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政治参与的实践及其影响
作者 / 范若兰，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女性主义是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深刻地改变了性别观念和妇女地位，同时也推动了女性政治参与的深入发展。
争取与获得
1789年法国大革命揭开了妇女运动的序幕，女性主义响亮地提出妇女与男性有同等权利。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以争取妇女的参政权为核心。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妇女积极展开争取选举权运动，经过数十年的激烈抗争，大部分欧美国家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先后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撬开了一向由男性主宰的政治领域的大门。
欧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呼声也在亚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得到回响。亚非妇女在积极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积极争取教育权、经济权、婚姻家庭权，也争取选举权，但收效甚微。在二战爆发前，仅有8个亚洲国家的妇女取得了选举权。二战后，随着亚非国家纷纷独立，妇女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中国精英女性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就开展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但直到1947年才获得选举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男女平等国策，1953年颁布的第一部选举法明确规定，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实际上，妇女虽然获得了选举权，女性选民占选民人数的一半，但政治领域仍然以男性为主导。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个别国家外，女议员在欧美国家议会中的比例不超过20%，在亚非拉国家不超过5%；女部长人数极少，且多担任与妇女、卫生健康、福利相关部门的职位；女总理、女总统更是凤毛麟角。女性不能充分参与政治，导致她们的权利诉求被忽视。
发展与深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兴起，以深入批判父权制文化为核心。女性主义指出父权制是建立在阶级、种族、性别等级基础之上的，充满阶级压迫、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女性主义批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即政治属于公共领域，家庭属于私人领域，前者属于男性，后者属于女性，从而系统地将女性排除出政治领域；女性主义批判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划分，在这种划分中，男性与理性、文化、精神相联系，女性则与感性、生育、自然相联系，进而把女性排除出政治领域。
在深入批判父权制文化的基础上，女性主义重构政治学，提出“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意在消除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划分。“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是女权运动的重要口号，它指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从来不是截然分开的，“权力”无处不在。
为了推动女性参与政治，女性主义主张改革选举制度，为女性设立保留席位或配额，以保证女性在议会中达到较高比例。具体方法是，在政党提名候选人时，女性候选人不低于30%；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不低于30%；男女代表比例不低于40%，不高于60%。
在女性主义的推动下，伴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积极参与政治。到世纪之交，女选民人数普遍超过男选民，且投票意愿更高；女议员比例大大提升，大部分发达国家女议员比例在20%以上，北欧国家女议员超过30%，很多发展中国家女议员超过10%，甚至20%；内阁中女部长人数增多，不仅出任与妇女、卫生健康、福利部门相关的职位，也能出任国防、外交、财政等部门的职位；女总理、女总统的人数更是大大增加，上台路径有所差异。例如，西欧、大洋洲女总理大多属于“党内攀登者”，她们都从政党基层起步，竞选议员，担任政党领袖，最后出任总理。而南亚、东南亚女总理（总统）大多属于“政治替代者”，她们都来自政治家族，或是著名男性政治家的直系亲属，先成为反对派领袖，再通过胜选出任总理或总统。
中国妇女的参政道路不同于欧美，但也取得长足进展。在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指引下，中国妇女积极参与政治，人数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20%以上。她们担任副总理、部长等重要职位，在省级、市级、县级领导机构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影响与改变
女性参与政治能力的提升，对促进性别平等、推动政治民主化、改变政治性别刻板印象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女性参政对维护妇女权利产生积极影响。“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对于推动政治的“性别主流化”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是改变了男性属于政治、女性属于家庭的二元划分，使妇女认识到，女性的经验、女性的事务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应该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二是对于国家立法者来说，政治也应该延伸到公共领域以外的范围，政府要关注家庭等问题，这些在过去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问题，其实也是政治问题。
随着女性积极参与政治，政治议题扩大到所谓的“私人领域”，女性所关注的、与切身利益相关的议题受到关注。性别主流化也被引入政策和立法，即在政策和立法的制定、实施、检测和评估的整个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评价相关立法和政策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生活的影响，同时采取行动应对性别不平等问题，以推动性别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