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从这位大众报人的“援藏日记”里，我们再读孔繁森

作为记者，他写下全国首篇全面宣传孔繁森事迹的报道，感染并鼓舞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决心投身西藏；作为援藏干部，他随孔繁森来到阿里，访民情、看发展，两个山东人在世界屋脊结下了深厚情谊。

一本援藏日记，他记录下援藏期间的点滴，也不加雕琢地记录下一个最为鲜活、真实的孔繁森。

他就是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魏武。

魏武（右一）和孔繁森（右三）在改则县与农牧民合影

30年前的11月29日，时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因公殉职。就在孔繁森殉职前一年，魏武受组织委派，作为大众日报社援藏干部到西藏日报社工作，其间结识并多次采访孔繁森。1994年2月17日，《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魏武采写的长篇通讯《“世界屋脊”上，有这样一个山东人》，这是全国首篇全面宣传孔繁森事迹的报道。孔繁森殉职后，魏武又先后釆写发表了《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难忘的阿里之行》等数十篇报道，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全国省区党报新闻奖一等奖、山东新闻奖一等奖等。

为纪念孔繁森同志因公殉职30周年，魏武翻开他珍藏的“援藏日记”，重温30年前与孔繁森相处的珍贵瞬间，为读者复原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楷模形象。

字里行间的怀念

——援藏日记中的孔繁森

魏武

1993年底，我援藏来到西藏日报工作，其间结识并多次采访时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同志。1994年2月17日，《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我采写的长篇通讯《“世界屋脊”上，有这样一个山东人》，这是全国首篇全面宣传孔繁森事迹的报道。孔繁森殉职后，我又先后采写了《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难忘的阿里之行》等数十篇报道，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

今年是孔繁森同志因公殉职30周年，许多朋友和同事催我写点东西，我也感觉有责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纪念节点，用文字表达对敬爱的孔书记的深深怀念之情。然而，孔繁森去世后的30年来，宣传他事迹的新闻报道、纪念文章和各类文艺作品已有太多太多，他的主要事迹，如收养孤儿、卖血、二次援藏等等，被媒体反复报道、引用，读者和观众早已耳熟能详，如果还是仅仅用这些素材来创作，恐怕难以再产生打动人心的力量，也不能完全表达我内心的情感。写还是不写？一时间颇为踌躇。

一日，偶然翻开我的援藏日记，不觉心中一动，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原本并没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直到当年接受援藏任务后，才决心拿起笔来写“援藏日记”，以记录这段难忘的经历。结识孔繁森、采访孔繁森、与孔繁森同赴阿里……这些如今看来非常珍贵的瞬间，在这本日记中都有记录。当然，由于当年工作紧张、高原环境影响以及本人疏懒等原因，日记写得很是简略、随意，许多今天看来颇为重要的事件，在日记中却往往一笔带过甚至遗漏，遣词用句也不讲究。日记中对孔繁森的记录也是如此，他当时尚没有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楷模，在我的心中，他也只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山东老乡、兄长和领导。在日记中，对与孔繁森的交往，我只作了客观、简单的记录，没有仰视，更没有任何渲染与拔高。我曾犹豫这些过于简单的记录能不能写进文章中，但转念一想，这不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真实的、没有经过二次创作的孔繁森吗？于是，我萌生了用“援藏日记”作为创作素材的念头。

夜深人静，我坐在书桌前，面对日记中自己潦草的笔迹，思绪一下子飞回到30年前，与孔繁森相识、相处的每个细节一幕幕在眼前闪回，我尝试抓住每一个瞬间，用自己手中的笔，为读者复原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楷模形象。

以下引用的援藏日记片段，除为尊重隐私对一些人名作了处理，以及对个别错漏字加以订正外，其他均为原文，没有作任何改动、修饰。

初识繁森

1993年12月28日：今天随孙X到孔繁森家和教委刘主任家，孔对我们很热情，但告诉我们孙太虚，让我们注意。

短短一段文字，把我拉回到了30年前与孔繁森初识的日子。其实，这次日记中记录的到孔繁森家，并不是与孔繁森第一次见面。我们山东四名援藏干部12月5日踏上高原的土地，记得进藏后一个星期左右，孔繁森到报社公干，听说有四位山东老乡刚到报社工作，便来到青年楼二层简陋的宿舍看望我们。当时只有我和另一位同伴在，天气很冷，孔繁森只穿了一件灰色风衣，头戴一顶浅咖色礼帽，身材高大挺拔。由于急着去开会，他只和我们热情寒暄了几句，说过几天请我们到他在拉萨的住所做客，便匆匆离去。这次见面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所以在日记中竟没有找到相关的记录。

28日这次到孔繁森家，是他委托一位山东老乡专门邀请我去的。他的住所在拉萨市委一幢旧楼房的二层，一室一厅，总共只有30多平方米，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客厅，水泥地面，没有沙发、电视，只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活动餐桌，北面是半间厨房，卫生间在室外。此时小小的客厅里已经坐了五六个人，通信员梁福兴介绍，他们当中有武警战士，有援藏干部，还有一位是在拉萨做生意的山东商贩。小梁略带抱怨地说，孔书记只要回到拉萨，他的住所就像招待所，人流不断，房间钥匙就放在门框上，认识的人随时可以进门。到了饭点，有时甚至要摆“流水席”，一般不是擀面条就是包饺子，一拨吃完另一拨接着吃。

面对这样一位如此有个性的“非典型”领导干部，记者的本能让我向孔繁森提出了采访的要求，他连连摆手说，山东有不少在高原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西藏”，你还是去采访他们吧。但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勉强答应可以找时间“随便聊聊”。

熟悉孔繁森的人都知道，他性情豪爽，天生古道热肠，工作生活中结交了许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朋友，可以说“三教九流”都有，连一些小商贩和农民工遇到困难也来找他。但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他又是有原则有底线的，日记中孔繁森最后一句告诫我“某人太虚”的话，当时我虽不知其中缘由，但也说明孔繁森并不是一个只会交朋友的“老好人”，他的心中有一把判断是非曲直的尺子。后来我的所见所闻也证明孔繁森党性坚定、为人正派，从不做违背原则、触犯法纪的事情。

报道楷模

1994年1月3日：今天孔繁森打电话让我们去谈谈，孔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人高马大，性格豪爽。我和小谢中午去，吃了点饭，开始谈，事迹非常感人。他1979年进藏，在那曲（应为日喀则——作者注）地区岗巴县任副书记，1982年回内地，1988年二次进藏。先任拉萨市副市长，今年（应为去年——作者注）初任阿里地委书记。

1994年3月12日：日记中断了一个半月，因为春节回家过的，昨天上午才回来……这次回去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发了孔繁森的稿子，在头版头条，很醒目，在报社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很多人都跟我说仔细看了这篇稿子，非常感动。这篇稿子还被评为报社好稿。

1994年3月18日：孙X告诉我组织部张副部长处透露，中组部对我写的孔繁森稿做过批示，但是具体内容不详。我很想尽快知道。

1994年3月21日：下午到组织部找张部长，他很热情，跟我说稿子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开头部分可能让人误解。

孔繁森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请求后，不到一星期，就邀请我和济南日报的小谢到他的住所做客，中午他亲自包了水饺给我们吃，下午开始采访座谈。孔繁森敞开心扉，动情地讲了一下午。回到报社已经很晚了，写完日记，准备第二天写稿。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一股压抑不住的冲动使我翻身起床，坐在桌前一口气写成长篇通讯《“世界屋脊”上，有这样一个山东人》。

当时已近春节，我带着稿子回山东休假。时任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广东、副总编辑朱宜学看完稿子，也被孔繁森的事迹深深打动，要求编辑尽快编发。1994年2月17日，这篇通讯在《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孔繁森后来告诉我，全国各地有30多位青年看了这篇通讯后，写信给孔繁森和阿里地委，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阿里地区工作。

关于日记中提到的中组部对这篇通讯作的批示，我专门去找了山东老乡、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张副部长了解情况，这是一位儒雅内向又待人热情的长者，他告诉我，中组部有关领导被孔繁森的事迹所感动，赞扬孔繁森是个好干部，同时也提出了两点疑问：第一点是通讯开头说孔繁森在拉萨的住所很简陋，只有30多平方米，在普通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是低标准的；第二点是孔繁森为了抚养两个藏族孤儿，竟到医院卖血。

关于第一点疑问，我文章中的表述确有不够严谨之处，因为这个房子是孔繁森在拉萨的住所，作为地委书记，他在阿里地委所在地狮泉河镇自然也有一处住所。但文章写作之时，孔繁森到阿里工作还不到一年，而他在拉萨担任副市长的四年多时间里，一直就住在这所简陋狭小的房子里。

关于第二点疑问，其实，在见报稿中并没有出现孔繁森卖血的记述，但在原稿中的确有200多字关于卖血的记述，可能当时编辑认为这样的情节过于“离奇”，担心出现失实，所以大笔一挥，全部删掉了，这也是我至今仍感到遗憾的。现将删掉的部分照录如下：“孔繁森每月工资仅有430元。然而他要关心孤寡老人，要抚养孤儿，还要帮助各种各样有困难的人，这点工资显然远远不够。看到我疑惑的神情，孔繁森道出了他的‘秘密’：献血。说来也许让人不相信，有一段时间孔繁森每个月都要到血站献血，每次可得到300元的营养补助，后来血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他是副市长，说什么也不肯抽他的血，这才只好作罢。孔繁森要求不要报道这件事，但我却没有遵守这个约定，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固然不值得提倡，但通过这件事情反映出的却是一颗金子般的心！”

既然这个情节没有见报，有关领导又是如何知晓的呢？原来，稿件写好后，我找张副部长审稿，他对稿子中关于卖血的情节印象很深，后来中组部向他了解情况时，他便将这一情节也作了汇报。中组部领导对一名地委书记竟然去卖血深感震惊，要求认真调查核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派专人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调查，血库工作人员根据原始记录和当时为孔繁森抽血的护士刘业香的证词，如实出具了孔繁森在医院先后3次化名“洛珠”献血的书面证明。

慈心育孤

1994年6月1日：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中午老孙来说孔繁森回来了，让我到庄园餐厅吃饭。1点到那里后等到近3点孔繁森还未来，结果我们刚开始吃他就来了。吃完饭后我和他约好晚上去他家看看两个藏族孤儿。这两个孩子挺聪明，不过孔繁森能收养他们也确实不简单。

1994年6月8日：晚上到孔繁森家，他外出不在，我在他留言簿上写了几句话。

孔繁森收养两个藏族孤儿的事迹现在已广为人知，但其背后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日记中记录的我“六一”儿童节到孔繁森家和后来在他家留言，就是为了亲眼看看曲印和贡桑两兄妹，并打算作进一步采访。曾当过孔繁森通信员的崔建勇告诉我们，孔书记当年收养了三个孤儿，除曲印、贡桑兄妹，还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女孩曲尼。1993年孔繁森调任阿里地委书记，时任拉萨市市长的洛桑顿珠看他实在太辛苦，便主动收养了曲尼。孔繁森把曲印、贡桑带到阿里亲自照料，既当爹又当娘。但由于两个孩子当时都还不到10岁，实在太小，不适应阿里的气候和环境，经常生病，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有一次考试，曲印只考了5分，他自作聪明地在“5”前面加了个“9”，一下子变成了95分，孔繁森看着满卷子红色的叉号，哭笑不得，只能耐心地批评教育。

一年后，孔繁森看两个孩子实在不适应阿里的生活，只能不舍地把他们送回拉萨。为了让孩子得到良好的照顾，从不搞特殊的他破天荒地向组织开口，请求把小崔从林周县公安局调到拉萨，把孩子托付给他照顾。当时小崔还是个单身小伙儿，孔繁森很不放心，经常打电话教小崔如何教育孩子，定期了解孩子的饮食、生活和学习情况。

孔繁森因公殉职后，兄妹俩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所有的含义，但他们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孔爷爷永远离开了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按照孔爷爷的要求做人做事，努力学习，健康成长。如今兄妹俩都建立了美满的家庭，曲印现在是拉萨电视台的记者，贡桑在自治区文化厅机关党委任四级调研员。孔繁森曾收养的曲尼如今也在西藏武警医院担任护士长。他们时刻以孔爷爷为榜样，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群众做好事、解难题，孔繁森的大爱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延续和传承。

阿里之行（一）

1994年9月2日：很惭愧，又是一个多月没写日记……（8月26日），到机场送走XX（我爱人——作者注）后，正碰上孔繁森从北京回来，我们搭一辆车回来，他邀请我到阿里采访。这几天他在会上，找不到他，到他家一趟也未找到。

1994年9月9日：到阿里的事基本定下来了，我和加措一起跟孔书记去。大体时间可能是中旬。

1994年9月13日：傍晚到邮局给XX打了个电话，又到孔繁森处去了一下，结果他不在。

1994年9月17日：今天上午还在睡觉，益西加措就来敲门说孔书记来了，我忙起床去见他，约好后天出发。晚上孟XX说明天孔要请客。

1994年9月18日：今天孔书记请客，高总、孟XX、王XX和我去了。吃饭时高总他们向孔书记提出了写稿的具体要求，孔书记和安七一秘书长很热情地答应了。

以上几则日记说的是我随孔繁森同赴阿里的缘起和前期准备。说起此事，我至今不得不叹服缘分的奇妙。1994年8月25日，我到机场送探亲的爱人回内地，结果没买上票，只能回到报社。第二天一早再来，好不容易排队买上票，又错过了登机时间，无奈只好在机场又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刚把爱人送进登机口，正要转身离开，忽然从出站口迎面大步走来一个气宇轩昂的汉子，定睛一看，这不是孔繁森吗？他依然身着浅灰色风衣，头戴礼帽，手里提着简单的行李。他也一眼看到了我，热情地上前寒暄，得知我是坐大巴来的，便邀请我坐他的车回市区。

正在此时，机场广播响了，告知机场到市区的道路因发生泥石流临时中断，请旅客耐心等待。无奈我和孔书记只能到休息室闲聊，他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马上要值完夜班了，想下乡转转，写点稿子，他马上说，那过几天跟我到阿里采访吧。我又惊又喜，满口答应，可接着又为难地跟他说，我所在的要闻组主要从事编辑工作，长时间外出采访，领导批准的可能性不大。孔繁森豪爽地说，这你不用担心，我跟你们高总（时任西藏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说。

孔繁森这次是到北京参加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在会上他还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但他急着回西藏传达落实会议精神，来不及参加颁奖大会，回聊城与妻儿匆匆告别后，便回到拉萨，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回拉萨。

孔繁森在拉萨期间，不是开会就是到自治区相关部门商谈工作，日程满满，异常忙碌。我急于落实到阿里采访的行程，就像日记中记录的那样，几次到孔繁森住所，但都未见到他。直到孔繁森和安七一（时任阿里地委委员、秘书长）等阿里地区领导邀请西藏日报领导聚餐，正式敲定由我和益西加措（时任西藏日报记者，阿里地区日土县人）随孔繁森到阿里采访，此事才尘埃落定，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万事俱备，只待出发。

阿里之行（二）

1994年9月19日：终于出发了。早上7点半，我们踏上了阿里之行的征程……下午我们到达日喀则的拉孜县，因为8月份阿里到内地上学的学生曾在这里的渡口受阻，这个县派车（应为车船——作者注）把他们接过来，并热情招待，所以孔书记他们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给这个县领导。

傍晚我们到达了一个叫桑桑镇的地方，这里有个食宿站，院子很大。这里也没有饭吃，我们只好泡了碗方便面吃，又吃了点饼子。

1994年9月20日：因为昨天太累，所以睡得挺香。今天一早我们又继续赶路。下午我们赶到了措勤县。县城非常简陋，像内地的一个大村庄。据说这里冬天很冷，风沙又大，海拔高达4700米，是阿里地区最艰苦的一个县……

招待所住着一个瑞士人，昨天刚从阿里来，突发肺水肿，昏迷不醒。和他同行的一个日本人会讲几句汉语，但不会讲英语，因此无法交流。县里派了一辆北京吉普送他去日喀则，我们抬他的时候发现他大小便已经失禁。从措勤到日喀则要接近两天时间，还要翻越六千多米的大阪（应为达坂——作者注），他能否坚持过去很难说，我们只能保佑他了。

今天是中秋节，本是合家团圆的节日，但现在却在遥远的高原上度过。晚上在县里吃完饭后，孔书记带我来到武警中队看望战士。孔书记和安秘书长都讲了话，孔书记提议益西加措和我唱歌，加措唱了一首藏族歌，我一时想不起唱什么歌，就提议合唱《说句心里话》《十五的月亮》，气氛很好。

阿里之行的前两天旅途颇为劳累，但我却异常兴奋，虽然已经采写过孔繁森事迹，但这次与孔繁森同车共行，我对这位山东汉子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是一位太有个性、太有魅力的领导干部！我一定要好好了解、采访他。

拉孜县接送阿里学生过河，这在兄弟区县之间是常事，一般不需要专门去感谢。但孔繁森得知此事后，一定要带着锦旗专程前去表达谢意，拉孜县的领导非常感动，这也体现了孔繁森细心周到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赠送完锦旗后，天色已晚，县领导热情挽留我们吃晚饭，但孔繁森坚持要走，他恳切地说：我们是来感谢的，不是来添麻烦的。于是我们驱车来到了日记中提到的那个桑桑镇食宿站，在我看来，这个所谓食宿站就像北方的“大车店”，房间里是大通铺，还不供应餐食。我们随身带了方便面和发面饼，但这里竟连炉子都没有，无法烧开水。孔繁森就让司机把车上的汽油喷灯拿来，总算是把水烧开了，我们就着方便面啃面饼，吃了一顿难忘的晚餐。

日记中提到的那个瑞士人是从新疆进入阿里旅游的，在措勤县突发肺水肿，生命垂危，县医院虽全力抢救，但条件有限。孔繁森在院子里散步时得知此事，马上指示县领导用县委最好的一辆北京吉普连夜送他到日喀则。他亲自和大家一起把这位身高超过1米9的瑞士人抬上车，车辆疾驶而去，孔繁森久久目送，脸上满是担忧难过的神色。多年后，我偶然看到时任措勤县委书记班登群培的一篇纪念孔繁森的文章，文中透露这个瑞士人后来在日喀则医院得到及时救治，生命得以保全。

我们到达措勤县的当天正逢中秋节，因送菜车未到，县里有三四天没有吃到青菜了，这天恰好送菜车赶到，县领导开玩笑说孔书记带来了好运气，终于可以过个有青菜吃的中秋节了。简单吃过晚饭，孔书记带上几盒月饼，带领我们来到县武警中队。我五音不全，最怵当众唱歌，所以当孔书记点名我唱时，我便有点取巧地提议大家合唱《说句心里话》等军旅歌曲，顿时气氛热烈，孔书记带头和大家动情地齐声合唱，嘹亮的歌声冲淡了战士们的思乡之情。

回招待所的路上，安秘书长问我，你知道孔书记喜欢唱这首歌？我有点奇怪地回答，不知道啊。安秘书长告诉我，孔书记最喜欢《说句心里话》这首歌，每次到县里检查工作，都要到武警中队慰问战士们，也都要和战士们合唱这首《说句心里话》。

阿里之行（三）

1994年9月22日：一早出发，中午赶到改则县，这个县有11万平方公里，是阿里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县。

1994年9月23日：今天决定到察布区看一看，这个区是全县最贫穷的一个区，扶贫任务最重。原来说只有150公里，结果跑了200多公里还没找到区书记，后来终于找到了牧民点，区里正在这里开会传达“两会”精神。我们在一个帐篷里座谈。玉扎乡的乡长汇报，他是个60岁的老人，戴一副眼镜，很有特点，孔书记也很赞赏他。

座谈中，有群众说一个人病了，孔书记就出来看病。孔书记曾学过医，医术不错，连续给几个病人看了病。座谈结束后，孔书记又说去给远处帐篷里的病人看看，结果一去就是一个半小时，到傍晚七点才回来。

十点多到达区里，孔书记说这里有一个小学，34个学生，有两个老师，一男一女，都是日喀则师范毕业的，女的叫次仁卓嘎，男的叫嘎尔玛，两人快结婚了。孔书记让人把他俩叫来，一会只有女的来了，她说嘎尔玛捡柴火去了。卓嘎长得像汉族人，很文静。她说他们两个老师要教这30多个学生，还要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一年只能回县城一次。平常很难吃上一点青菜。走时孔书记还给了卓嘎一条丝巾。

等我们从区里赶回县里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我们又在饭店里动手包饺子吃了才回去睡觉。

在改则县的两天是阿里之行的重头戏，许多经历使我终生难忘。

——寻找察布区。改则县面积11万平方公里，比整个浙江省面积还大。察布区是全县最偏远最贫穷的一个区，内地的人能想象到驱车200多公里才能找到县里的一个区吗？而且区下辖的一些乡当时还处于游牧状态，经常迁徙，有时开一整天车也未必能找到。因交通实在不便，有的县领导在县里工作了几年，竟一次也没到过察布区。而算上我们去的这次，孔繁森已经是第四次到这个区了（据《孔繁森日记》记载，一个月后的10月23日，孔繁森第五次来到察布区玉扎乡调研指导工作）！我们见到的那位玉扎乡的老乡长叫索朗达杰，身材瘦削，头发和胡子都已花白，戴一副老花镜，显得精明干练，他与孔繁森非常熟络，拉着手热情地拉着家常，很显然他不止一次见过孔书记了。

——孔书记的药箱。从拉萨出发的时候，我就看到孔繁森汽车后备厢里有一个小药箱，我以为这是为预防途中突发疾病而准备的。到了察布区才知道，这是孔书记的专用药箱，他背着药箱一走出帐篷，一群牧民就呼啦一下拥了上来，围着孔书记席地而坐。看得出孔繁森不是第一次给他们看病了，他一边熟练地听诊把脉，一边询问病情，然后从药箱拿出药片仔细包好递给病人。随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孔书记在济南军区总医院服役时自学过医术，进藏后，他自备了一个药箱，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一些治疗高原常见病的常备药品和碘酒、纱布等，每次下乡都随身携带，工作之余就为农牧民看病。经他诊治过的农牧民都知道这位“奔布拉”（藏语，汉译为“干部”）会看病，药也管用，有真本事。

那天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已是晚上7点多了，夜幕慢慢降临，回到车上，孔书记疲惫地倚在座位上，因缺氧呼吸急促，嘴唇发紫，他忧心地对我和县区领导说，察布区平均海拔在5千米以上，全年平均气温零度以下，严格地说并不适合人类长期居住。这里的农牧民多多少少都患有一些疾病，但往往得不到及时救治，我给他们看病只是权宜之计，治本之策还是要好好研究如何将这些农牧民迁徙到低海拔地区，并不断改善他们的医疗和生产生活条件。

回到招待所，和我同屋的益西加措还告诉我一件趣事：一次他陪孔书记到牧区下乡，在给一位藏族姑娘搭完脉后，孔书记沉默不语，姑娘问他，他也只是应付了几句。转头他找到村干部，问这个姑娘结婚了吗？村干部说没有，孔繁森悄声跟村干部说，从脉相看这个姑娘应该是怀孕了，怕姑娘难堪，所以没当场问。村干部忙找到姑娘询问，姑娘不好意思地说，她有男朋友，的确已经怀孕了，还没敢告诉父母。村干部对孔书记的医术叹服不已。

——孔书记与一条红丝巾。当天从牧民点赶到察布区政府，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一下车，孔繁森就吩咐区里的同志把当地小学的两位青年教师次仁卓嘎和嘎尔玛（他俩是一对情侣，马上就要结婚了）请来，孔书记把他专门从拉萨买的一条红丝巾亲手给卓嘎系上，还赠送了香皂、毛巾、护肤品等，感谢他们为当地农牧民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祝他俩新婚幸福。这一情景当时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在日记中记得比较详细。后来我才知道，再过一个星期，也就是国庆节，孔繁森的大女儿孔静也要举行婚礼，在聊城分别时，孔静含着眼泪恳求爸爸在家多住几天，一定要参加她的婚礼！孔繁森犹豫了，他当然想亲眼见证女儿的幸福，但无奈眼下工作实在太多：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精神要落实，河北陕西对口援助工作组要对接，地区人大、政协也要开会……思前想后，孔繁森忍痛拒绝了女儿的请求。为这事，孔静好长时间都想不通，悄悄哭了几次，爸爸托人捎回来的金项链，她也气得不愿戴。

孔繁森在向这对藏族青年教师送上新婚祝福的时候，想必也包含了对女儿的深深祝福和满满的愧疚之情！孔繁森去世后，我曾托改则县领导寻找这两位老师，但因通信不便，一直没能找到，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件憾事。但我想，无论这对青年男女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孔书记送给他们的那条红丝巾，都会像一团火焰，照亮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