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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20年代的明朝时期，王阳明（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又号乐山居士）这个名字在中下级官员、文人乃至普通百姓中广为人知。他们普遍认为，王阳明的学说和才能应当被朝廷所重视，用以应对大明面临的诸多挑战。然而，在朝廷的高层之中，尽管各方利益和诉求不一，却也形成了一种共识：王阳明的学说可以借鉴，但他本人不宜直接参与朝廷的核心决策。
这种平行共识是怎么形成的呢？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蛰伏已久的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十六、十七两日已夺取南康、九江两府，效率远超过朱棣当年。按照计划，宁王下一步就是顺流而下取得南京以号令天下。收到宁王起兵消息的正德皇帝朱厚照是比较紧张的，一面准备亲征（燕王造反、汉王造反的结果差异就在亲征与否），一面下诏，公布朝廷承诺赏格“有纠聚义兵擒杀逆贼者”，可“量功之大小拜侯、伯及升授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官，世世承袭”。这就是“揭榜挂帅”——谁行给谁爵位。
结果没想到的是，宁王在南昌待了半个月，没有什么大的行动。更没想到的是，宁王的军队在安庆就被堵住了。最没想到的是，七月二十四到二十六，宁王的军队与王阳明打了三天就兵败了，二十七日宁王已经被活捉，押送回南昌。七月三十日，王阳明正式向朝廷报捷。而亲征的朱厚照刚走到涿州，就收到了王阳明的捷报。
相信这期间朱厚照的心态应该是坐了过山车。
宁王敢造反一定很有实力吧？
宁王不动是谋划什么？
宁王竟然被安庆驻军给挡住了，看来实力也就这样，在我的边军骁骑面前一定是土鸡瓦犬！
什么！宁王已经被灭了？那我干什么去！
这就有点尴尬了！因为朱厚照发现宁王的实力并不强时，本想借机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时，南征的将军们，如安边伯许泰、平虏伯江彬、左都督刘翚、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和张永，都希望通过这次军功换取爵位。可如今，这个爵位要归王阳明了。虽然大家都不太满意这个结果，但“黄榜封侯拜伯之令”明确拿朝廷的信用背书过，皇帝不能轻易违背。因此，只能拖延处理，毕竟皇帝亲征的计划泡汤了，南巡总可以进行，爵位的事情可以等南巡结束后再说，这在逻辑上还算说得过去。
与王守仁交往较密的嘉靖朝礼部尚书霍韬就直言，皇帝和南征诸将不喜欢王阳明，就是当朝的大学士杨廷和、尚书乔宇也嫉妒王守仁之功，不但不替他说话，反而把同王阳明平叛的几个副手给贬谪了。
结果没想到的是，朱厚照在正德十五年（1520）北归路过淮安清江浦的时候，划船不慎翻落到水里，随后身体情况就变差了，等年底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变得很虚弱；更没想到的是，来年（1521）三月份，正德皇帝就去世了。
可以说，王阳明的叛乱平得很有戏剧性，兑现爵位的过程更有戏剧性。
1521年4月，朱厚熜在北京登基，年号“嘉靖”，主持朝廷工作的杨廷和追论两年前的江西功劳，才加荫王阳明的儿子王正宪为锦衣卫副千户。十一月份，朝廷正式给平定江西叛乱的有功之臣叙功，封王守仁为“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卷，子孙世世承袭”。但朝廷没怎么给辅助王阳明平叛的人叙大功。为此，王阳明在面对自己“独崇爵，而此同事诸人者乃或赏或否，或不行其赏而并削其绩”的情况，多次辞爵，并为一起奋斗的同伴争取表彰。然而，他的努力最终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针对这件事，王守仁年谱曾记载，杨廷和欲“阻先生之进，乃抑同事诸人”，就是想通过差异化叙功来瓦解他们这一军功群体。
而这一结果也在社会上“炸了锅”，许多中下级官员和士大夫对朝廷的这一做法感到很不理解——尽管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但考虑到他在江西平叛中的重要贡献以及他的学术影响力，人们普遍认为他应该得到更重要的实职。而南京兵部尚书虽然在地方上有一定的权力，但在中央决策层面的影响力有限。同在内阁的大学士杨一清曾说过：首辅杨廷和嫉妒王阳明的功高名高，压根不考虑让他入朝。
1519年的时候王阳明是南赣巡抚，到二品大员的路还很长，三年后的1521年底就已经是新建伯，且是朝中唯一的文臣勋贵，品秩进入超品序列。可以说在当时的京城官场（尤其是大臣序列）“忌者蜂起”。
中下级官员觉得委屈了王阳明，高级官员又嫉妒王阳明。偏偏王阳明buff又叠满了：
多年来极少新增的勋爵，
学问名满天下，
学生遍及四海，
高官（位列尚书），
状元尚书的儿子。
顶级的家世只能算他众多光环中的小小一个，妥妥“时代爽文大男主”。围绕如何使用他的争论只会愈演愈烈。
嘉靖元年（1522）二月，王阳明父亲病故，王阳明回到浙江守孝，争论暂时告一段落。等守孝结束后，关于安排什么职务的争论就又开始了。嘉靖四年（1525）七月，应天巡抚吴廷文向朝廷推荐王阳明可以暂时掌管南京都督府，但兵部给拒绝了，理由是：“文臣不适合掌都督府，等有空缺再说。”嘉靖五年（1526）十月，王阳明还在赋闲，礼部尚书席书上奏表示：“王阳明守孝结束一年多了，还没有职务安排，得尽快。”于是嘉靖皇帝批准王阳明回朝，但也只是先作为储备官员。等到兵部尚书之位空缺出来的时候，又有人推荐王阳明，奏疏批办到吏部，吏部尚书桂萼（è）却向朝廷另外推荐了王时中，并获得嘉靖首肯。
王阳明的学生们后来提到，那时朝廷内部阻拦王阳明进入核心决策层的主要是张璁（cōng）、桂萼等官员。但实际上，那时朝廷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嘉靖帝即位以后，随着“大礼议”事件的演化，杨廷和最终离开了朝廷，与此同时，张璁、桂萼等一批新晋官员开始崭露头角。可以说，当杨廷和以体面的方式退出政坛后，嘉靖帝的权威得到了巩固，朝廷的决策权更加集中在皇帝手中，由此来看，此时不用王阳明，大约是嘉靖帝的意思。
嘉靖六年（1527），两广山民变乱纷起，并有蔓延趋势，朝廷急需派遣得力能臣解决危机。张璁、桂萼在政务上多有矛盾，但在人选上却取得共识——王阳明。两人均通过各自渠道向皇帝荐举了王阳明。五月份，朝廷正式命王阳明以伯爵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度量事势，随宜抚剿。六月份，桂萼提出方案“令旧有誉望如王守仁者深入其地以勘问之，则情不壅蔽而东南之地不足忧也”，嘉靖帝批示要求王阳明赶紧赴任。可见，嘉靖帝和朝廷重臣一致认可王阳明的能力。
王阳明在两广很快就稳住了形势。这时候关于对他的任用就又开始了争论。
他的学生黄绾认为王阳明“学原性命，德由忠恕，才优经济，使之事君处物，必能曲尽其诚，尤足以当薰陶、备顾问”，所以向朝廷建议“总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朝堂，可以赞襄谋议，转移人心，所济天下矣”。黄绾认为王阳明进入内阁，可以为大明做更多贡献，而不只是在一线做事务性工作，类似推荐王阳明进中枢的奏疏还有很多。
嘉靖帝为此问内阁首辅杨一清的意见。杨一清回答的比较实在，认为王阳明学问、文才是一流的，只是有点标新立异；关于最近启用的两广总制，非常符合大家期望，但没完全达到预期；认为等危机解决后，可以任兵部尚书，则“威望足以服人，谋略可以济险，陛下可以无三边之虑矣”。
在当时的朝臣中，很多人对于王阳明学派的学生们过分推崇王阳明的行为感到不满，评价为：“门人为之辩谤，至谓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渎天听，几于无忌惮矣。”这些夸张的叙述在当时广为流传，就是在今天的一些研究中，也经常提及。
王阳明的学生们认为，正是王阳明坚守学问初心，才能做到不计成败利钝，敢于有所作为。“成败利钝”出自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可知王阳明的学生们都把他比作当世诸葛亮。对于根基尚不稳固、刚刚处理完杨廷和之后的嘉靖皇帝来说，是否要在中枢重要岗位引入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要持谨慎态度的。
王阳明的追随者对他的推崇不断引起一些高层人士的不满，这也促使嘉靖皇帝摆出自己明确的立场。加之，王阳明对“大礼议”事件根本没有明确表态，这大概也是嘉靖帝对他不太满意的原因之一。
嘉靖七年（1528）御史胡明善上奏：
“新建伯王守仁性与道合，思若有神，抚绥广寇，兵不血刃……盖天所授以佐中兴，幸早召守仁入与一清同心辅政。”嘉靖给了批示：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事，“任用大臣朝廷自有处置”。
随后御史马津上奏，认为王阳明“功高人忌，毁誉失实，请召至庙堂以慰民望”，嘉靖帝批示王阳明目前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他脱不开身，并斥马津“妄奏渎扰”。
到这年七月，嘉靖帝在王阳明的捷报奏疏上亲批：
“这捷音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但各洞傜贼习乱日久，亦不可泯王守仁，姑写敕奖励。”
弄得内阁都没法做了，表示“诚不能窥测圣意”。
这年十月，王阳明上奏回家养病，嘉靖帝没有管。不久，王阳明在江西南安病死。转年二月，嘉靖皇帝明确“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取消了王阳明的爵位世袭。
晚年的王阳明在仕途上应该是不快乐的，就像西晋世家、重臣羊祜一样，最后说出：“天下不如意，恒十居八九。”
1、秦博《明代勋臣制度研究》。
2、《明实录》。
3、《王阳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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