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为什么比以前更需要伟大的企业？

请大家先看这张图。公元1500年前后，是中国明代的弘治中兴时期，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落后于西欧国家。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了一个比较艰难的追赶过程。1978年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我们的追赶开始加速。

1978 年至 2015 年，我们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大家或许熟悉以下事实：

中国按 GDP 衡量的经济总量增长了二十五倍，超过 6.2 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中国制造业从 1980  年占全球制造业1% ，激增到如今的 25% ，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我们 2010 至 2015 五年时间完工的摩天大楼，在数量上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过去整整两个世纪所建的大楼总和；

2011 年至 2013 年，中国在三年时间里就用了美国过去一百年才用掉的水泥；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两周时间开发的房地产面积，相当于罗马城市面积，“罗马是两周建成的”！

我把这个时代叫做中国企业的 1.0 时代。在这 30 多年里，我们见证了 4 次创业高峰。

我们也见证了国企改革的起起伏伏。或许中石油、中石化以及工商银行等企业的成功会有一些争议，但值得肯定的是，它们在中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多国企企业家有他们的担当。

如果用一句话来勾勒中国企业的 1.0 时代，那就是大企业的崛起。 比如，2016年7月发布的最新版《财富》世界 500 强中，中国企业有 110 家（含7家中国台湾企业），美国同期是 134 家。 未来 5 年，我认为中国上榜企业总数超过美国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实我想强调一点，这个榜单是按销售收入排名的。我们习惯叫它 500强，但其实是 500 大。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企业的崛起，并不一定是价值创造能力或者商业模式领先的企业的崛起。在进入前 200 名的中国企业里，大部分是国企、央企，民营企业是很少的。这样的分布，与我们过去30多年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是相吻合的。

换个角度做个比较，我列出了截止到 2016 年年底中国 A 股市场市值最大的企业和美国最大市值的企业。可以看出来，中国企业如工商银行、中石油等都是提供要素（资金、原材料、能源等）的企业；美国最大市值的企业则是苹果、谷歌、微软等创新型企业。

1.0 时代，中国企业伟大吗？我们怎样去衡量伟大企业？规模上的“大”并不等同于“伟大”。在今晚的演讲，以及我的新书（ Corporate China 2.0：The Great Shakeup ）里，我尝试给“伟大”一个定义： 伟大的内涵在于“基业长青”，而实现“基业长青”的基础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比竞争对手、比资金成本高出一截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以下简称 ROIC )。 我并不期待所有人都认同这个定义，但是，在过去十几年观察企业、思考企业、投资企业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维度。

那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并没有催生出大批伟大企业？我想，有内因，也有外因。

外因，我重点讲一下我们的增长模式。 在一个投资拉动增长的大环境里，对企业而言，做规模比创造价值更有意义。 另外，我国基本上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鼓励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指标上进行竞争，经济发展得好的地方官员有更好的晋升机会。这也导致企业更注重规模。

我国的信贷增长速度，在 2001 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都超过了名义 GDP 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我们为了拉动 GDP 增长，开始借助一些非常的手段。导致的后果是，企业越来越大，但创造价值的能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另外，根据我们对上市公司群体的数据分析，国企作为一个群体的信用风险要更高一点，更可能违约；但是，国企的贷款利率要低于违约风险更低的民营企业。 这样一个悖论，反映出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的时候厚此薄彼。

事实上， 在大部分年份里，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 ROIC 比国有上市公司更高。 可以看到只有 2011 年是例外，因为四万亿的后续作用，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提升，控制这些要素的国有企业、大央企的利润都非常高。另外有个数据，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创业板、中小板企业，平均 ROIC 达到8% ，这比 A 股企业 3% 的平均水平要高很多。

还有一个现状是， 民营企业很难做大，国企本来就很大，还容易做得更大。 以工业企业为例，国企数目占总工业企业比例已经降到 4.9% ，但拥有 40% 的资产。国有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规模是私有工业企业的 12 倍。但是，国有工业企业在资金使用效率方面是比较低下的，导致 1.0 时代的中国企业在 ROIC 方面表现较差。提高国企资本使用效率非常重要。

内因，我想强调企业家自身认知的问题 ，这可能是我们商学院能够改变的事。 1.0 时代的企业，不管做什么行业，都喜欢讲多元化，都要做金融。问题是，多元化很容易让企业做大规模，却未必能把企业做强。图中， 横轴的 1、2、3、4、5 是企业涉足的业务板块数，大家可以看到，涉足板块越多，企业整体的 ROIC 是在下降的。当讲多元化、追求规模、追求大而不倒的时候，你已经背离价值创造了。 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在经营管理思维上还是有很多误区，这在 1.0 时代也比较常见。

在推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的增长时，投资率和 ROIC  都非常重要。大家看这个公式：

增长率 = ROIC  X 投资率

当你的 ROIC 水平低的时候，你要保增长，只能靠投资。 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资本总量已经非常大了，边际收益开始递减了，即， ROIC 开始下降了。这时候还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必然靠提升投资率。投资资金的来源就是银行的信贷，所以最近 10 年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债务水平的高企。

背后的故事是，企业要增长，但是ROIC低，只能借新债还旧债做投资，一方面能实现增长，另一方面能让债务问题不至于爆发，最后导致债务水平越来越高。 在 ROIC 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提比较高的增长目标的话，就还得靠投资，靠信贷，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 2016 年一季度，金融附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 9.5% 了。换句话说， 100 元 GDP 里， 9.5 元都是金融行业贡献的，这里面还没有算地下钱庄和 P2P。这意味着， 金融服务的中间环节太多，中间费用太高。 同样一个指标，美国过去 130 年平均在 4%-6% 之间。

换个角度看，北京和上海金融附加值占 GDP 比例已经达到 17% ，超过了伦敦、纽约和香港。但这并不能说明北京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了，只能说明我们的金融确实效率不高，收费太高。我们的存贷款利差长时间保持在 3% ，最近降到 2.5% 。利差越大，说明金融越赚钱，但是也伤害了实体经济。 这也反映出我们传统的、靠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发展势头已经受阻，未来的成长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在书里我们对比了 31 个省市的固定资本形成/GDP 、金融附加值/GDP 两个指标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是负相关的。这说明，脱实向虚在加剧，金融有金融的精彩，实体有实体的无奈。但是为了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我们又必须靠银行的贷款。

大家都觉得 2016 年很了不起。确实，在国际国内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实现了 6.7% 的经济增速，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近 30% 。但是，在国内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增加了 25 万亿情况下，我们的GDP才从 67.7 万亿增加到 74.4 万亿。 25 万亿新增信贷和资产拉动了 6 万亿的 GDP 增长，效率是很低的。现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还是把未来几年的重心放在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方面，我认为是很窘迫的现实，因为这些领域的 ROIC 并不高。

我对未来中国经济前景做了一个预测，按照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指标不同取值的话，一共分为四个场景：

第一个是高质高速的增长， 速度 8% 以上，效率很高，但几乎不可能实现；

第二个是我们的现状 ，很高的投资率但是 ROIC 低；

第三个是中等收入陷阱， 两个指标都很低，中国获得 1% 、 2% 实体经济的年增长速度，这样的话人均 GDP 收入很难达到 12000 美金，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第四个， 假如我们通过改善微观基础，涌现出一大批好企业， 提高中国经济的 ROIC ，不需要太高的投资率就能获得相对比较合理的增长，这种情况才是新常态。

第四种状况是最理想也最可能实现的状况，是中国经济真正的未来。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一大批好企业，需要有不一样的经济微观基础。

中国企业的 2.0 时代已经开始，我们何以产生伟大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前置条件？我从外因、内因两方面做一点探讨。

外因是在制度层面上，我们要建立市场导向的制度基础设施， 包括：提升金融中介效率，改革金融体系，加速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企业减负，保护私有产权等。

内因是在企业层面上，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是重塑微观基础的重中之重。

企业家们要认识到， 企业的最终发展要转移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 TFP )方面。 一家企业提高TFP，最终会反映到 ROIC 上，这是企业未来竞争的核心优势。经济学家用 TFP 来表示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TFP 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过去30多年，TFP 的提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人均 GDP 里近 80% 都要用 TFP 解释。我们认为过去的发展是粗放的，目前中国的TFP水平仅为美国的 20% ，但这也正意味着我们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我特别愿意分享一下我对未来经济总量的估测：

到 2030 年，如果 GDP 增速保持 5.5% ，通胀在 3.5% ，那么中国的实际 GDP 将达到 157 万亿，名义 GDP 将达到 250 万亿。 5.5% 的 GDP 增速是个假设，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我认为，保持 5.5% 的增速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保守估计下，我们还有这么大的增长空间。

到 2030 年，中国的名义金融资产总规模将达到 900-1000 万亿元（现在是 260 万亿元，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工商银行的资产规模是 22 万亿元）。

到 2030 年，中国拥有 4 亿“九零后”， 2 亿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人口。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阶段有这么高质量的劳动力数量，美国现在是 9000 万，已经创造了很多奇迹。从另一个角度说，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的消费力市场，他们的消费偏好，对产品的认知，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将左右未来很多行业的方向。 比起“中国制造”，“为中国制造”更值得思考。

创新，我简单讲一下。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创新无外乎四种：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效率驱动的、以技术为基础和以科学为基础。在 1.0 时代，我们把前两种创新做得非常出色，比如我们的外卖是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我们的建筑工人效率非常高，等等。 在 2.0 时代，企业需要注重以技术和科学为基础的创新，增加研发投入，夯实专利基础。这是企业在 2.0 时代的必争之地。

那么，让我们思考一下，中国经济重塑微观基础，真正提升 ROIC 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举几个例子表达一下我的乐观。研发占 GDP 比例超过 4% 的国家就两个，以色列和韩国。中国目前是 2% ，如果能提到 4% ，我们会取得很大的成就。深圳市的研发占 GDP 达 6% ，上海市也喊出口号，要把研发占 GDP 比重提到 4% 。全国人民都向他们看齐，我们的目标就成现实了。

再举个例子，华为。华为可能是 1.0 时代最受厚爱的企业，连续 30 年保持较高 ROIC ，而且是制造业，是民营企业。 2016 年，华为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达 15% ，高于爱立信、思科等竞争对手。华为还保持着企业家精神，研发又走在前面，将来会有很大的作为。

1.0 时代最大的行业是金融业，那么， 2.0 时代的增长点是什么？我斗胆预测一下： 到 2030 年，会有众多优秀企业从医疗健康、大文化、旅游、新能源、新金融以及智能制造等行业中崛起。

医疗健康现在占 GDP 的比重是 5.6% ，这个数字在美国是 17% ，OECD 国家(注：OECD ，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立于1961年，目前有35个成员国，总部设在巴黎)是 10%-11% 的水平。假设 2030 年中国这个比重提升到 10% ，按实际 GDP 157 万亿算就是 15.7 万亿。从现在的 3 万亿到将来的 16 万亿，增长空间很大。这么大的市场，从哪里下手？值得企业家们思考。

文化产业 2014 年占 GDP 的比重是 0.6% ，将来肯定是一个 5% 以上的行业。靠什么样的企业、靠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去充实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机会？大家也要思考一下。

新能源、新金融、智能制造等方面也有这样的机会，我不具体展开了。

总之，现在，到了中国必须产生伟大企业的时候了。这些伟大企业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到 2030 年，他们会主导中国经济的若干个战略领域。哈耶克说：“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我补充 6 个字：因思想，而光华。谢谢大家！

作者：刘俏

来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ID:gsmpku)

导言：王迪薇

编辑：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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