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
口述：倪匡 撰文：陈远
倪匡和我
华东人民革大 命运的契机
我到华东人民革大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那一年（1951年）我16岁都不到，读高中，有一次逃课在马路上乱逛，走过外百渡桥的时候，刚好有一阵风吹来，把墙上布告的一角吹了起来，遮住了另外一角，看不到布告的内容了。如果没有风吹着，我根本不会看那个布告，谁管他什么内容呢，可是风偏偏把布告吹了起来，我偏偏又有好奇心，就走上去把布告揭开来看。
一看，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招生，最后一天，招生处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反正也没事，就走过去看看。结果就报了名。当时要求报名的人要年满17岁，可是也没有人管你，他们问我念到哪里，我说初中毕业，他们说好，那你来吧。就这样，我被送到苏州去受训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就分配工作了。
还没有毕业，就去参加了抓反革命。当时我们是跟着公安部出去走走，看看门而已。我记得一个晚上在苏州就抓了很多人。我们很迷惑:怎么那么多的反革命？后来了解到，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先是在上海展开，很多人从上海跑到了苏州。这是1951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后来枪毙反革命，我们跑去看，小孩子看到那种场面，回来吃不下饭。
接下来就是土改斗地主，斗争地主的时候，说我同情地主。怎么回事呢？当时让我写一个布告，公示判处死刑，写判处死刑理由的时候我问写什么，领导告诉我写地主。我说地主不构成死刑理由。领导说:让你写你就写，啰嗦什么！后来我写的第一个关于卫斯理的小说，就把这段经历写了进去。
内蒙古岁月 不屈的灵魂
在革大受训完后，还有另外一段故事，才去了内蒙古。
在内蒙古，因为大雪阻路，煤运不进去，天寒地冻，很多人都冻死了。我拆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木桥当柴火，我想河水已经冻到底了，要化冻至少也要到六月，那时我砍一些树再搭好就是了。我以为我在挽救同志生命，结果被冠上了“破坏交通”的罪名，“破坏交通”是现行反革命，很大的罪。我被关在一间周围没有人烟的小房子里，门也是透风的，里面只有一个炕，每天晚上，狼就围着小房子，嗷嗷地叫，狼叫声真是可怕。这小房子以前不知道做什么的，我垒了炉灶。当然没有煤，要自己收集干草，不然零下三十度的严寒，要死掉的。他们每两个星期给我送一次吃的，第一次给我送来一块很大的“花岗石”，我问:“这是什么？”送东西的人答:“豆腐。”好家伙，豆腐要拿斧头砍着吃。幸好那时候年轻。
我是骑马离开我所在的单位的，当时我的单位要组织一个法庭审判我，所以我要逃走。一个朋友给我偷了一匹马，朋友告诉我:骑着马一直往北走。我说，往北走不是蒙古游牧部落吗？朋友说:就是要去游牧部落呀，他们一定会收留你的。到了那里，你学蒙古话，过两年，改个蒙古名字，你就变成蒙古人了，娶个蒙古姑娘更好。那时候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来，不会再有人管你。我就骑着马一直往北走，当时是五月中旬的样子，抬起头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北斗星，就像现在这个时候。从九点钟走到十一点钟，忽然天阴了，下了一场大雪，东南西北再也无法分辨，只好随着马乱走。大概走了几十里路，天快亮的时候，走到了一个小火车站，正好有一辆火车开来，我也不知道火车是朝南还是朝北，就上去了。没有目的地，只想赶快离开就好了。
上了火车，没有地方可去。一想，大哥在鞍山，不如到鞍山好了。到了鞍山，在那里报了一个临时户口，我在鞍钢做了两个月的小工。每个月的工资也不低，有四十多块人民币。那时候旧币已经改成新币，是第一套新人民币。
身边有了一点钱，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到上海看看再说。因为父母在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在那时就已经想到了最终目的地是要到香港来。
初到香港 文坛露峥嵘
初到香港的时候，什么活都干过。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身边的人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稿到《工商日报》。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写的那篇小说，十月份发表出来。文章登出来，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九十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让我继续写。我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后来我就到处去投稿，从我第一次投稿到现在为止，没有被人家退过稿。
写到后来，有家报馆的社长找到我，他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我反正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了。”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三百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过都没有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六百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六百字的社论。报馆一个月给我一百一十块钱，可以生活了。那时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个月要靠借高利贷生活。我看不过眼，当时我半个月发一次薪水，55块钱。我就跟字房工人说:“你们真是要借的话，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们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们还。”我离开香港十几年，前年回来，走在大街上有人看见我了就拥抱，一报名字才记得是当时报馆字房的工人。
当时台湾有个很出名的作家，叫司马翎，在我任职的那家报馆，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还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三块钱一千字，一天两千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
巅峰 与金庸过招，为张彻编剧
这篇小说发出来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让我给《明报》写。他给我十块钱一千字，每天写两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块钱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块面额的钞票。我和老婆拿着那张大钞笑了半天，商量着怎么办。我老婆要把它存起来，可是我却想把它花掉。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块钱，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块半，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块钱。
有一次我在《明报》上与金庸论战。那时候《明报》已经接近创刊两周年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样和金庸对着干，小心他不让你写稿呀。”我想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大把报纸让我写稿。在《明报》两周年的时候，我去参加，查太太在宴会上大声问:“倪匡来了没有？他这样骂我们，还敢来吗？”我笑嘻嘻地说:“早就来了，就在你后面。”查太太大笑，这个镜头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时我在《明报》上写的是《南明潜龙传》。
和金庸的交往，我觉得是君子之交，我们之间永远是他来找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因为我觉得他是大人物，那么忙，又有钱。他有学问，我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现在返老还童，我回香港之前，他打电话给我:“你搬回来住？太好了，你搬回来我就不去英国念书。”结果我真搬回来了，他还是去英国念了博士。我问他:“你怎么又到英国去啦？”他说:“我有说过吗？”
你说“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为金庸续小说”那个对子？很好玩啊，是不是？张彻的剧本差不多都是我写的。和张彻的交往太早了，那时他三十来岁，穿一个花衬衫，头发吹成卷的，个子又高，真是神气！张彻是个非常出色的文人，书法、作曲什么都能干。那时候他在另外一个报纸上写影评，我在《真报》客串写影评。我写影评你知道，有时候根据一张海报就开始写了。张彻是真正懂电影的人，看到我写的影评，看不过眼，就在报纸上写文章骂我，说我没有题材写东西，没有看过电影就乱写。我就跟他论战:“你这位先生真有趣，不是评电影，是评影评，不是影评家，是评影评家。”后来董千里看到了，说:“张彻我认识的，找他出来喝咖啡。”一见面，就很投机，成了很好的朋友。
后来他做了导演，找我写剧本，我说我不会写剧本。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形式叫电影文学剧本？”我说:“知道，我很喜欢看。”他说你照那样写。所以我给张彻写的剧本都是文学剧本，你看我的剧本就像看一篇小说一样，从头到尾没有电影术语，直到现在我也不会写那种剧本。
当时有个导演，以为所有写剧本的人都想做导演，在我写剧本很出名之后了，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做导演。那位导演下午五点钟到我家，一直讲到半夜一点。他撑不住了，说:“我饿了。”我说:“你还没有吃晚饭？我陪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他又问我:“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我马上给你安排？”我说:“没兴趣。”气得他大骂:“你为什么没兴趣？”我说了一句话，让他三个月没有理我:“我自认上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这辈子何至于沦落到要做导演？”因为我知道那时候一定不能敷衍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否则的话他三天两头地来，岂不烦死了。所以一定要严词拒绝他。
挚友 古龙的葬礼
1967年，我去台湾，第一次认识古龙。先是帮一份武侠杂志向他约稿，一见如故。（和古龙见面一定要喝酒吧？）喝酒喝酒。（你和古龙酒量谁大？）古龙的大。古龙喝酒不是喝，是张开喉咙往里倒，直接倒进胃里。很奇怪，他这样喝应该辨不出酒的好坏。但是他能，有一次我试探他，把坏酒放到好酒的瓶子里给他喝，他马上就知道酒不好:“这样的酒我不喝，我要喝好的。”我说:“你喝酒都不经过喉咙的，怎么分辨酒的好坏？”他说:“用嘴巴也可以感觉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