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威胁研究：学术脉络、理论意涵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Hall，1975/2015：79）将文化形容为“一种有区别力的独特形态”，人们生活的物质组织和社会组织经由这一通路得以表达。因此，作为“意义地图”的文化既是社会关系得以建构和维系的方式，也是体验、理解与诠释各类关系形态的途径。同时，文化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意义网络。跨文化交往的双方在审视和感知他文化时，不仅通过选择性心理将先入之见嵌入认知，从而建构对“现实”的认知（Gramsci，1975/2007：8-15），也在对文化差异性的评估与测量中调适对他文化的态度、情感与行为倾向，而这种意义的“嵌入”与“调适”成为跨文化语境下偏见的来源。

事实上，偏见（prejudice）于人与生俱来亦无处不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便指出，“人类理解力正如一面凹凸镜，它接受光线既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入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培根，1620/1986：19）。他用“idola”来寓指“围困人们心灵的假象”，归类并诠释出族群、洞穴、市场与剧院等四种偏见（培根，1620/1986：18-21）。海德格尔（Heidegger）、伽达默尔（Gadamer）等将历史性、效果历史等概念引入“诠释学循环”中来，将偏见视为基于人性的、历史的自然产物，是影响意义生成与传递的“前见”（pre-judgment），由此推翻了启蒙时代理性限定的负面意涵（伽达默尔，1986/1999：356-384）。自20世纪上半叶始，偏见研究逐步被纳入现代知识体系中来，社会学家布鲁默（1958）、加斯（1925）等强调群体身份在偏见形成中的关键性作用，尤为关注种族差异、等级制度带来的群体性偏见。作为偏见研究的集大成者，戈登·奥尔波特系统揭示了偏见的认知、动机和社会文化过程及其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也间接导致了社会认知革命 （Allport，1954/2020） 。 围绕偏见研究的知识地图也呈现出多学科演进、融合之势，从最初的神学、哲学、社会学逐步拓展到心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跨文化传播等领域。

然而，传统的偏见研究也存在如下局限。其一，囿于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或学科视野，传统研究在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上流动受限。例如，以投射、移情与共情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强调影响偏见的心理因素，但未广泛应用；威权主义、民族主义、自尊等人格结构强调偏见的动力机制，但预测能力有限（Stephan & Stephan，1996）。其二，跨文化语境下的偏见研究或侧重于个体的心理、人格、惯习等微观层面，或聚焦于民族、宗教、文化等宏观维度（许靖，2010：35-80），忽视了跨文化交往的互动视角与过程属性，尤其对基于文化的偏见之源及其逻辑指向讨论甚少。其三，缺乏评估偏见流程的系统化模型和操作指标，即便是与偏见密切关联的伴生概念与理论框架，也无法突破在处理个体变量与群体过程中方法论的局限（Bajema，2019）。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压缩的全球时空淘汰了封闭的领土认知，基于强化差异与对抗的多文明政治与国家间交往，一定程度上都会引致跨文化交流的误读、冲突甚至是“强烈的不公正感”（Leung & Stephan，1998）。这一背景下，美国政治学家沃尔特·斯蒂芬（Walter Stephen）等提出了整合威胁理论（Integrated Threat Theory，简称ITT），以一种更为综合的视角和系统的模型来考察威胁的构成要素与逻辑链路，进而预测偏见（Stephan & Stephan ，2000）。该理论承认并重视文化差异，将对威胁的关注提升至偏见研究的中心地位，有助于把握诸文明冲突下国与国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区域之间的对抗与威胁困境。本研究旨在挖掘整合威胁论的学术脉络、演变逻辑与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将该理论更好地应用于跨文化传播中来，以解构、重构核心议题，为探索文化偏见之源提供可突破的方向。

整合威胁研究诞生于对偏见成因的系统性探索，尤其注重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洞察跨文化语境下的族群与国家间偏见。该理论最早由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斯蒂芬教授团队于1998年提出，后于2000年、2008年经过几次重要修订逐渐完善，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进来，从不同角度对模型进行验证和补充。至今，围绕整合威胁（integrated threat）、群际威胁（intergroup threat）、群际焦虑（intergroup anxiety）的专项研究已有230余项成果。若溯其源头，社会认同理论、现实群体冲突理论与象征种族主义为这一理论丛系的诞生和充盈提供了滋养。

（一）偏见的社会身份寻因与群际冲突的范式合流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是整合威胁论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该理论由社会心理学家塔杰费尔（Henri Tajfel）和特纳（John Turner）等创立，旨在解释社会类化对群体认同的影响。这一理论对整合威胁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强化内群体认同的逻辑链路。研究发现，群体偏爱或种族中心主义的“一般性规范”（generic norm）是导致类化的重要原因（Turner，1975）。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经由地域、种族、宗教等“定位系统”来识别并锁定群体归属的范畴，进而在与群体成员的互动中获得自尊、归属感等积极的价值感知与相应的社会支持（Tajfel & Turner，1986）。斯蒂芬采纳了这一观点，将群体认同视为引发“内群体之偏爱”（in-group favoritism）与“外群体之贬损”（out-group derogation）的重要因素，为偏见的社会身份寻因奠定了基础。其二是个体-群体、社会-心理的互动主义视角。特纳等指出，社会认同论试图利用“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的心理机制，将分散的个体统一为整合的群体来考量群际交往中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价值取向上是反个人主义的。个体的心理过程往往与社会结构、文化信仰、意识形态等情境因素密切联动，呈现出身份认同的多元性与流动性（Turner & Oakes，1986）。斯蒂芬等引入这一视角，在划分影响威胁的前导因素时兼顾了宏观环境和个体差异，也采纳了互动视角下的认知机制，将群际关系、文化维度、社会情境与个体差异等作为影响感知威胁与偏见的有效变量。

如果说社会认同论提供了分析偏见何以形成的逻辑链路与观察视角，那么现实群体冲突论（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与象征种族主义（symbolic racism）则启发了整合威胁研究从现实与象征两大维度归纳威胁、解读偏见。现实群体冲突论由唐纳德·坎贝尔（Campbell，1967）在20世纪中叶提出，核心观点是对资源的争夺会导致群际冲突，冲突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取决于资源的价值和稀缺程度。该理论将冲突分为非现实冲突和现实冲突两个层面，前者指由文化、传统、惯习等冲突焦虑引发的警惕和抗争，后者则指向衡量利弊后对假定对象的资源争夺（Coser，1957）。斯蒂芬等继承了这一观点，将与组织或成员利益相关的现实因素纳入进来，命名为“现实性威胁”（realistic threat），包括因领土、财富、资源竞争带来的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反应。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鲍勃（Bobo，2013）进一步指出，这种威胁可细化为在感知/主观利益层面与群体/客观利益层面的争夺，由此产生“感知的现实威胁”（perceived realistic threat）与“客观现实威胁”（objective realistic threat）。

与现实群体冲突论不同，象征种族主义作为一种关注偏见的社会文化理论，更侧重于以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后被发展为社会支配理论。例如，在预测自由种族政策对选举的影响因素时，象征种族主义用来解释后民权时代美国白人群体对黑人违反传统价值观的抵抗情绪（Kinder & Sears，1981）。整合威胁研究吸收了该理论在道德、传统、价值观、行为规范等层面的关注，将“象征性威胁”（symbolic threat）作为重要前因，由此启发了从现实处境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径来思考偏见（Stephan & Stephan，2000）。这一因素的引入也为后续研究打开了思路，尤其是与神话、修辞、叙事理论的结合为对抗后殖民主义下的身份危机与族群冲突提供了更具建构性的视角。

（二）偏见研究的再审视：威胁成为新注脚

与偏见研究的传统路径不同，整合威胁研究的理论模型凸显了威胁在偏见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一重要转变源于学者对20世纪末一系列社会冲突的反思。索马里内战、南斯拉夫种族清洗、巴以冲突严重撕裂着社会，群体极化、逆全球化、民粹浪潮等侵蚀着多元文化与多边主义的价值基础。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威胁、恐惧与仇恨等激进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成为偏见研究的重要议题（Kaufmann，1996；莫利，2006/2010：141-144）。在整合威胁研究的框架下，威胁是一个层次丰富且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操作性的概念（图1所示）。

其一，威胁是一种可激发人类负面情绪与防御机制的普遍性经验。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物质的亦或精神的，生存于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应对威胁已然成为人类的本能意识。哥本哈根学派认为，普遍存在的威胁能够诱发群体的恐惧、厌恶、愤怒等消极情绪，进而通过心理或生物学机制启动防御反应，产生投射、排斥、对抗等情绪或行为（Tritt，Inzlicht & Harmon，2012）。但同时，群际威胁也具有相对性。在我群与他群、内与外的认同导向下，威胁及其表现形式因群体成员的立场、情境与关系而被定义和改变。例如，群际冲突的历史是预测现实性偏见的重要指标，内群体和外群体在世界观上的差异程度决定了内群体成员是否对价值体系的冲击更敏感，而群体相对权力的波动也是导致弹性威胁的重要原因。其三，威胁具有持续性、紧迫性、可控性等多维度，可通过操作化量表进行测量。例如，传统的焦虑自评量表、风险感知指数、刻板印象模型、社会支配量表等都为ITT的概念化与操作化提供了经验参考（Dowling，1986；Fiske et al.，1999）。最后，与其他威胁研究不同在于，ITT尝试对威胁的类型、属性、性质及强度进行细分与归纳，现实威胁、象征威胁、焦虑与刻板印象等被统合进来，群体差异、群际接触、群体互动等则被作为引发威胁的先验变量。至此，整合威胁研究继承和统摄了上述理论资源与操作化指标，以一种整合的生态观来分析影响感知威胁的前因、威胁类型与后果，进而丰富了关于群际偏见的研究图景。

既然威胁具有普遍性、相对性、可被测量，那么，ITT意欲研究的威胁，其本质是什么？是源于认知的偏差？还是社会权力的制约？真正起作用的核心要素有哪些？这些要素如何进行整合？这些都是整合威胁研究一直以来孜孜求索的问题。

（一）界定感知威胁

与传统关于威胁研究的实在论或建构论不同，ITT旨在探索和强调的实为一种基于群体认同的“感知威胁”（perceivedthreat）。斯蒂芬对于威胁的本质有这样一段描述，“整合威胁理论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它主要关注的是对威胁的感知程度。感知威胁会产生真实的后果，不管是否准确”（Stephan，Ybarra & Morrison，2009）。那么，如何进一步理解这一感知性呢？

首先，从威胁的本源概念来看，它既指向作为施动者的行为主体，也指向受到挑战或侵害的承受者、受影响者。ITT着眼于后者，关注内群体成员对来自外部威胁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导致这种行为认知的原因，以及为应对威胁而启动的心理或行为机制。而对于威胁施动者的行为动机、组织层级乃至社会权力结构，并不是ITT讨论的重点。但这并非是说讨论的“去权力化”，相反，ITT由始至终都将威胁视为一种权力话语，它生长于不对称的社会文化建构与权力体系中，也活跃于不同话语主体对于“界定”威胁的磋商、接纳或辩争中。无论是对于威胁和要素的划分，还是先验变量的考察，都体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权力观。

其次，倘若从理论发展的脉络寻因，这一立场既融合了社会认同论强调的基于内外之分的身份认同，也带有传统偏见研究对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思。同时，群际焦虑、群际情绪理论的引入也将研究聚焦于对利益侵犯的剥夺感，以及由文化偏差、自利性偏差、防御性归因等引发的群际偏见（Stephan & Stephan，1985）。这一视野的融合也正体现了ITT具有多学科诠释的可能性。心理学视域中，威胁能够诱发焦虑、愤怒、抗拒等负面情绪（Lazarus & Folkman，1984：33）；国际关系认知下，威胁被界定为一国对他国的生存、安全和发展有可能或已经造成的伤害；而在生物学家看来，威胁意味着影响人类生存与物种繁衍的自然或人为风险（Frankham et al.，2002）。这一融合性源于ITT对传统偏见研究多领域的继承，社会支配论、人格特质论、文化霸权、文化适应、多元文化主义等都为这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启迪。

基于此，在2000年的初始模型中，斯蒂芬等归纳出四种威胁的基本类型：现实威胁、象征威胁、群际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图2所示）。其中，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强调因群体利益的侵犯导向的不公正感知或偏见。前者受到现实群体冲突论的影响，指向因土地、财产、权力等稀缺资源竞争引发的利益冲突，群体权力、冲突历史、群体地位等构成资源支配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后者衍生于象征种族主义的概念，囊括因道德、信仰、规范等价值体系引发的威胁感知。而群际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negative stereotypes）则是预测群体行为的基础变量，指向因有可能的消极体验而产生的紧张、恐惧与不确定感（Stephan & Stephan，1996，2000）。这四类威胁可以是实际存在的，也可以是尚未发生但预料会发生，但都用来区隔和强化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边界差异，也为观察群际交往中的集体情感、群体凝聚力、内外群体压力差、集合行为等提供了可操作性指标和框架。

然而，随着实证研究的推进，要素的构成也存在争议。诸如，消极刻板印象是否可被视为威胁的类型仍有待探讨，支持者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消极刻板印象与消极种族态度之间的关联，反对者则将这一类型视为导致感知威胁的前因而非构成要素（Stephan & Lausanne，2002）。为了进一步明晰模型的操作化标准并扩大其适用范围，斯蒂芬于2002年对框架进行第一次革新，从原始要素中提炼出“现实性”与“象征性”维度并与“个人-群体”类属进行互动，形成了现实性群体威胁（realistic group threat）、象征性群体威胁（symbolic group threat）、现实性个体威胁（realistic individual threat）与象征性个体威胁（symbolic individual threat）四个子类目，并在2009年的修订中进一步简化为现实性威胁和象征性威胁两类，突破了既往心理学焦虑管理、压力理论等多理论杂糅的范式，更加清晰地强调了理论丛的整合属性。

（二）整合的分析框架与意涵演进

定义威胁的核心概念作为中介变量，连接起一组先行因素和一组后果要件，系统地描述群际偏见形成的过程。前因（antecedents）研究自整合威胁论创始之初便已开展。初期，斯蒂芬等便发现内群体认同、外群体知识储备、（消极的）群际接触、群际冲突史、群体地位以及政策相关性是影响感知威胁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子在预测偏见上权重不一（Stephan & Lausanne，2002；Stephan & Stephan，2000）。随后，奥尔波特（1954/2020：227）提出的“偏见前因透镜模型”被引入进来，该模型将历史语境、社会文化、现实情境等视为影响群际关系的外部因素，将人格特征、行为现象、刺激物等作为直接因素。基于此，斯蒂芬等在2008年的第二版修订模型中，将影响整合威胁的前因逐渐聚拢至群际关系、文化维度、情境因素与个体差异四重层级（图3所示）。

首先，文化维度（cultural dimensions）作为远端前因，吸纳了霍夫斯泰德等（Hofstede et al.，2005）提出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等因子。例如，集体主义者更认同和维护内群体的价值取向，也更易因外部的象征性威胁产生偏见；高权力距离的文化更容易感受到权力分配不均带来的现实威胁，由此诱发冲突与对抗。斯蒂芬（2009）在后续研究中引入了文化的紧密与松散程度、安全需求、高低语境等维度，更深入地诠释文化差异带来的偏见。其次，群际关系（relations between groups）作为调节变量，旨在从群际交往出发来探寻感知威胁与偏见的形成，群际冲突、地位不平等与相对群体规模构成主要的评估指标。例如，不同国家、原住民与新移民、女性与男性群体、白人、非裔和亚裔群体对彼此态度的预测（Renfro et al.，2006）；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成员出于回避、防卫、打压等动机而采取行动缓解焦虑（Cadinu & Reggiori，2002）。第三，情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是分析的具体接口，将群际互动的目标、环境、结构化和规范化程度、权威支持、合作性与竞争性等都列为评估指标，以对偏见产生的流程进行动态化监测与研判。最后，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是内驱因素，囊括群体成员的人格结构、人际接触、社会支配倾向等。斯蒂芬在2008年的研究中归纳了威胁前因作用的机制：1.内群体被高度重视；2.内群体的权力或控制力相对较低；3.与外群体的关系消极；4.内群体成员不信任或怀疑外群体；5.重视规则、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Stephan，Renfro & Davis，2008）。

随着现实情境的革新与实证研究的积累，传统路径已无法解释偏见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效应，尤其缺乏对威胁的深入挖掘。由是，2008年革新的模型将落脚点从单一的偏见延展至心理与行为反应带来的后果，威胁被提升至偏见研究的中心地位。第一，威胁引发的心理反应指向情感与认知两个层面。就情感而言，不同类型的威胁往往会带来不同的情绪反馈，但焦虑、恐惧、无助、愤怒、敌意与仇恨等消极情感始终是主基调（Renfro et al.，2006）。同时，对威胁的警惕会削弱群体成员的同理心，降低了他们对于外群体成员悲惨境遇的共情（Leach et al.，2003）。就认知而言，威胁会导致消极刻板印象、种族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等一系列负面归因。

第二，威胁引发的行为反应常以谈判、诉讼、抗议、罢工、屈从、撤退、报复、攻击与战争等形式呈现。一方面，威胁会导致对抗行为。譬如在移民问题上，原住民群体往往因为警惕外来者对社会结构、公共政策与生活方式带来的挑战，而采取一系列抗争行为表达不满（Pereira，Vala & Costa，2010）。另一方面，威胁有时也会触发积极的群际接触。有研究表明，公众对被污名化的群体态度微妙，既会因为厌恶和恐惧而回避，又会因怜悯和同情而主动交好。尤其当担心自身被打上“种族主义者”或“歧视者”的标签时，更倾向于以友好的态度代替偏见（Bromgard & Stephan，2006）。

至此，初始的ITT模型经由数轮革新更具包容性和可操作性，威胁与偏见的关系也重新被界定。首先，该模型虽始于偏见，但不止于偏见，而是将威胁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搭建起从前因到后果的流程通路，这一进路不仅有助于更精准地预测偏见，也使得量化偏见、解释偏见成为可能。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组要件并非线性的过程，而是呈现出互动性和递归性，威胁感知的行为反应可能是引致新一轮威胁的前因。其次，现代知识体系下的偏见虽有“建设性的成见与导致误解的偏见”之分（张隆溪，2014：30-31），但都属于人性与传统的一部分，具有中性色彩。威胁则是一种更为消极和激烈的情感和行为，不仅存于动机，更指向因动机导向的极化、冲突乃至战争。该模型对威胁类型、强度的划分及提出的一系列操作性指标，能够为减少群际偏见提供行之有效的操作技巧。最后，与传统偏见研究相比，整合威胁研究更为关注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群际威胁，故而更适用于跨文化传播的具体情境。为了更有效地回应跨文化交流的实践困境，2018年最新修订的模型将威胁的触发前因重新划分为文化维度、跨文化关系（intercultural relations）、跨文化接触（intercultural contact）、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s）、态度与认知（attitudes and cognitions）和情境因素等六种类型，将文化维度与跨文化关系作为并列的远端前因，跨文化接触作为群际接触的调节变量，以强调跨文化情境的激发作用，加强了模型的适用性（Stephan & Stephan，2018）。

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就是偏见的形成、验证与循环往复的过程，通过跨越时空的“视域融合”实现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文明与文化的语境和文本之间的联结和重建（伽达默尔，1986/1999：383-393）。整合威胁研究在创立之初就是为了回应跨文化语境下的群体偏见，因此在文化差异、群际关系与多元文化、边缘群体与身份认同等诸维度上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预测力并能核验模型的有效性（Stephan，Renfro & Davis，2008），能够为跨文化传播的诸多议题提供思路或方法上的补充或延展。

（一）弥合文化差异的时空对话与意义调适

整合威胁研究的立论之本或理论旨归就在于重视并承认文化差异，将其视为感知威胁的重要源头。“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往时，他们背负着过去的重担以及对现在和未来的恐惧，担心这种互动的过程或结果可能对他们带来潜在的伤害”（Stephan & Stephan，2018）。无论是威胁的核心概念还是先验变量，都直指差异带来的群体认同、群际冲突、刻板印象或群际焦虑。

早在理论诞生初期，斯蒂芬即指出群际对话（intergroup dialogue）对于克服偏见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寓含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观念，族群文化内部的同质性与外部的分野从封闭领域或自治岛屿的文化想象中可见一斑（Welsch，1999）。ITT继承了社会认同理论从群体身份出发来洞悉群体行为的逻辑，这一继承凸显了对传统的我文化与他文化二元对立思维的解构，指向“文化间对话”。事实上，更早期的偏见研究便强调对话在弥合文化差异上的重要意义。跨文化诠释学的倡导者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在承袭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先哲思想上提出了“对话的对话”，它是一种打开的、流动的间性思维，通过不同文化互为主体以达成意义的嵌入与调适，跨文化理解也就成为可能（陈薇，2022；潘尼卡，1999/2001：37-39）。这一观点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将偏见视为达成理解的“前结构”和“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合理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基础和前提（伽达默尔，1986/1999：239）。整合威胁研究沿袭了这一开放性思维，并不执着于探讨偏见的正义与否，而着眼于解构、预测进而降低消极的群际偏见。经由威胁这一概念的逻辑搭建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指导和操作手册，将抽象或具象、宏观或中层、现实或象征、个体或群体层面的因素统合进来，应用于不同语境下的跨文化协商与对话，以尽可能地预测并减少由于文化差异、刻板印象、人格动力等因素带来的认知偏差与分歧。

群际焦虑也是整合威胁研究关注的核心概念。该理论与跨文化传播和文化研究学者古狄昆斯特（Gudykunst，2005）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简称AUM）皆是以社会心理学为观照的跨文化传播基本命题，也是对弥合差异、实现对话的有效尝试。两者共同关注作为跨文化交际基础的“焦虑”之于群际交往的影响，但在因果逻辑、影响方式与概念化的理解上存在不小的差异。其一，关注的重点不同，ITT实现了对群体类型区隔、群体沟通障碍以及群体焦虑归因的结构性整合，为异质文化交流提供了风险预测和规避的方法路径；AUM以焦虑感/不确定性管理来解释有效的人际和群际沟通；其二，因果逻辑的搭建不同，ITT将偏见视为群际焦虑招致的结果，焦虑程度越高，偏见越强烈；而AUM认为“可控的”焦虑并不会影响跨文化交流的有序展开，只有超出阈值范围的过小或过大的焦虑才会招致误解、阻碍沟通（Stephan，Stephan & Gudykunst，1999）；其三，ITT将焦虑视为导致偏见的主要威胁之一，AUM则将对个体价值的根本性威胁视为引发焦虑的根本原因，而威胁就意味着不确定性（梅，1977/2010：172）。两者在理解焦虑之于群际关系和群际互动的重要价值都给予了相当清晰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指标，也在诸多变量上互为补充，理论的提出者古狄昆斯特和斯蒂芬也在一系列联合研究中开发更多指数来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

（二）理解多文明政治的“断层线冲突”

早在20世纪中期，奥尔波特便从社会结构和人格结构入手，深入探究偏见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在其社会心理学奠基性权威著作《偏见的本质》中，奥尔波特（1954/2020：255-256）曾以“管风琴上的音符”喻指国家间、意识形态间的直接竞争与现实冲突，“会使所有与之协调一致的偏见同时共振，而听众却几乎无法将纯音和杂音区分开来”。20世纪末，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6/2010：105）基于冷战后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指出重新划定的政治界线渐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线趋同，文明间“断层线”在全球政治冲突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诚然，这一观点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引发一众学者的质疑和讨论，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多文明政治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莫利，2006/2010：160-164）。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共存、多元文化与世界主义并行的当下，关于文明冲突的假设、文明对话的需要以及对多元文化下文明秩序的可能性建构，既是整合威胁论诞生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也是其关注和讨论的核心议题。

整合威胁研究关注多文明群际冲突的影响，为测量群际关系贡献了冲突历史、规模差异、地位差异等可行性指标。例如，在分析导致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的心理因素时，持续性冲突被视为引发和强化感知威胁的重要变量（Gaunt，2011），而来自多数派的群体压力不仅会触发对潜在威胁的高度警惕，更有可能挑起极端的群体庇护情绪（Schaller & Abeysinghe，2006）。再如，内群体认同、异文明冲突和信仰差异，都强化了西方对“秘密伊斯兰化”等非西方宗教与文化扩张的焦虑与偏见（Uenal，2016）。此外，整合威胁研究不仅仅分析文明冲突的影响因素，更着眼于多文明群体的生存状况、身份认同和群际交往。可以说，ITT建立在多元论基础之上，承认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差异的合理性，意在导向多文明对话。例如，一项针对大学本地学生与国际学生互动行为的调查发现，ITT是批判“在地国际化”议程的有效工具。持不同价值观的群体通过创设“共享空间”，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一个安全且积极的管理性环境（Harrison & Peacock，2009）。这也是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明不仅冲突，更多是共存（汤一介，2004），文明的对话虽然不是整合威胁研究的主旨观照，但也为我们观察多级世界和多文明政治下的跨文化交往提供了方案。

（三）审视异质文化中的边缘群体

跨文化情境下的边缘人（marginal man）、离散群体、少数族裔等既是ITT最初关注的群体，也是重点考察对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技术革命带来的价值多元与离散，人类认知世界的边界与交往方式被颠覆，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过去与现在的重构，让风险社会下的个体和共同体都变得更加摇摆难定。齐格蒙特·鲍曼（Bauman，1991/2003：87-89）曾言，“异乡人”（stranger）游移于领土和功能分离的边界中，亦敌亦友，“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始终如一的威胁”。这种威胁源于边缘群体对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向的心理或行为上的应激。整合威胁论关注身处全球、国家与地方三维空间下少数群体的跨文化体验，尤为关注隶属于不同的利益或“液态”社群成员的群际接触行为、对于不确定性的焦虑以及身份认同的多元混杂（吉登斯，2007/2012：10-12）。

以移民议题为例，近年来，限制外来移民成为英国脱欧派、法国国民阵线、美国保守派等右翼政党支持者的政策诉求。传统研究认为，种族主义冲突、福利政策争议、原住民文化冲击等是构成移民威胁的主要因素，整合威胁研究更为关注其中的社会-心理原因以及具象化指标。ITT早期的经典研究就是关于西班牙和以色列移民的偏见调查，研究发现，相较于现实性或象征性威胁，群体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对偏见的影响更为一致和显著，政策制定者通过普及特定知识来减少移民群体的焦虑（Stephan et al.，1998）。一项针对荷兰移民工人的态度调查也发现，积极的群际接触和媒介使用不仅有助于减少本国公众对外来移民的消极刻板印象，更能有效降低其在收入、福利、身份、信仰等现实与象征层面的威胁感知（Curşeu，Stoop & Schalk，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