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一、在田野中遭遇经验的意外
遭遇“经验的意外”是田野调查者的福气。所谓“经验的意外”，关键在于调查者体验到了“陌生感”。
如果一个人拥有敏锐的反思能力，在熟悉环境中也会产生在地化的陌生感。更多的时候，一个人在进入到陌生环境中，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发现自以为“本该如此”的现象往往“并非如此”。
真正的实地调研者具有杂食的习惯。他无法预料也不准备预料出门后能吃到荤还是素，就是扑了个空也不会太懊恼。如此这般，他会经常遭遇“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一旦，某人试图对“日用而不自知”进行探究时，就会发现对那些司空见惯的事务实则知之甚少。就此而言，那些善于思考的学术圈外人也经常能体验到陌生感。
在调研过程中，调查者要么自己产生陌生感，要么从受访者的陌生感中受到启发。对陌生感的切身体悟和学术化表达，成为完成田野调查作业的关键。从田野调研的经历中，我抽取两例来简述有过具身体验的陌生感。
二、意外之一：敬酒者的尴尬感
吃饭喝酒是仪式感很强的场景。不同地方的饭局规矩差异巨大。一次，在南方城市参加一次饭局后，一位朋友觉得敬酒时有一种尴尬感。我转念一想，自己也体会过这种感觉。那么，敬酒为什么会有尴尬感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中部和南方的饭局规则，做一个初步理解。
在中部吃席时，酒桌规则严格、明确。在开席之后，先由坐主位者指引着大家集体碰三杯，接下来就是敬酒环节。在“多喝少倒”的原则指导下，敬酒者自饮四杯或六杯然后逐一给他人倒两杯或三杯。不同敬酒者依次按这种方式“过圈”，已然成为地方性知识。按这种依次“过圈”的方式，每个人都能预见到自己何时该“提酒”。地位高者和饭局组织者先过圈，下属、晚辈自然往后排列。
南方的酒桌规则明显不同。酒过三巡后，南方人进入“自由活动”阶段，即两两自由结合一对一碰杯，且必须连碰两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既可以和左侧朋友碰杯，也可以和右侧朋友碰杯。敬酒者有一个选择权，也就增加了不确定性。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意欲敬酒者发现左右两侧的朋友已经和他人喝了起来。为此，他赶紧寻觅落单者，互相对碰两杯。
那么，为何敬酒者会产生尴尬感呢？答案隐藏在中部和南方两种敬酒规则中。中部地区的酒席体现着一种强权威性秩序。按照主持人的安排，大家在指定位置就坐。座次决定了敬酒者“过圈”的次序。每次过圈都只有一个敬酒者，这样每圈仅有一个主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圈者的地位不断降低。当然，这种过圈秩序也有例外。其一，对于酒量差的下属、晚辈，想趁清醒给大家敬个酒，他会向主持人申请提前“过圈”。其二，对于中途有事需要提前离席者，也会颇为不好意思地申请提前“过圈”。在这两种情形下，突破既定“过圈”秩序者会感到尴尬。与之相对照，南方敬酒者的尴尬感则不同。南方敬酒者在随机建构喝酒关系时，会感到尴尬。“自由活动”很好地揭示了南方敬酒的弱权威性秩序实质。在每一次举杯时，每人都有向他人发起喝酒邀请的动议权。但是，多人同时行使喝酒动议权，免不了会出现某人临时找个落单者碰杯。这种情形下，敬酒者找甲碰杯未遂转而找乙，会对乙心生愧疚感。对于乙来说，碰杯有了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
在中部和南部，某些情况下敬酒者都会产生尴尬，但两者的实践逻辑则相当不同。习惯于其中一种规则者，因熟悉而忽略该规则支配下的敬酒者心态。单中心的强权威秩序会导致敬酒者尴尬，多中心的弱权威秩序也会导致同样局面，但两者引发人产生尴尬感的方式迥异。
三、意外之二：留痕的尺度拿捏
通过文牍留痕是科层制运作的内在要求。当留痕完全脱离工作实际时，便沦为“纸面上落实”的形式主义。按照一般经验，既然是某人搞形式主义，那么他就是随便敷衍一下就好。然而，基层干部经常会谨小慎微地搞形式主义，这是为何？我的两次调研经验拼接在一起，刚好可以给出一个解释。
在某村党群服务中心，我见到柜台上放着几本记录本，征得村干部同意后翻阅到令人诧异的内容。一本册子封面写着“帮助群众做实事记录本”，记载的内容有“帮张三喂猪”“为李四代买化肥”“送小金金到学校”等。一本册子名为“村民图书借阅情况登记表”，记载的书名有“盗墓笔记”“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跟着大厨学做宴客菜”等。还有一本册子是“群众投诉情况登记表”，记载的事项有“群众争议事实：网络断开，导致业务未完成；处理结果：来网后，为其完成业务”“群众争议事实：因村委会停电，致使业务未完成；处理结果：来电后为其完成业务办理”等等。这些表册出现在村委会的柜台上，就已经脱离农村治理实际情况了，其记载的内容更是“假的不能再假”。
我们以“群众投诉情况登记表”为例，还原一下村干部的心路历程。但凡有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村民要是对村干部不满，要么想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忍一下算了，要么指鼻子对面地破口大骂，要么找乡干部去告状，要么暗戳戳地四处造谣，但不会当面在小本本上搞一个投诉留言。我在村庄调研时，亲眼见了多起村民与村干部对骂的场景。既然投诉留言这项工作要求严重脱离实际，那么村干部“以形式主义的方式应付形式主义”多少可以被谅解。为何要编造“停电”“断网”这样“不是理由的理由”呢？为何要把投诉人的信息全写成是村干部母亲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呢？当我问及村干部为何会这样漫不经心地做材料时，得到了完全相反的回应：“必须这样做，不然谁也不知道会有啥麻烦”。
这些谨慎留痕的村干部，他们到底怕什么样的麻烦？我以一个驻村第一书记的经历，做一个经验对照。
某司法局工作人员被委任为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期间，他兢兢业业地访贫问苦，扶贫业绩突出。县委巡查组正副组长都曾是他的老领导，对其驻村工作高度认可。
巡查组也不能只讲好的，也需要象征性地找点不足。在核查扶贫工作档案的时候，巡查组发现一份明白卡上写的还是前任驻村书记姓名、电话。巡查组觉得，这根本算不上啥事。于是，巡查组在出具意见时，在充分肯定其扶贫工作成绩之余，捎带提及“扶贫档案存在一处签名错误”。不久，县纪委在巡视时，对其进行问责。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正在县司法局参加年终述职会的他被纪委工作人员叫走。三位纪委工作人员问话，并全程录像。一向谨慎本分的他，一下子紧张的血压飙升到170。在写了一份检讨悔过材料后，他得到了一个诫勉谈话处分。据说，纪委本来还打算给个警告处分的。这是他自20岁参加工作以来，唯一的一次受处分。
后来，他了解到，纪委不同处室在问责方面的执行尺度不平衡。对其进行问责的一室，尺度把握的非常严。相比之下，二室则较为宽松。在二室处理的案件中，有些驻村第一书记算错账、报账不规范的，也没有受到如此严厉的问责。这次问责事件后，他表示：“我是彻底心灰意冷了。干得越多，出错越多，被追责的几率也越大。”对待工作一向严谨负责的他，并没有为此彻底“躺平”。但是，他的确变了。以前，不管是“虚的”还是“实的”工作，他都会积极去做。经过追责事件后，他还会认真工作，但不再干“虚的”。局里领导好几次要给他个人荣誉，他都拒绝了。“局里想给我个荣誉，我也不要，让给别人。但凡要个荣誉，就要填表、做材料。我给领导讲，别领人来我这里检查、观摩，我这里啥材料都没有。虚头巴脑的事儿不搞了。”
结合这位驻村干部的经历，村干部谨小慎微进行留痕的行为就容易理解。当基层干部对上级如何考核自己的工作失去预期时，自保避责的逻辑驱使他们不敢轻意留下真实的工作痕迹。上级严肃问责并没有错误，只是应该相对统一执纪尺度，并为基层干部配置相应的申诉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