书记者也。庐山府君乃公裕弟。公邵官通直郎。知庐山县。张氏世为蜀州江原人。云。出留侯之裔。故以三晋署望也。虎按。卷中埋轮之后印。实系张氏所钤。又有天历之宝及孙退谷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为虎次郎，字炳卿。
予于丁巳（1917）冬尝观此卷于燕京书画展览会。时为完颜朴孙所藏。震灾以后。惺堂寄收予斋中半岁馀。昕夕把玩。益歎观止。乃磨乾隆御墨。用心太平室纯狼毫作此跋。愧不能若东坡。此卷用鸡毫弱翰而挥洒自在耳。虎又书。
东坡寒食帖山谷跋尾。历元明清。叠经著录。咸推为苏书第一。乾隆间归内府。曾刻入三希堂帖。咸丰庚申之变。圆名园焚。此卷劫馀。流落人间。帖有烧痕印。其时也。嗣为吾乡冯展云所得...
颜世清（1873-1929），字韵伯，号瓢叟。
先师张文襄公嗜东坡书。光绪壬寅（1902）公建节武昌。客有持此卷请谒。公赏玩不置。谓平生所（点记）苏书墨迹。以此卷及内府藏桤木诗为第一。客喜甚。言将奉献真。微露请求意。公曰。时已仲春。貂裘适可付质库。若以价相让。当留之。否则不敢受也。客大失望。因求公题识。时方向夕公乃张宴。邀端忠敏。梁文忠。马季立孝廉与予同赏之。且语众曰。如此剧迹。不可不一见。明日。物主人将此北归矣。时物主方在坐。喻公意乃然。请曰。若许加题。当迟行程一二日。公曰。山谷老人谓此书兼鲁公少师李西台之长。某意则得法于北海与鲁公。然前人所言。乌可...
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号雷堂，字叔言。
苏文忠寒食帖。由颜韵伯以金六万元售于菊池惺堂。已见内藤跋于龙眠潇湘图。系团匪乱流入日本。书估菊池。亲属某以六千元收得。以六万元转售于菊池。价差甚钜。书估菊池俱大非之。几至兴讼。事在菊池购苏帖之前。前跋误载此段。今再志。以之存其真。郭彝民又记
郭枻，字彝民，民国三十三年任国民政府委员。
《寒食帖》全貌
诗中阴霾的意象如小屋、空庖、乌衔纸、 坟墓……渲染出一种沉郁、凄怆的意境。表达出了作者时运不济谪居黄州的灰暗烦闷的心境。从文中“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可以想见他窘迫的生活。这两首诗放在苏轼三千多首诗词中，并非是其上乘之作。而当作者换用另一种艺术形式——书法表达出来的时候，那淋漓多姿、意蕴丰厚的书法意象酿造出来的悲凉意境，遂使《黄州寒食诗帖》成为千古名作。
品其诗，苍劲沉郁，饱含着生活凄苦，心境悲凉的感伤，富有强烈的感染力；论其书，笔酣墨饱，神充气足，恣肆跌宕，飞扬飘洒，巧妙地将诗情、画意、书境三者融为一体，毕现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精髓。
诗稿诞生后，几经周转，传到了河南永安县令张浩之手。由于张浩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相熟识，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张浩携诗稿到四川眉州青神县谒见黄庭坚。黄庭坚一见诗稿，十分倾倒，又思及当时远谪海南的师友，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被谪贬在惠州的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激动之情难以自禁，于是欣然命笔，题跋于诗稿。黄庭坚论语精当，书法妙绝，气酣而笔健，叹为观止，与苏诗苏字并列可谓珠联璧合。
历代鉴赏家均对《寒食帖》推崇备至，称道这是一篇旷世神品。南宋初年，张浩的侄孙张演在诗稿后另纸题跋中说：“老仙（指苏轼）文笔高妙，灿若霄汉、云霞之丽，山谷（指黄庭坚）又发扬蹈历之，可谓绝代之珍矣”。自此，《黄州寒食二首》诗稿被称之为“帖”。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则在帖后题曰：“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清代将《寒食帖》收回内府，并列入《三希堂帖》。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初八日，乾隆帝亲自题跋于帖后“东坡书豪宕秀逸，为颜、杨后一人。此卷乃谪黄州日所书，后有山谷跋，倾倒至极，所谓无意于佳乃佳……”为彰往事，又特书“雪堂余韵”四字于卷首。
苏轼对黄庭坚书法的评语，认为其结字过於狭长，外观犹如”树梢挂蛇”。不过，东坡也在自己书法中加入此种结字，以增加章法的跌宕变化。黄庭坚以”石压虾蟆”来形容苏轼书写时，经常出现的横扁结字。根据黄庭坚的说法，东坡不善悬腕，故书写时的活动范围较局促，单字的右侧不易开展，如戈笔就容易成为病笔，形成”左秀右枯”的状况。然此现象就如”西施捧心而颦”，虽然是缺点却也是其书作之特色。”衔纸”二字悬针笔法，极其生动，可知苏轼并非不能悬腕。作品用笔的厚重来自颜真卿的影响，”水”字的捺笔动作可见一斑。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此卷同治年间（1862~1874 ）为广东人冯氏收藏，遭遇火灾，所以下端留下火灼痕迹。1922年为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收藏，约1949年归台北收藏家，1987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购回。
到了近代，《寒食帖》的命运多舛。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寒食帖》险遭焚毁，旋即流落民间，为冯展云所得，冯死后为盛伯羲密藏，盛死后被完颜朴孙购得，曾于1917年在北京书画展览会上展出过，受到书画收藏界的密切关注。1918年转传到颜韵伯手中。当年12月19日为苏轼生日，颜韵伯作跋记录此事本末。1922年，颜韵伯游览日本东京时，将《寒食帖》高价出售给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1923年9月，日本东京大地震，菊池家遭灾，所藏古代名人字画几乎被毁一空，当时，菊池惺堂冒着生命危险，从烈火中将《寒食帖》抢救出来，一时传为佳话。震灾之后，菊池惺堂将《寒食帖》寄藏于友人内藤虎斋中年年有余。1924年4月，内藤虎应菊池惺堂之请，作跋以记《寒食帖》从中国辗转递藏至日本之大概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京屡遭美国空军轰炸，《寒食帖》幸而无恙。
《寒食帖》流失海外一直使华夏子孙耿耿于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私嘱友人在日本访觅《寒食帖》，当知下落后，即以重金购回，并题跋于帖后，略述其流失日本以及从日本回归中国的大致过程，千年国宝赖王世杰先生之力回归祖国，至今仍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十数年后，在台北的一次书画展中展出了一幅长达7.3米的《寒食帖》卷轴复制品，轰动一时，见者无不称奇。据说此种复制品只有10件，大部分被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国家博物馆珍藏，有两件则下落不明。1975年前后，日本友人著名的“东坡迷”山上次郎花巨资买下了台北展厅中的最后一幅复制品。1985年11月2日，山上次郎率日本“东坡参观访问团”来到黄州东坡赤壁，出于对苏轼的景仰，也出于对东坡赤壁的钟情，山上次郎慨然将其高价购到的最后一幅《寒食帖》卷轴复制品捐赠给东坡赤壁管理处，这幅复制作品因而成为在中国大陆的唯一珍品。1995年，又经山上次郎倡议，在东坡赤壁修建了“中日友好之舍”，首次公开展出了该《寒食帖》卷轴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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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苏轼与瘟疫
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位于湖北省东部、距离武汉78公里。
公众眼里的黄冈标签，一是苏轼苏东坡，二是黄冈秘卷。如今又多了一样。
元丰二年（1079 年）十二月，苏轼受乌台诗案影响，被贬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那年他四十四岁。
元丰二年的元月壬日，苏轼尚还能意气风发地和雷胜
（陇西人，京东第二将，臂力惊人，骑射敏妙）
等十人狩猎徐州城南，以
“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
为韵作诗（《苏轼年谱》卷十八“元丰二年”），还特意作了《猎会诗序》来记录这件事
，“……客皆惊笑乐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润风和，观者数千人”。（《苏轼文集》卷十）
可以说是一桩值得记录的乐事了。
有时世事变幻便是如此。公元2020年和公元1079年并无差别，前一刻还意气风发大笑挽弓，后一刻便风云突变心态颓唐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上《湖州谢表》，其中
“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
给自己招来祸事。七月二十八日，上任仅三个月的苏轼，被中使皇甫遵“勾摄”至御史台。八月十八日，赴御史台狱；十二月二十六日，授苏轼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离开京城赴任黄州。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上谢表。后人评论此谢表
“悔而不屈，哀而不怨。”（《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跋东坡黄州谢表》）
黄州在熙宁之后便属淮南西路，治黄冈，县三：黄冈、黄陂、麻城。黄州之名最初出于隋代，后来被称为齐安，到唐代称为黄州，到了宋代得以固定下来。
冬天的黄州气温与今日无异，据苏轼自己描述：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 （《与章子厚书》）
他先是住在黄冈县东南的定慧院，定慧院杂花满山，却有海棠一株，诗道：“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雨中有泪亦悽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分明是说他自己。在定慧院，他还写下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经历大劫难、初到偏僻之地的苏轼，心情可见一斑。
刚到黄州的苏轼，如同当今的湖北乡亲一样，人皆畏避，唯恐与他交往牵连到自己，日子过得不可谓不艰苦。起初他担心自己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确实如此。他在给秦观的信中写道，每月他会取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需要取用时便用画叉挑取一块，然后用大竹筒储藏那些没用完的钱以待宾客——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宾客。他天真地盘算了一下，自己的钱够用一年多，那怎么办呢？经过一轮盘算之后，似乎应该为贫困潦倒而悲泣的苏轼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反正够用一年啊，到了那时候我还可以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看看，没什么好操心的！（《答秦太虚书》）
哀怨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接下来，苏轼开始操心寻找美食，当地特产江鱼、竹笋、猪肉……他都饶有兴致地予以尝试，并严肃地撰写《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元丰四年（1081），苏轼开垦东门外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将其命名为黄州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与田夫野老相从于溪山间，日子过得津津有味。元丰五年，他在东坡筑屋，其时飘雪，遂命名为东坡雪堂。在黄州他看似一无所有，却又迎来了人生转折。《定风波》、《前、后赤壁赋》均创作于这个时期，境遇的大开大合，开启或是印证了他豁达的副本，一开始的忧闷一扫而空，从此是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是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是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是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元丰三年，黄州遭遇了一场大疫。本无处事权、自身难保的苏轼惦念当地百姓，用圣散子方予以治疗，所全活者不可胜数（《东坡全集》卷34《圣散子叙》）。他提及，自古论病，以伤寒最为危急，以圣散子方来治疗，尤为有效。此方他是从老乡巢谷处求得，本答应了巢谷不以此方传人，但还是将其传给了蕲水人名医庞安时。后来庞安时在著作《伤寒总病论》中附了此方。并有《圣散子方》一卷流传, 以后被收入《苏沈良方》中。
元丰三年至七年，和苏轼同期遭遇贬谪的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同样遭遇了一场大疫，足见这场疫情不止局限在黄州一处，而苏轼也将圣散子方授予了他亲爱的子由。
“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 （《雍正江西通志》卷60《名宦四》）
当时的人同样是禁止往来，因为内心惶恐而求助于巫卜，苏辙采取的方法也是多制圣散子和糜粥，遍谒病家予之，所活无数。
数年后转知杭州的苏轼又碰到过一起疫情。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大旱，饥荒瘟疫并作。这次苏轼同样用了圣散子方救了数千人（苏轼《圣散子方后序》）。然而圣散子方在后世的几次使用中出了差错，根据叶石林《避暑录话》记载：
“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
此次疫情当是金兵围攻汴京之后造成的大疫，据
《宋史·五行志》：“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乎半数。”
以及，明代某次瘟疫，根据俞弁《续医说》记载，明弘治癸丑年的吴中大疫因为用了圣散子方，“十无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