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超哥带着大包小包，切换四种交通工具，奔波数百里，风尘仆仆地赶回了家。

推开门，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

「回来啦，晚上想吃点什么啊？」

「随便吧。」

「那包饺子吧，你在外面吃不到家里包的。」

「不想吃，没几天就过年了，又得天天吃饺子......」

尽管如此，晚餐桌子的正中间，还是一盘饺子。

夹起一个放在嘴里，脸上的表情也绽开了。好吃吗？其实不太能说得上来，可看着老两口一个擀皮儿一个和馅儿，忙活得热火朝天的样子，总觉得这样才算回了家。

年夜饭的鱼肉荤腥太重，常常让人望而却步，可我们总能从那一桌子菜里觅到难舍难离的味道。它不一定是价格昂贵的海味山珍，不一定是做法考究的玉盘珍馐，却总让我们跨越山海地回家，一尝再尝它的滋味。

还有4天就是除夕，超哥收集了5道「最想念的年夜饭」，不论你是否已经回家，那些熟悉的味道始终都在等你。

对我来说，年夜饭上最重要的角色，是我妈做的红烧肉。

我妈做红烧肉的独门绝技传自我的外婆，时至今日却变得非常特殊，甚至可以说有点「胡来」——肉用的不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而是偏瘦的猪前腿肉。也不用大块冰糖炒糖色，而是选用生抽提鲜，老抽上色。

造成这种变异的罪魁祸首，就是我。

从小我就爱吃红烧肉，但是一直受不了肥肉奇怪的口感，吃一口就会开始不停地发抖。所以每次吃，都会把肥肉小心翼翼地啃掉，再仔细品尝中间夹着的瘦肉。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够挑剔了。

而我妈因为爱我，再加上没钱但头脑灵活，想出了一个绝招——只买偏瘦的猪前腿肉。把肥肉、瘦肉、皮分开，先用皮和肥肉在锅里榨出油脂提香，再将多余的肥肉丢掉，加入瘦肉翻炒。既省油，又保留了红烧肉油脂的香气。

同时，为了能让我在吃爽的同时不要胖得太离谱，智慧如我的母亲，放弃了炒糖色，选择了比较不胖人的老抽上色。回甘不够，咸香来凑，最后加上一勺奶奶亲手做的豆瓣酱。酱香，油香再加上一点跳跃的辣，在一块肉里成功会合，吃上一口，整个胃才算是回家了。

来北京之后的7年，不论我换多少种不同牌子的豆瓣酱，尝试了多少种做法，都再也做不出那种味道。

不过想想也是，一碗凝结了我外婆、奶奶、妈妈三个女人智慧和爱的结晶的红烧肉，是那么容易就能模仿的吗？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闽南小孩，年夜饭自然少不了海鲜。而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我们酒桌上一道普普通通的下酒菜——青椒炒鱿鱼。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围在大人的酒桌旁。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父亲会搬出院子里的小凳和矮桌，招呼提着酒来串门的叔叔坐下，然后去厨房做一盘青椒炒鱿鱼下酒，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喝起来。

因为嘴馋，即便吃过晚饭，我仍会站在大人的桌旁，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饭桌上的鱿鱼，不停咽口水。大人们有时会逗我，喝上一口白酒，才准吃菜。我因为嘴馋，也变得贪杯。喝完酒之后总是晕晕乎乎，却始终忘不了鱿鱼的美味。

后来外出上大学，毕业后工作，回家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每年过年，家中的年夜饭都是由母亲操持，但只有这道菜，父亲必须亲自掌厨。而他的秘诀是，调味时加上料酒，这样炒菜出锅后的味道会更香。

记忆里，老爸的这道拿手菜味道总与其他人不同，小时候站在酒桌旁边的我，如今成了他的酒伴，夹上一筷子鱿鱼，陪他慢慢地喝上一杯。

我最想念的是煎糖糍粑，它是年饭前大人们先做出来端给小孩子们打牙祭的甜点，相较于其他油腻味重的「大菜」，糖糍粑真的是年夜饭桌上仅存不多的清爽美味。

我家的煎糖糍粑迭代过三次。

初代是把大块糍粑切成方条，放在火盆边烤到鼓起一个大泡，从中间掰开，蘸着糖，就混着焦黑的外皮吃下去。由于烤黑到难以入口的几率太大，五块糍粑能浪费两块，看不惯浪费的奶奶便决定加以改进。

二代糍粑勉强算是一道菜了。油烧热，方条糍粑入锅，煎到表面微黄，变软又能回弹，就可以起锅了，终于不用挑挑拣拣才能找出能吃的一块。但年幼牙口不好的我还是不开心，焦黄略硬的外壳会塞在蛀牙洞里，掏也掏不出来，妈妈就再次进行了升级。

三代糍粑深得我心。在煎熟的糍粑上撒糖，放水，焖三分钟出锅。方块状的糍粑会融化成一团，收干的糖水略微发黄，沁进了白色的糍粑里。

我和弟弟喜欢用筷子夹起一点，把糍粑拉成一长条线，然后转动筷子卷起来，变成一个「糍粑鸡腿」。两个小孩围着一盘糍粑，比比谁卷的「糍粑鸡腿」更大，当然了，比弟弟大12岁的我从来没输过。

这是唯一欺负他也不会被骂的幸福时刻，就算他哭着找妈妈要求再做一盘，也一定会被拒绝。「吃多了没肚子吃年夜饭啦！」

长大后的我开始下厨房，新时代的年轻人做饭总是讲究些，将家常味道的普通食材，用繁复的工序包装一下，就能摇身变成一道新菜。糍粑切成小块薄片，裹一层蛋清，下油锅，10秒即熟。接着是炒糖水，不多的红糖掺进水，熬成略粘稠状，淋在糍粑上，一道煎糖糍粑大功告成，高级又好吃，这便是我们家「最新款」的过年糍粑了。

现在每年的年夜饭，我承包了一半，许多传统菜都在我的手里革新换代，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餐桌上。但我却不会每一次都执着地用自己的做法制作这道糖糍粑，而是经常学着妈妈和奶奶的老方法煎炸，毕竟，那才是伴随我整个童年的老味道。

说来惭愧，我过年最喜欢吃也最期待的一道菜，并不是菜。它是我奶奶烙的单饼，属于主食。

为什么爱吃这个单饼？还不是因为山东人太好面子了。

每次家里来客人，必定要炒上十几二十几盘菜，摆得满满一桌，「盘子越多，礼数越周」。但当客人推门离开，我们就被「打回原形」，连吃数天残羹剩饭。

因为天冷，我们家这边没有太多蔬菜，盘子虽多，样式却千篇一律。基本是：蒜苔炒猪肉，蒜苔炒猪肝，蒜苔炒大肠，蒜苔拌猪耳朵，芹菜炒猪肉，芹菜炒猪肝，芹菜炒大肠，芹菜拌猪耳朵……不断排列组合，吃到抓狂。

年前做的白白胖胖的馒头包子们，此时变成了魔鬼。蒸了上顿蒸下顿，直热到个个面黄肌瘦耷拉着头，口感也必然好不到哪里去。

过年明明应该是辞旧岁，换新符，我却得天天吃剩的......

于是单饼就成了大救星，它必须是现烙的才好吃，不能蒸来蒸去。就这样，它成了我过年最期待的菜肴，热腾腾的单饼，均匀的抹上一个咸鸭蛋黄，哇！人间美味！我一顿饭能吃三张！

毕竟过年时候能简简单单吃上口新鲜的，实在不容易。

说到过年最喜欢和最想念的食物，并不是每年都催促着妈妈准备的香肠、腊排骨和豌豆炖猪蹄，而是只能在重庆冬天吃到的豆腐乳。

它的原料不难寻觅，制作过程中气味会有些难闻，可到了最后，将这一块豆腐乳放进嘴里，才会感受到家的味道。

尽管吃起来美味，可要做出味道上佳的豆腐乳却并不容易。家里为什么每年都如此执着地自己做豆腐乳？大概是家里人嘴都挑，嫌弃外面的腐乳太硬，佐料不够味等等等。于是每年刚刚入冬，大姨就筹划着该做豆腐乳了。

一个对食物特别有要求的家庭，制作这一年中只能吃到一次的食物也必然充满了仪式感。

首先，只去固定的摊主那里买豆腐，还得提前跟老板预约。「明后天给我留四板豆腐！」「哟，做豆腐乳啊？」其次，姨妈总是跟向她讨教的邻居说，想做好豆腐乳，最难掌握的是豆腐发酵的时长。这个时长总是说不清楚，全凭经验，要让豆腐发酵到软耙的程度才能取出来放佐料。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发酵后期腐乳散发出来的异味。小时候很讨厌豆腐乳快开箱时的味道，总嚷嚷着让大姨快把「臭东西」丢出去，大人们也总是笑着嗔怪我：「好吃狗儿，你吃的时候都不喊臭了，再臭两天就可以取了。」

等估摸着时间差不多，大姨就要去取腐乳了。取回发酵后的豆腐，浸入一大碗白酒里消毒，再放进调料（盐、花椒面、海椒面等）中裹上一圈，接着用洗得干净，晒过几天的长白菜叶包上，放入坛子里，一层一层码得整整齐齐……它的确不起眼，也不算什么大菜，甚至不沾一点荤腥。

重庆的冬天很冷，我最喜欢泡着热汤的饭，夹起一大块腐乳，放进嘴巴里，麻麻辣辣的感觉中又带着细腻丝滑的腐乳，接着吃下一口饭，感觉到特别踏实的幸福。

如今的春节，人们总说年味儿淡了，仪式感变得越来越少，连平日里富足惯了的嘴巴，也早已对「年」减了几分期待。

可到了饭桌上，那些实打实的味道却依然直击心灵。是家里的饭更香吗？是家里的酒更醇吗？还是因为有了那些人，才让你如此贪恋？

年的味道，说到底是家的味道。而家的味道，或是十年如一日的饮食习惯，或是口齿之间最熟悉的陪伴，或是游子归乡父母无处安放的那份欣喜，或是出门在外心中最后的一股子底气。

「过年，还不就是个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