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李宗陶，记者，生于上海。在思想者访谈、人物特稿、历史写作、非虚构报道等领域均有出色作品。著有《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那些说不出的慌张》等。曾获得南方国际文学周非虚构写作大奖时代表情奖，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陈丹青说：“她写木心，写慈禧，写干露露，及近时所写的朱新建……都是难得一见的好稿子。”
by 李宗陶
7月初，在澎湃的APP上看到一条PRADA太阳眼镜的广告，规格就像从前报纸头版的整页广告，发给经营传统媒体的朋友看，他回一个捂嘴笑的图标，外加四个字：时代变了。
时代确实大变。每一天，如果你愿意，都可以过成无所不知的一天，只要有空打开微信朋友圈，或者Facebook。2016年初去世的David Bowie在他那支着名的《Change》里，用一种近似口吃的发音吐出变这个词Ch-ch-ch-change，跟我现在谈论它的心情蛮搭的：真是有点措手不及啊。
这一轮的变局，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用硅谷工程师或者风投家们的断语，五十年一遇。这其中有两个关键性动作：1994年，硅谷的老家伙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和计算机神童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创办了网景公司（Netscape），这二位开发出一款Netscape浏览器，将美国国防部的内部交流平台转化为民用，而且提供免费下载。公司成立16个月后，还没赚到一毛钱，就在纳斯达克上市了，成为全球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第一天，股价从开盘12美元蹿到收盘时的48美元，刷新了美国股史的上市首日记录。吉姆·克拉克一夜之间成为10亿美元富翁，而一年前一无所有的马克·安德森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亿美元。第二个关键性动作是史蒂夫·乔布斯完成的，他把苹果手机和ipad送到我们手里，造就了今天地铁里的壮观景象。就这样，我们跟世界联结的方式，被编程语言――一种容错率非常低的、有特殊语法的英语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电子照排，被HTML5（超文本标记语言）分掉半壁江山。
互联网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生活，也改变了写作者熟悉的那个传统。这种改变从90年代中期的美国就开始了，生成一种“大势”。
一个80后小妹妹跟我讲，她之所以喜欢自己贴钱跟朋友们捣鼓一些公号，就是觉得写作与发表都变得自由，排资论辈，层层审稿，都取消了；在新媒体时代，她有一种顺畅表达的快乐。我自己也从中受益，如果没有网络，《祭毒》多半还在我的移动硬盘里。
我没有用过微博，直接从博客时代进入微信时代。有一次出差到台湾，为了方便联系同事，同行的摄影记者帮我开通了微信。前几天我在想，这三四年究竟从划屏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失去的很明显，就是时间。得到的，一个是开放的心态和更广泛的新知。一些过去不会特意去关注的领域很便捷地一一向我打开，比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还有穿衣服做菜什么的。
大家都在抱怨“碎片”将人淹没，但我想，碎片的知识或信息也是有价值的，关键它是个什么成色，有没有营养，值不值得吸收。在互联网上游弋，训练人甄别、取舍的能力，然后是连贯的能力，能不能一片接上一片，把这些杂多处理成自己有机的一部分，类似光合作用。所以我对碎片化并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另外一个获得，是接地气，从来没有一种技术，可以这样迅速、逼真、大容量地把世界直接推到你面前。有时候我看着朋友圈里自说自话、前后不搭、却又有某种潜在一致性的一长串内容，会从心里笑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啊。
稍微让我有些不安的，是互联网＋时代对写作内容、文本、语法、标题的重新规定。它是那么年轻，那么具有娱乐精神，还常常带点儿粗鲁，对于我们这些会为一句话、一个标点跟编辑校对吵架的写作者来说，真的是有这种效果：眼前一黑。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时段里，10万＋的内容形态被制造出来了。我没有专门调研过，也没有大数据支持，没有资格讲太多它的坏话，我能说的是，它的品味不好，会让好作品无法在新媒体时代获得它应该有的位置。本来寄望时间能滤掉一些东西，但是很有可能在淘洗的过程中，新的技术又来了，媒介又变了。
技术是一种人造的东西，是现代科学的基底和本质。海德格尔曾经说，科学不会思考。德里达就不怎么同意，他说，科学技术会的，它也在思考。德里达的弟子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就是写出三卷本《技术与时间》的那位，提醒我们说，技术里回荡着一种无人称的知识，一种不署名的权威性；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就发生在现代技术“无人称力量”的到来；他也建议我们在思考技术的时候加上时间的维度。问题是，北京时间前所未有地快，我们用三十年走完了别人一百多年的路，真是弹指一灰间。
我一直感激欧洲人在冷战以来在思想上、生活上为这个世界贡献的不一样的范式，他们身上有一种敏锐的辩证启蒙意识（dialecticofenlightment），对科技的进步不会天真地乐观，不会以为只要有了原子弹、核潜艇、无人战斗机、苹果手机，人就是万物的尺度了。
欧洲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赞叹，像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阿伦特、萨特、加缪这些人，都积极而睿智地就公共事务发言，引领着欧洲公民，对进步的悖论养成一种敏锐的判断力，所以，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会权衡两个方面：就算想象中的进步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稳定的有内在秩序的生活因此瓦解，这样是否值得？换句话说，今天“创造性的破坏”虽然为明天开出了支票，但比起现代性给人带来的异化和痛苦，是否值得？
我刚从英国转了一小圈回来，在咖啡馆、地铁、火车上看到，仍然有人在读报纸，还不光是读纸质书，还不全是老头，我没有看到一个捧着手机在划的人。
那一刻我忽然想，也许，在我们这个国家，由互联网＋主导的资本的运作、电子商务的繁荣、新媒体内容的生产和发布、对个人时间的侵占和随处可见的“手机的家园”，是一种人造景观，是由某种力量推动而不是自然天成的。把世界简化成网上和线下也是荒谬的。
不一样的阅读方式、写作方式、活着的方式，明明白白就在同一个地球上，就在稍微远一点的别处。
所以，当这一轮革命真的就发生在我身边――传统媒体人纷纷失业、转型、创业，越优秀的，转得越早――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这是一种打断，也提供了一个确认自我的机会。以前，像我这样比较喜欢干活的记者，光顾着埋头写，从来没有时间理一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题目是什么，自己的强项和短板分别在哪里，力气该往哪里使。这样被迫停一停，自然会做反省。
阿城说过，一流人才在商界。我觉得确实如此。历史上，像张謇这样的士魂商才，比康梁之类对社会的贡献大，因为后者光破不立，士大夫出身的实业家有建设性的动作。看看今天的情形，一样的。所以我敬佩那些找到新位置、找到资本，把自己成功嵌进互联网商业版图的优秀同行。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他们随口议论着公司办公室租金的涨价，短短几句言语，就让人窥见他们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这能力是我不具备的。
但是，不等于我对他们目前生产的内容心悦诚服。十年后，回头一望，我们这些当年的文学/文艺青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些什么。人各有志，人各有命，我还是希望自己十年后翻翻硬盘，能找出一两部比《祭毒》好的作品。
有人把这一轮革命跟印刷术、蒸汽机的发明相提并论，跟硅谷的创新相提并论，然后得出乐观或悲观的结论，我都会想一想：它们真的一样吗？
人类这几千年历史下来，纹丝不动的时光几乎没有，每一个时代大多都处在变革之中，都会面对新旧交替、新陈代谢的撕裂感和成就感，都能套狄更斯那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区别在于强度和广度。我自己感觉互联网＋比以往的变革更猛更强，能量更大。
我差不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稍微整理得清楚了一点。我得继续正统的、不是浅尝辄止的、也不卖萌讨巧的写作。从题材到方法，沿续过去那种一道道工序来的传统工艺，可能过去的还不够，还得往前追；然后，慢慢寻找一种与互联网＋联结的方式，来为写作加分。简洁地说：我的写作不打算转型。我希望找到一种养活旧写作的新方式。
这里我想稍微说几句一段时间以来的观察，它很可能是片面的，有待随着继续观察而修正：我发现身边的同行同道，也算是小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专制、独裁都蛮敏感，反应也不失为强烈，但对资本的傲慢、霸道、经常流露的无知，反应就迟钝暧昧很多。
大家都很清楚，一个一切听命于资本的盛世并不美好，但现实是，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听命于资本，受它奴役。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词，大概可以用于描述这种俯就：分裂。
谢泳写过一篇钱钟书的书生气。他说，从政治理想上看，钱先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他对同时代那些着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半看不上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除了钱先生的个性（自视甚高），除了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经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这一类的新派人物，谢泳觉得钱先生的“看他们不起”里，有更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士多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在做人这一条上似乎不能跟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一点、也更传统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的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儒家所谓“知行合一”。
这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也是我在多年记者生涯里从老一辈身上吸收的东西。一份人家，祖传的东西里总有一两件宝贝，这是我认定的一件。
但是现代性把知与行分离，我也不想在这里调太多书袋子，累得慌，大家看得到的，身边这些事迹不少：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而且能够自洽，而且能够合理化、日常化，现代人仿佛生成了一种新的习惯和记忆。于是，用阿伦特的话说，“那些失落的珍宝，甚至没有遗言”。
有时候听到一些师友谈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阳光，有国际视野，愿意到贵州某个贫困山区，或者非洲某个村子里当义工，也愿意积极为社团、社区服务。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对自己的父母好，不知道怎么跟最亲近的人沟通，这跟从前那种会为远方的炮火热泪盈眶，为“路有冻死骨”义愤，却不知如何处理伦常的义士们是一个路数，都是人格略有缺失的人。他们可能在某一方面有建树，但终究不能让人佩服。所以这些年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懂得放弃、割舍、有所不为，就是因为这一条。如果不那样做，我想这些年的书，我是白读了。
我想，大家不能忍受警察对雷洋的施虐，却能忍受某些投资人的施虐，是值得反思的。写作的责任之一，就是提出问题，展开对话和反思。如果创业者们继续惯着资本，它不会比一个暴君产生的危害更小。这个议题如果没有被摆上桌面，公开谈论，是我们这些媒体出身的写作者没有尽到责任。
写作者还有更大的责任。抗战时是流亡学生的齐邦媛和王鼎钧，几十年后拿出了《巨流河》和《昨天的云》等四部曲回忆录。经历过文革的冯骥才老师拿出了《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年一老师写出了《大动乱的年代》，李逊拿出了《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经历过一战、二战、纳粹集中营、“911”、第一次伊战、第二次伊战的西方作家们，都拿出了很像样的作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去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科谢耶维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记录了二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我读了一小部分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和《二手时间》，还有一些她的访谈，除了源远流长的苦难和沉重，我觉得她的学养、才气、境界都是一流的。有位老师对我讲过，到最后，写作拼的不是才华，不是文字，是境界，这个我很能记得住。
跟阿列科谢耶维奇战在同一高度的还有一位出色的女性，美国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她用文学的手法写历史，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们的存在，都提醒我自己离有价值的非虚构写作还有多远，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她们都是我的导师和榜样。
每一代人把自己经历过的写下来，就很好了。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什么？有什么非得记下来不可的？还有多少空白必须去补上？除了资本以外，更广泛更深刻的决定社会和生活的力量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在慢慢琢磨的事情，它们都存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文件夹里，叫“未完成”。
写作是为了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和本质。在字里行间，通过讲故事，通过文学之美，塑造典范，传递真知灼见。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关切世界的人，他首先要学会同情、忘我、宽恕，然后把这些传递出去，让人们能为其他人流眼泪。
每个写作者都会有才华横溢的一段时光，也都不得不面对和处理才情的下行或用尽。所以要用功，用别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高度，学会超越自身的局限。
去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龙应台在表达祝贺的文字里提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工作里包含了记者、社会学者、心理学家兼牧师这些角色，我想，这个不完整描述提示了写作者的社会意义和可能的疆域。进入写作的世界，就是挣脱僵化的教育，出离日常的平庸，卸掉国家的、个人的虚荣，卸掉民族主义等等牵绊束缚你的东西。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时代，写作是为了追寻自由。在这个阅读和写作都受到严厉挑战的时代，对我而言，写作本身就是自由。
最后我要感谢20年来滋养过我的每一家报社、杂志社，那种头悬截稿线的高强度工作，让我经常蓬头垢面、神经粗壮、也长了几块用于写作的肌肉。我怀念那些不用考虑别的，只要一门心思把字写好的时光，那是我们许多人的黄金时代。
节选自《画在人心的苦闷上》/李宗陶
作者: 李宗陶
出版社: 鹭江出版社
副标题: 李宗陶艺术访谈录
出版年: 201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