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唐晓峰拍着《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封面说：“我更关心的是‘死’的问题。”在他看来，当前的城市发展热潮中，整体来看中国的城市充满了生机，然而对城市局部的“死”关注得远远不够。
王军说，平安大街、两广路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记者眼中的“死”。
史建说，前门大栅栏、隆福寺、秀水街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个同样长期关注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建筑评论家眼中的“死”。
唐晓峰说，西单十字路口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眼中的“死”。
雅各布斯说：“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
所以，说保护北京老城，不是保护一处死去的文物或者历史遗迹，而是保护一种活生生的生活形态。作家冯骥才曾提出，保存胡同和四合院其实是保护一种文化，“对于城市的历史遗存，文物与文化是两个不同概念……我国只有文物保护，没有文化保护，民居不纳入文物范畴，拆起来从无禁忌”。艺术家陈丹青说过一句气话：“北京拆除胡同，不是居民迁移与城市改造，而是传统居住文化的大规模生态灭绝。”
半个世纪前，当梁思成为北京城墙的拆毁而痛心疾首时，北京城其实并没有“死”，因为大量的民居还在。著名建筑师张永和向同事说起自己小时候的北京城时，会热泪盈眶，他说他小时候就住在四合院里，爬上围墙，看见的是一片黑瓦的海洋，中间涌起一座金黄的宫殿。
然而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旗帜下，北京老城的民居正在被“危旧房改造计划”所扼杀。王军在他的《城记》里饶有深意地对比道：2000年6月，北京市政府作出决定，未来3年内拿出3．3亿元人民币修缮文物建筑；同年11月，北京市划定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又确定了第二批15片）；同年12月，北京市提出5年内基本完成危旧房改造的计划，需要成片拆除164片。王军说，这意味着北京古城内未被划入保护范围的地区，将更多地成为改造的对象。
在王军看来，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也就是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即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他说，他曾在北京规划展览馆门口看到这样的字样：“本展馆内容与拆迁无关请慎重购票”。这个相当反讽的告示直逼现实，“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家会不会被拆，想到这里了解情况，有的人无一所获，就提意见，于是展览馆就得出个告示以免责”。
史建说得比较极端：“现在的情况是，一规划就死，一改造就死，改一个死一个！”
史建记得很清楚，大栅栏地区是改革开放后北京最早的实验点，这个区域的个体经济是最早恢复的，因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里曾经兴盛过一阵，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前门大碗茶公司。后来为了解决前门的交通问题，进行过一轮改造。史建认定，这次改造把类似前门大碗茶这样的活力给扼杀了。
不久前，北京市社科院发布《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报告》，显示大栅栏已开始呈现典型的贫民区景象：人均日消费8元，有的三口之家竟挤在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里。
北京城的中心竟然沦为贫民区，这无疑是不可接受的。于是政府下决心投入巨大资金再次进行改造。然而在史建、王军等人看来，恰恰是这样的改造规划后面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史建说：“在市中心大规模拆迁，不管你的初衷多么好，一定是伤筋动骨，事与愿违！”王军去看了拆迁现场，感叹仅仅数月时间，南北纵穿前门大栅栏保护区的煤市街扩建工程已拆得犬牙交错。他担心，这样的扩建重蹈前门南端广安大街的覆辙―――一条大街宽70米，东西横贯北京南城，结果，过去的菜市口、珠市口、磁器口三大商业区都衰落了，“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车呼啸而过，谁逛啊”。
雅各布斯在1959年写过一篇文章，《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王军多次提到，这个标题让他很感动。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指出了一种“一厢情愿的神话”：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资金―――数目通常以数千亿美元计―――那么我们就能在十年内消除所有的贫民区，在那些空旷的、毫无生气的灰色地带―――它们在过去和过去的过去曾是郊区―――扭转衰败的趋势，为那些四处观望的中产阶级找到一个家，也许甚至还能够解决交通问题。
“但是请看看我们用最初的几十亿建了些什么：低收入住宅原本是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这里的情况却比贫民区还要严重。中等收入住宅则是死气沉沉、兵营一般封闭，毫无城市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可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快车道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
她的结论―――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肢解和洗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