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大厂南下香港,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
“大厂是高薪,但谁知道这份高薪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呢?”留在大厂,对于刘皓、Lili这样的基层小leader而言,正在丧失性价比。
2023年10月,38岁的刘皓鼓起勇气提了离职。在互联网卷了十多年,享受过红利,在深圳买车买房的他,却难以避免内耗,“被比你小10岁的领导每天无脑乱指挥,项目推进缓慢,缺资源、缺人,团队内还都在相互扯皮”,刘皓这样形容自己裸辞的原因,“继续工作大概率会有抑郁倾向。”
和他一样,97年的Lili,所在的西二旗某大厂,内部晋升的机会,已经从一年两次减少到一年一次。到了年底,Lili准备许久的内部述职,更是因为“项目组盈利不达预期”的原因,宣告升职告吹。
向上无望的Lili,还要面对持续加码的盈利KPI,“2月初,工位旁边的项目组,因为不赚钱,已经搬空了。”
决定从腾讯裸辞之前,人到中年,拖家带口的刘皓,早早瞄准了拥有港大、港中文、港理工等多所高等学府,教育资源优渥的香港。
在10月拿到香港身份之后,刘皓没有犹豫便递交了辞呈:
一方面,光环褪去的大厂令人“致郁”;另一方面,“小镇做题家”出身的刘皓,幼儿园便将孩子送去了国际学校,妻子更是早早就去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中年裸辞的刘皓,不希望再每天加班,无意义内卷,他也希望能通过南下,让孩子不用再像他们一样,“焦虑、内卷地学习和工作。”
指望通过南下赴港,职场加薪、孩子升学一把抓的大厂人,并不在少数。某猎头告诉字母榜,对于35+的大厂员工来说,包括不少高管,孩子大都在小学,或者幼升小的阶段。相比每年递增上百万人的内地高考,他们更愿意赴港为孩子铺路,以求孩子能参加报考人数少,重本率(211+985录取)50%左右的华侨生联考,或者香港高考。
离开大厂前,Lili曾在国企和香港之间反复衡量。留在大厂,意味着随时会“拿大礼包走人”,而跳去国企,则要承担降薪的心理落差。相比之下,平均工资在4万-5万港币间的香港,成了能接得住Lili工资包的福地。
决定“赴港涨薪”、再搏一把的,还有94年的Hans。和Lili一样,Hans在2024年初,拿到了一份年包在40万-50万之间的工作,在保证朝九晚六,到点下班的同时,由于香港扣税低,税后薪资相当于翻了一番。对比如今从996卷向007,平薪跳槽即为幸运的内地,大胆辞职的Hans直呼“值了”。
不过,香港居,大不易。
拿到offer后,Lili兴冲冲在中介的带领下看了一圈房子,但随后便打起了退堂鼓。北漂过的她自诩见过世面,但同样在北京6000-8000元,配备健身房、小花园的公寓房,在香港,12000港币,也只能租到30平的小房间。4000-5000港币的预算,Lili只能在香港租到10平方左右的老破小,房间里容纳着一个厕所,一个开放厨房,一张床,走动困难之外,“一整天阳光都照不进来。”
在深圳,花5000-6000元,Lili就能租到有露台、有飘窗,带家具电梯,保安系统齐备的大一居。
同时,香港不光房租高得“令人咋舌”,攀升的生活成本,也让Hans不得不考虑深港通勤。“在深圳25元一份的煲仔饭,在香港卖到75元一份,而在寸土寸金的中环,随便吃个商务餐的花费,在120-150元之间。”
在深圳工作3年,Hans早已见识过港人周末涌入买菜的盛况。深圳随手可以点到的鲍师傅、喜茶、霸王茶姬等外卖,在香港,外卖APP上不仅商家少,价格也翻了两倍。为了实现奶茶和外卖自由,比起2万元的香港月租,Hans做出了支付每月3000元的高铁往返费用的选择,即便这一选择背后的代价,是Hans、Lili们,需要起得更早一些。
更何况,相比起晚上9点仍要改PPT的内地,在加班文化并不盛行的香港,6点准时下班的Hans,至少能保证8点前返回深圳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