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志彪是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本文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发展中的大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标志和重大战略选择。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需要构建包括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在内的各个子系统，总体框架是要坚持一个方针，坚持一条主线，建设创新引领、协同的产业体系和“三有”经济体制。其中，壮大实体经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支撑这个体系和框架的物质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行动范畴的重大决策和理论创新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用经济理论发展的巨大贡献。
一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和创新。过去我国的发展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在落后生产力和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研究如何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从而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则是在资本和商品“双过剩”的条件下，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研究如何建设高质量经济等问题。问题不再是短缺而是过剩，不再是数量而是质量，不再是有无而是好坏，重点要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失衡问题，如实体经济内部的失衡、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失衡、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的失衡问题等。过剩经济条件下矫正结构失衡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也与短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完全不同：后者主要是运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等方法；而前者则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提升实体经济技术水平和生产率，以追求高质量为导向进行结构调整；二是要鼓励在虚拟经济领域进行金融创新，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理财需求提供更多的优质金融资产，以缓解“资产荒”，平抑资产泡沫，保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均衡关系。对发展政策来说，这些都是新问题；对发展理论来说，这些都需要进行新的总结和提炼。
二是对产业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和创新。过去我们在发展中大国经济的语境下，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定义为要全面地构建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等级的装备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迅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这种建设产业体系的目标，分割而不是融合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缺乏部门间的资源流动、等量资本获取等量收益的均衡协调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很容易在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再形成产业之间的新结构撕裂。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创造性地从要素投入角度而不是部门分割的角度，明确了未来产业体系建设的新目标，以及各要素之间协同发展的总要求，是扎根我国发展实践、尊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对现代产业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是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和创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然一直强调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在增长中的决定作用，但是较少地研究如何更多地发挥高级生产要素(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的协同作用问题，更少强调国民经济中投入要素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这是西方国家实践中经常出现产业“空洞化”和泡沫经济的重要的原因。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必须高度重视西方国家发展的这一经验教训。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这是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中，防止出现“脱实向虚”等不良倾向重要的理论保障。
四是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的实践可能会对过去一些来源于西方经济实践的理论命题进行重新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提出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的新问题、新经验、新规律和新结论。例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享型分配理论，是对资本主导的分配理论的重大创新；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是对神话市场作用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以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为特征和指向的生态经济理论，是对工业化、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以攀升全球价值链和构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来均衡区域关系的空间经济理论，以及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为内容的开放性经济发展理论，是对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