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换一种说法——基于叙事学的展览文本去同质化研究

一、导言

叙事的传统由来已久，与人类之历史交织与共，它超越地域与文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正因如此，诞生于20世纪的叙事学（ narratology ）也承担着远超文学研究的学科使命。事实上，只要存在叙事（ narrative ），就可以作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

叙事的定义以事件（ event ）及其所处的序列为核心，但在博物馆展览中，叙事的内涵较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叙事性的展览，即展览中出现叙事现象，如以时间轴作为叙述线索,通过情态化的复原场景、多媒体等讲述关于展品的故事等。张婉真认为这一类展览已经具备“叙事元素”（ narrative elements ），但尚未构成完整叙事；另一类则是由叙事驱动的展览，基本符合叙事成立的各项要素，陆建松把这一类展览称为“叙事型展览”，并描述为“以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展示意图，具有明确主题思想统领、严密的内容逻辑结构以及结构层次安排”。

在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博物馆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出现了前一种类型的展览叙事。这得益于当时社会的工业生产力发展，使得制作装有大幅玻璃的展柜成为可能。于是，美国博物馆借鉴商业橱窗的展示手法，在大通柜内将实物展品与辅助资料相互结合，从而形成了对展品的阐释和叙述。至1969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发布《美国博物馆：贝尔蒙特报告》，其中指出博物馆应该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地方”，让观众可以找到“乐趣和愉悦”。这反映出当时以教育为使命、重视公众参与、为社区服务的思想背景，叙事型展览便是在此语境中应运而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博物馆界经历了“从物到事”（ from thingsto matters ）的理论革新，世界范围内开始有越来越多涉及科学、历史、社会议题的博物馆倾向于采取叙事策略。2001年莱斯利 · 贝德福德（ Leslie Bedford )更是明确提出：“讲故事是博物馆的真正工作”。可以说，从叙事性展览到叙事型展览是博物馆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在我国，这一转变其实才刚刚开始。

叙事学以叙事文本（ narrative text ）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探讨了故事（ story ，即文本的内容）和话语( discourse ，即内容的表达)两个层面的问题。在博物馆中，与之相对应的主要是展览文本（即以文本方式策划、编排的展览内容，国内通常称为陈列大纲）。鉴于此，本文将从展览文本的“故事”和“话语”两个方面展开，为博物馆如何提炼不同的叙事主题、叙事内容，选取不同的叙事结构、叙事视角提供有益思路，以期实现叙事理论与展览实践更为充分的融合，推动博物馆向叙事型展览转向，从而突破同质化的现实困境，为展览“换一种说法”。

二、“为什么要换一种说法？”——叙事之于展览去同质化的意义

自 2008 年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以来，我国文博事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019 年底，全国登记备案的博物馆已达 5535 家，增长速度之快位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博物馆每年的展览数量也急剧增加： 2018 年举办 2.6 万个， 2019 年举办 2.86 万个……平均每馆每年举办展览约 5 个。在这令人应接不暇的诸多展览中，出现了在展览主题、结构设置、内容编排、展品选择、形式设计等方面相似乃至雷同的现象，即所谓的展览“同质化”。

以国内现有的 34 家省级博物馆为例，其中 30 家设置了反映当地古代文明的通史陈列，均采用以时间为轴的线性叙事结构、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叙述从史前至明清的宏观历史。如果再进一步聚焦到文本标题会发现：多达 10 家博物馆不约而同地以“文明曙光”作为史前部分的标题，另有 6 家博物馆也采用了“文明摇篮”“文明之光”等语义非常近似的标题，还有 8 家博物馆则直接使用“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等考古断代名词划分展区，仅有 20% 的博物馆凝练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标题统领展览。而除了古代通史陈列， 31 家博物馆还设计了若干专题陈列，但多为玉器展、钱币展、书画展、瓷器展等以欣赏器物为主的馆藏展，只有 50% 的展览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相关。管中窥豹，我国展览的同质化程度可见一斑。可以说，这些展览无论从叙述的主题、内容等（故事层面）还是结构、视角、表达等（话语层面）都大同小异，观众难免会产生“千展一面”的观感。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首先与文史类博物馆的馆藏资源结构趋同密不可分。同类文物藏品包含的器型、器物外观大体相似，一般观众很难辨别其差异。其次，这是博物馆在理念上尚未真正贯彻以观众为中心、以教育为目的体现。一个优秀的展览不仅要“好看”，更要让观众“看得懂”、受到“启发和感悟”。因此需要挖掘和揭示“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文化内涵乃至精神情感，为“人”讲出“物”背后的故事，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2月15日到陕西省西安市调研时就曾提出的“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而叙事型展览的目的与作用正与时代的需求高度一致。

叙事型展览能够将内容串联为一定序列，深入浅出，实现令观众易于理解并接受展览讯息之目标。用故事的方式讲述可以让观众进入另一个时间和地点，把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记忆投射到故事中，让展览与观众的生活和记忆之间建立联系。同时这样的展览会更加平等地鼓励个人反思和公众讨论，并保存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激发观众的惊奇和敬畏，帮助人们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总之，叙事型展览的价值可以归纳为四点：第一，使展览内容更加易于理解；第二，调动观众的注意力、好奇心、才智和情感；第三，建立展览设计者与观众之间的联系；第四，深化展览的内涵与传播效果。

由此可见，打造叙事型展览能够更好地实现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为公众服务、响应社会需求；而引入叙事理论、增进展览叙事能力则是策划高质量叙事型展览的需要。可以说，通过叙事学为展览“换一种说法”对我国博物馆极其重要且迫切，这不仅是改善展览同质化的有效对策，更是博物馆发展与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

三、“换一种说法，要说什么？”——故事上关注人物、微观叙事

在整个文学、艺术界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宏大叙事”开始遭到广泛质疑，并逐渐被更加关注地方性、高度个性化的叙述所取代。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Jean Francois Lyotard )甚至直接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宏大叙事的否定，声称“叙事功能正在失去其发生功效的元素，它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危险、伟大的旅程、伟大的目标”。2000年，国际博协科技博物馆专委会（ ICOM-CIMUSET ）提交的21世纪世界科技博物馆的行动纲领中提出“以本地的文化、历史或本地案例为背景，展示科学技术的全球性特征”，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受此启示，本文将讨论博物馆如何在故事主题上有所突破，用人物微观叙事的方式为展览“换一种说法”。

（一）选择人物微观叙事的原因与价值

叙事学认为故事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事件，而引发事件状态改变的是行为者，人物与行动是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正如美国剧作家罗伯特·麦基（ Robert Mckee ）所说，情节结构和人物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对应到博物馆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文史类博物馆中的文物、自然博物馆中的标本还是工业技术博物馆中的机械、科技馆中的互动体验型展品，都仅仅是历史与文化信息的载体。只有“人”在制造、发明、研究、使用这些文物、标本、机械、展品的过程（“事”）才会具有某种情感、态度、价值观（“文化”）。也就是说，“人”是“物”的创造者、“事”的串联者、“文化”的构建者，是整个叙事体系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应当在展览中突出表现。

反观我国博物馆，除了名人纪念馆之外，展览很少关注个体，各色历史人物都淹没在横跨千年的文明进程之中，沦为图文展板中的冰冷插曲。这种欠缺细节和温度的展示方式让人物流于形式，观众无法真正地感知人物，也就难以与其建立情感联系，进而也不易理解展览的思想精神。因此，如果想要传播文化层面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真正地让观众收获“启发和感悟”，展览以“人”为主题是极佳的选择。

（二）使用人物微观叙事的方向与探索

1. 塑造人物，透物见人

在很多优秀的叙事文艺作品中，人物形象都塑造得丰富立体，随着情节的发展，人们会逐渐在角色身上投射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产生认同、喜爱或厌弃、仇恨，为其命运欣喜或悲泣。可以说，有时正是因为角色被塑造得有血有肉，叙事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那么展览能否通过文物、文献集中塑造一个人物，还原其人生经历、传递其精神情感呢？2016年首都博物馆的“‘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就是一个优秀案例。展览基于40年来深厚的研究基础，将200余条关于妇好的甲骨卜辞和411件墓葬出土器物融汇于“她的时代”“她的生活”“她的故事”“她的葬礼”四个部分之中，向观众展示了妇好的多重身份，让观众跨越数千年的时空隔阂真正认识妇好这位商代女性，大大拉近了展览与观众的距离，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注意力和好奇心。

2. 聚焦个体，以小见大

脱离微观个体的展览，其所叙述的宏大历史在观众眼中往往成为口号式的说教，既难以接受也无法留下深刻印象。而如果转变思路，在这样的展览中更多地关注个人，尝试微观叙事，增添具体细节，就会既让抽象空洞的宏大叙事变得生动鲜活，又能在潜移默化之中使观众领悟到历史背景与主题。正所谓以小见大，通过人物微观叙事深化宏大历史之内涵。2019年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的“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事”展览正是一次这样的成功尝试。展览以丝绸之路的建设者、守护者和见证者为题，通过500 余件展品和历史文献资料共同讲述了丝绸之路上商团、牧民、船员、教士、军士、官员、农夫、驿长、僧侣等13 个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经历。让观众在感知丝绸之路与普通人命运之息息相关、激发情感共鸣的同时，了解到13个“小故事”背后那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大时代”。

四、“换一种说法，如何来说？”——话语上丰富结构、转换视角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博物馆率先在展览叙事上进行了方法上的诸多尝试。如1993年开放的 大屠杀纪念馆（华盛顿）（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 就将自己定位为具有“强叙事性的三幕剧式展览”，从而在诸多同类博物馆中脱颖而出，成为该主题展示的标杆。这一突破正是充分借助了叙事话语的力量，打造出了展览的个性与特色，备受业界推崇。鉴于此，本文将提出两个叙事话语上的转向路径，希望可以对解决展览同质化问题有所裨益。

（一）从线性因果叙事转向主题多元结构

目前，我国博物馆（尤其文史类博物馆）展览广泛使用以事件因果关联作为叙述动力、以线性时间作为叙述线索的简单叙事结构。这些展览往往以文明史为主题，历史跨度极大，因此讲述的事件之间其实缺乏明确的因果联系，难以实现环环相扣、吸引人心的叙事效果。同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又往往遵循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路组织内容，这种类似历史教科书的叙事方式，很容易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难以称之为一个“好看”的展览。

反观文学、电影、戏剧等领域，叙事结构之丰富多样已经令人眼花缭乱。玛丽·劳尔·瑞安（ Marie Laure Ryan ）将其归纳为8种类型：1.简单叙事（ simple narrativity ），即单一情节，围绕一个问题或目的；2.多重叙事 （ multiple narrativity ），文本由多个自足性叙事组成，之间并无相互指涉关系；3.复合叙事（ complex narrativity ），有一个主要情节线条和许多嫁接其上的半自主小故事；4.框架叙事（ framed narrativity ），文本由一个故事包含另一个自主故事；5.增值叙事（ proliferating narrativity ），文本由一群人物的多个小故事组成，以微叙事为焦点；6.冲淡叙事（ diluted narrativity ），情节中充满非叙事元素，以状态唤起、心理活动为主；7.辫结叙事（ braided narrativity ），追踪几个人物分离的命运，没有总体情节；8.胚胎叙事（ embryonic narrativity ），文本交替呈现各个时间点事件，相互并无因果联系。

借鉴以上叙事学成果，博物馆可以适当跳出编年体的框架，根据自己的主题与内容创新展览的叙事结构。比如尝试为展览设定一个核心故事，安排部分旁支故事为主线服务，以丰满、完善乃至拓展主要情节。美国史密森国立历史博物馆（ 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的展览“美国民主：信仰的伟大跨越”（ American Democracy: A Great Leap of Faith ）就是成功运用这种复合叙事结构的典范。展览并没有以时间为序再现美国民主制度的演进历程，而是围绕其建立与发展讲述了美国人民如何争取政治权利、公民概念的内涵与边界、政党符号的形成与象征等内容，极大地丰富了观众对美国民主制度认知，成为了解美国政治文化的窗口。

再或者设计多条平行故事线，彼此独立、权重相当，通过深刻的主题意象、深沉宏阔的情绪基调或哲理性的历史观念统一全展。2017年，改造完成后的湖南省博物馆推出的基本陈列“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就采用了多重叙事结构，由“家园”“我从哪里来”“洞庭鱼米乡”“生活的足迹”和“湘魂”五部分构成，从自然环境变迁、民族格局形成、水稻文化发展、历史生活图景和人文精神升华五个层面讲述“湖南人”的来龙去脉。展览以当地群体的整体形象与性格特征为总领，在内容上实现了“以人为本”，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二）从零聚焦全知叙述转向内、外聚焦视角

在我国博物馆的展览中，出于客观性、科学性、权威性的需要，普遍选取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即后文的“零聚焦”视角）。尽管这种视角可以不受限制地对任何事件、人物展开评述，但也容易导致观众产生距离感、难以带入个人感情，同时为设置情节上的悬念增加难度，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展览面貌的相似。那么，展览的叙述视角还有其它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