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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殷剑峰为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近期，标普以我国“长时间的强劲信贷增长”为由下调了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对于这一做法，如果不是偏见的话，即使从评级方法的角度看，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主权信用评级，顾名思义，其核心是对一国中央政府的偿债能力、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外的偿债能力进行评估。能够最直接衡量对外偿债能力的数据就是国际投资头寸表，因为它反映了一国对外资产、对外负债和净头寸情况。2016年，由于对外资产增加大于对外负债增加，我国净头寸较2015年上升1300亿美元，达到1.8万亿美元。与我国相比，由于对外负债增加大于对外资产增加，美国的净负债较2015年上升近1万亿美元，美国的净头寸是负的8.3万亿美元。暂且不论标普给予全球最大债务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美国是AA+）高于全球最大债权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原因，我们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对外净资产越来越多的时候，却非要降低我国的评级？匪夷所思。
在一国对外资产中，外汇储备是流动性最好、可以直接用来偿债的金融资产。我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万亿美元，并且，外汇储备在今年已经实现了连续七个月的增加。外汇储备的“七连升”反映了我国经济形势正在好转，经济当事人的信心正在加强。例如，由于对外贸易改善，经常账户顺差一直呈现上升势头；再例如，由于看好中国前景，境外对华直接投资自去年4季度以来稳步上升。此外，信心的恢复使得通过金融账户流出的资金规模大幅度下降。为什么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偿债能力不断增强的时候降低我国的评级？匪夷所思。
除了净国际投资头寸和外汇储备这两个直接衡量主权国家外部偿付能力的指标外，在标普的主权评级体系中，经济状况是重要的二级指标。就我国的经济状况而言，近些年结构转型的成效显著：在产业结构层面，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并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上升；在需求层面，消费已经取代投资成为“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马车；在技术层面，我国的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研发投入强度也位居世界第三。除了结构转型外，从去年8月份以来，我国经济摆脱了困扰多年的PPI通缩问题，宏观经济周期性上行的态势非常明显。如果说在PPI通缩的那些年份降低我国评级或许能够得到理解，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周期上行动力强劲的今年选择这么做，匪夷所思。
最后，就标普所说的“长时间的强劲信贷增长”，我们认为与去年以来的事实不符。就银行贷款而言，贷款的增速继2010年急速下跌之后，就一直处于温和下降的过程，目前贷款的增速是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非金融债券在2015年到去年2季度间有一个快速增长，其背后主要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有关，但去年3季度以来非金融债券的增速迅速下滑至个位数。此外，随着监管的加强，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活动已经大幅度萎缩，金融部门负债增速也在今年1季度后降为个位数。与各种信用工具增速下降相伴，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在下降的。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2016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已经比2015年下降。如果看企业微观的杠杆率、即资产负债率的话，工业企业中的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即使是国有工业企业，在2013年后，也在调低资产负债率。所以，如果说有“强劲的信贷增长”，在今年看来，那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作为“三大”的标普，如此地刻舟求剑，匪夷所思。
偏见导致错误。从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直到今天，以标普为代表的国际评级公司已经犯了太多的严重错误，公信力早已大大下降。我们权且将此次事件视为一个警醒，时时刻刻保持着风险意识，以迎接十九大的胜利召开，迎接十九大后我国经济金融稳健和可持续的发展。
（殷剑峰 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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