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女性的健康，目前已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随着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的广泛应用，NAC的疗效评估也至关重要，其疗效评估的金标准是手术病理学评估，临床上主要是借助各种影像学检查来间接评价。本文就病理学检查、影像学检查方法及影像组学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的价值进行综述。
乳腺癌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全球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根据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GBD ）分析，2019 年我国女性乳腺癌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为 36.84 万和9.35万，与1990 年相比均有所增加；从1990年到2019年乳腺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平均每年分别上升4.68%、2.16%[1,2]。根据2020年全球癌症统计数据（GLOBOCAN
2020），乳腺癌的新发病例数已超过肺癌，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癌症；在全球230万癌症新发病例中，乳腺癌占所有女性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的25.84%，其中中国女性乳腺癌占18%，位居中国癌症新发病数的第四位[3-5]；乳腺癌是全球第五大癌症死亡原因，每年死亡人数为68.5万例，占所有女性恶性肿瘤死亡病例数的15.56[3]。有研究预测，到2040年，仅由于人口增长和老龄化，乳腺癌造成的负担预计就会增加到每年300多万新病例和100万人死亡，表明乳腺癌的疾病负担形势极其严峻[6]。
新辅助治疗（neoadjuvant
therapy，NAT）包括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新辅助内分泌治疗和靶向治疗等，其中以NAC应用最为广泛。《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4年版）》指出，新辅助化疗的主要目的是降期手术、降期保乳和体内药敏等[7]。Wanders等[8]研究表明，NAC对中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有效率为65.0%～95.0%。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mission，PCR）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远期预后的指标，它是指手术切除标本肿瘤原发灶无浸润性癌残留。先前研究表明[9]，获得PCR的患者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较未完全缓解（non-pathologic
complete remission，non -PCR）的患者显著提高，尤其是在三阴型和HER2+型乳腺癌中。因此PCR被最广泛地用作乳腺癌NAC疗效评估的替代终点，也是乳腺癌患者NAC治疗追求的理想目标；然而只有不到50%的患者达到PCR[10]。另外，NAC的疗效评估可以在患者体内评价肿瘤对治疗的敏感程度，并可指导临床医生及时更改治疗方案，从而改善乳腺癌患者的整体预后、提高远期生存率。因此，准确评估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的疗效对其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更改极为重要。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的病理学评估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直接、有效的评估方法是病理学检查，它是乳腺癌患者疗效评估公认的“金标准”。NAC病理学疗效评价标准参考Miller-Payne分级，它主要以化疗前后肿瘤细胞密度变化作为分级依据[11]：1级指是化疗前后肿瘤细胞密度无变化；2级是指化疗后肿瘤细胞密度较化疗前减少＜30%；3是指化疗后肿瘤细胞密度较化疗前减少 30%～90%；4级是指化疗后肿瘤细胞密度减少＞90%；5级是指化疗后肿瘤细胞完全消失，于镜下未见浸润性癌残留。对于乳腺癌NAC疗效的评估，通常将Miller-Payne
1、2 级视为NAC无效，Miller-Payne
3、4、5 级视为NAC有效，其中Miller-Payne
5级为PCR，是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理想目标。虽然病理学检查评估乳腺癌NAC疗效的准确度最高，但其通常要在完成 NAC并进行手术后才可获得，获得结果滞后，不能在新辅助化疗的过程中及时检测患者的疗效情况。若仅依靠病理学检查来评估NAC的疗效，则有可能出现贻误患者选择最佳治疗方案的情况，也不方便进行多次重复检测[12]。
由于病理学检查的局限性（有创、滞后、重复性差），术前主要采用X线、超声、MRI及PET/CT等影像学检查来间接评估NAC的疗效反应，这些方法的评估依据主要是参考RECIST指南中[11]将目标病灶均完全消失，且无新病灶出现视为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目标病灶最长直径总和较基线减少大于 30%视为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目标病灶基线最长直径总和增加大于20%，或出现新病灶视为疾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目标病灶最长直径总和较基线有缩小但未达PR标准，或有所增加但未达到 PD 标准视为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其中 CR、PR视为NAC有效，SD、PD 视为NAC无效。RECIST标准主要依靠肿瘤直径来评估NAC是否有效，有部分肿瘤直径的变化情况可能并没有或不能完全反映所有的疗效反应，对于治疗效果不好和反应缓慢者不能有效区别，能否有新的手段辅以识别是医学研究者关注和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尽管如此，各种影像学传统评估方法仍是目前临床常用手段。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的影像学评估
2022年中国乳腺癌新辅助化疗专家共识推荐采用的主要影像学检查手段有超声、乳腺X线检查、乳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及胸部计算机体层摄影（computed tomography，CT），通过评估乳腺癌原发灶、区域淋巴结转移情况、常见转移部位（肝、肺）等基线和新辅助化疗后的变化，从而间接评估NAC的疗效[13]。因此，本文就目前临床常用的几种影像学检查方法对乳腺癌NAC的疗效评估价值进行综述，以了解各种影像学方法的优劣势，利于临床工作中选择。
乳腺癌NAC疗效的X 线摄影评估
乳腺 X 线摄影是乳腺疾病常规和基础的检查方法，主要是基于病灶与正常组织的密度差异和/或伴有形态结构的扭曲。它具有经济、便捷的优势，较体格检查更准确地评估病灶的大小，尤其对钙化灶高度敏感，能清晰显示钙化灶的形态和分布特点，常被用于监测乳腺癌患者的NAC疗效反应。但有时如果肿瘤边缘不清楚，或被邻近正常组织遮蔽，则肿瘤大小的测量并不准确[14]；NAC治疗后X线残留微钙化与病变范围的相关性总体上低于MRI强化灶[15]，并且目前对钙化灶的研究尚存争议。Yim等[16]研究表明，NAC后微钙化的改变与肿瘤对NAC的反应有关，NAC治疗后，MRI分级为影像学完全缓解（radiology
pathologic complete remission，rPCR）或Miller-Payne分级为5级的患者，其肿瘤钙化减少较多；而MRI分级为进展期或Miller-Payne分级为1级的肿瘤钙化增加较多（P＜0.001，P=0.044）。Weiss等[17]研究认为持续存在的微钙化灶有可能是病灶瘢痕或坏死组织，不一定提示肿瘤组织的存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微钙化灶的数量变化并不是评价其疗效的可靠指标。另外，Adrada 等[18]研究认为NAC前后X线检查显示的钙化情况与肿瘤体积的缩小或PCR与在一定程度上并无相关性。乳腺X线检查也易出现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而且存在放射性损伤，不适用于NAC每个周期的密切随访[19]，并且不能提供更多关于腋窝淋巴结的信息[20]。因此，乳腺常规 X 线检查对 NAC疗效评价的价值有一定限度。
数字乳腺断层融合成像技术（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DBT）通过多个X线断层摄影减小了腺体对病灶的遮盖，对致密型腺体的非钙化性病灶的评估价值更高，较常规X线检查能够提高乳腺病灶的显示[21]。DBT通过观察残留肿瘤的形态失常、边界不规则、微钙化的变化等表现来评估NAC前后病灶的变化情况，判断其疗效，但目前关于DBT对乳腺癌NAC疗效评估价值的报道甚少，其价值还需进一步探讨。
对比增强乳腺X线摄影（contrast
enhanced mammography，CEM） 通过一次摄影可获得低能图像及减影图像，是一种相对较新的乳腺成像技术。CEM与MRI诊断效能相似，不但可以显示病灶的形态信息，还可以评价肿瘤新血管形成情况[22]。已有报道显示[23]，在乳腺癌的诊断及疗效评估方面，CEM的准确性与MRI相当，甚至优于MRI，但价格比MRI更低。最近一篇包括24项研究的Meta分析表明，CEM与DCE-MRI具有同等的特异度，但CEM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在乳腺癌NAC的疗效评价中有更广阔的前景[24]。在CEM图像上目标病灶缩小或目标病灶区域没有强化视为NAC有效或完全缓解。CEM也有它的局限性，如CEM使用的碘对比剂有可能导致过敏反应（如头痛、恶心等） ，发生率高于 MRI使用的钆对比剂，碘对比剂过敏者不能接受CEM检查，CEM对乳腺癌NAC的评价效能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乳腺癌NAC疗效的超声评估
乳腺癌NAC的超声评估手段，包括常规超声、超声造影（contrast
enhanced ultrasound，CEU）和超声弹性成像（ultrasound
elastography，UE）。超声检查具有无放射性、操作简单、可短时间反复多次检查、价格实惠等优点，是目前国内最常用的乳腺检查手段。黄泽君等[25]研究表明，彩色多普勒超声评价乳腺癌NAC 疗效的敏感度为76.40%、特异度为66.60%、阳性预测值为86.67%、阴性预测值为50% ，相比乳腺X线摄影或体格检查，超声评估NAC后肿瘤的大小更准确，但均显著低于MRI与超声弹性成像。另外，超声还能准确地测量腋窝淋巴结对NAC的反应[26]。乳腺CEU是一种经血管注入超声对比剂的检查技术，在准确观察病灶大小的同时，还能观察病灶的血流灌注情况[27]；乳腺癌化疗过程中形态学的改变往往迟于肿瘤血管的变化，所以CEU在乳腺癌NAC疗效评价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CEU是预测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NAC疗效的潜在工具（AUC为0.748），肿瘤分子分型是NAC疗效好坏的主要预测因子，当CEU参数结合肿瘤分子分型后，AUC可达0.841[27]。与传统彩色多普勒超声相比，CEU的评估价值较高、与MRI价值相当，但CEU较MRI更经济、实惠。因此，CEU有望成为乳腺癌NAC疗效评价中较MRI更好的评估手段。乳腺超声弹性成像是一种反应组织硬度的检查方法[28]，它包括应变弹性成像、剪切波弹性成像等，是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反应乳腺癌NAC疗效的一种检测手段。有研究[29]表明，乳腺癌行NAC
6个周期后病灶硬度的减低是超声评价其PCR的良好预测指标；Chang等[30]研究报道了肿瘤硬度与乳腺癌的IHC亚型之间的相关性，表明三阴型（TN：ER-、PR-、HER2-）肿瘤的平均弹性值最高，显著高于ER+亚型肿瘤，而HER2+肿瘤的平均弹性值高于ER+肿瘤，但低于TN肿瘤。Fernandes等[31]研究表明，应变弹性成像技术可以预测局部晚期乳腺癌在NAC治疗2个周期后的反应，具有很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使其有可能用于积极监测肿瘤对化疗的反应。黄泽君等[25]研究显示，UE评价NAC疗效的特异度为83.3%，敏感度为88.2%，增强磁共振检查评价NAC的特异度为83.3%，敏感度为94.1%；与病理反应评价标准比较，UE的结果优于彩色多普勒超声，但略次于MRI；UE与MRI两种检查方法评估NAC疗效具有中等一致性（Kappa值分别为0.77、0.68），表明UE能较好地评估反映NAC的疗效。Singh等[32]研究结果表明，UE对乳腺癌NAC治疗2个周期后平均弹性变化的敏感度为76.9%，特异度为80%，阴性预测值为80.1%；与无反应者相比，有反应者在NAC治疗2个周期后的平均硬度变化更大；因此，研究认为UE可用于预测乳腺癌NAC治疗2个周期后的疗效。乳腺癌NAC 疗效常用的评价手段是乳腺超声检查，但其检查的准确性具有操作者依赖性，对钙化不敏感且在边界不清病灶中评价困难。CEU及UE在评估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方面与病理学检查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33]，但两者作为较新的超声技术，发展尚未成熟，目前并未在临床中普遍使用。乳腺X线摄影、乳腺超声检查对NAC的疗效评价均依赖于肿瘤大小的宏观变化，这些变化相对延迟，而且与病理反应有一定差异。由于NAC引起血管生成反应在肿瘤缩小之前发生，反映肿瘤血管和代谢改变的方法更能及时反映乳腺癌灶的功能状态，从而及时反映NAC疗效。因此，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DCE-MRI）、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磁共振波谱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ic imaging，MRS）、酰胺质子转移加权（amide
proton transfer weighted, APTw）和核素成像等功能成像技术被更多地应用于临床。 MRI软组织分辨率高，且具有多参数、多序列、多方位及功能成像等优势，不但可以多角度、多方位显示肿瘤的情况，还可以显示胸壁的浸润情况及腋窝、胸骨旁淋巴结的情况。许多MRI序列，如T2WI、DWI和DCE-MRI，已被提出用来评估乳腺癌患者NAC的疗效[34]，其中DCE-MRI和DWI是最常用的两种检查方法。目前，MRI因其独特的优势已成为乳腺癌NAC疗效评估的常规影像学检查方法[35,36]，其预测乳腺癌NAC后PCR的准确率为47%~73%，对检出残余癌灶的准确度为71%~100%[37]。与超声、乳腺X线检查相比，MRI评价残余病灶的准确性更高，特别是对肿瘤大小的评估、疗效评估与病理检查的一致性更好[38,39]。DCE-MRI、DWI以及MRS可实现对肿瘤的形态学、血流动力学及组织功能代谢改变等多方面的评价，因此，MRI已被许多研究者认定为评估乳腺癌NAC疗效的最佳影像学检查方法[40]。DCE-MRI是乳腺癌MRI检查的基础[41]，通过注射一次对比剂即可获得一系列连续磁共振图像，可清晰显示肿瘤的浸润情况及邻近器官的侵犯情况，能提供直观的肿瘤学特征，并能准确测量肿瘤大小变化以及观察肿瘤强化程度的变化。而化疗药物大多是通过破坏肿瘤血管、阻止新生血管的形成，使肿瘤细胞缺血、坏死，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病灶在DCE图像上表现为病灶的缩小和（或）强化的减低，因此DCE
-MRI可以评估肿瘤的化疗反应[42]。Takayo 等[43]研究表明，DCE-MRI对乳腺癌对NAC的疗效评价准确性高达88.7%；黄泽君等[25]研究结果显示DCE-MRI对乳腺癌NAC疗效评价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敏感度及特异度均较高（94.1%、83.0%、94.1%、83.3%）。因此，DCE
-MRI被认为是预测乳腺癌NAC疗效最灵敏的方法，并有研究支持DCE-MRI作为评估及预测NAC疗效的首选检查方法[44]。DWI通过表观扩散系数（ADC）来反映组织内水分子的扩散程度。DWI及ADC对化疗药物引起的细胞微环境的变化高度敏感，有研究表明化疗后ADC值的变化通常早于肿瘤体积的变化[45]。Pereira 等[46]研究表明第一周期 NAC 后 ADC值的变化有助于预测患者的化疗反应，ADC 改变率高的组预后明显好于改变率低的组，可依据ADC值的变化情况来指导临床、及时调整化疗药物方案。目前，DWI已被证实可用于早期评估乳腺癌病灶的化疗反应[47]；DWI具有快速、无创、不使用对比剂等特点，在评估残余病灶方面，DWI的特异性、准确性、阳性病灶预测率、阴性病灶预测率均高于DCE-MRI [48]。但是，对于非肿块强化的病变ADC值测量易产生误差，其 NAC疗效评估具有较大的挑战性[49]。另外，DWI 存在易受呼吸运动干扰、容易产生伪影、空间分辨率较低的局限性。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扩散加权成像通过扫描一系列 b值将扩散效应与血液灌注效应区分开来，可以更好地反映水分子扩散特征、评估新血管生成以及监测化疗或放射治疗的疗效[50]。Almutlaq等[51]研究表明IVIM 的衍生参数 f 值（灌注分数）和 fxDp（反映微血管血流情况）能够预测乳腺癌患者一个周期NAC的疗效。但目前其最佳b值尚存在争议，IVIM可重复性较DWI差，在乳腺癌NAC疗效评估中的应用较少，需要多中心大量的样本进一步研究。
DEC-MRI与DWI两者联合可更准确地评价乳腺癌NAC的疗效，以及可显著提高乳腺癌残留病灶诊断的准确性[48,52]。但MRI也有一些局限性[22]：①即使MRI在乳腺癌NAC疗效评价中应用较为广泛，但相对病理结果来说，MRI仍然存在高估的可能性；②MRI对NAC疗效评估的准确性与乳腺癌的分子分型有关，MRI对ER阳性肿瘤NAC疗效评估的准确率较HER2阳性及TN乳腺癌更低；③反复多次的MRI增强检查会出现脑内钆沉积现象。另外，Mattingly等[26]研究表明，治疗后的乳腺MRI不能较准确地预测腋窝淋巴结肿瘤的残留，因此在依据MRI腋窝淋巴结情况来改变治疗计划时应该谨慎。MRS是一种能无创性观察活体组织代谢及生物变化的技术，可用于测量组织化学特性，乳腺MRS最常用的是氢质子MRS（1H-MRS）。在体内，磷脂代谢为各种氨基醇，比如胆碱类代谢物，因此用1H-MRS观察乳腺癌的特征性代谢物是胆碱复合物[53]。Bolan等[54]研究显示，NAC有效的患者往往在治疗早期就可显示胆碱复合物水平下降，因此1H-MRS可以作为接受NAC的患者的早期反应指标。Winfield等[55]研究发现，在评估NAC疗效方面，通过 MRS 测定的体内总胆碱代谢产物（Tcho）的浓度变化比肿瘤大小的变化更敏感。MRS在临床上的应用仍存在争议，因为其具有两点局限性：一是由于部分体积平均效应，MRS对小病灶（＜1 cm）的价值有限，二是MRS受患者运动的影响，其Tcho检测敏感度降低。灌注加权成像（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PWI）是一种能体现病灶中的血管分布及血流情况的方法，它通过测量一些血流动力学参数（如局部血容量、血流量、平均通过时间以及达峰时间等，来无创地评价组织的血流灌注状态[56]。Osullivan等[57]研究表明PWI可以早期评估NAC的疗效，因其能够精准追踪 NAC 后病灶血流灌注的变化情况，而且这种变化早于肿瘤体积变化。目前，PWI在临床上应用最多的是神经系统领域，如缺血性疾病、脑肿瘤的诊断等。但PWI在乳腺疾病方面还未得到广泛应用，在其评估乳腺癌NAC疗效方面的报道较少[58]，因此PWI在乳腺癌NAC疗效评估中的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化学交换饱和转移（chemical exchange
saturation transfer，CEST）磁共振成像是一种分子成像方法，它通过检测大分子蛋白和脂类中的脂肪族质子由近距离磁化传递所产生的核奥氏增强效应（nuclearn overhuaser effect，NOE）[59]，探测水上的质子与内源生物分子或外源物质之间的饱和转移，可反映微环境PH值变化，现已用于检测缺血[60]、癌症[61]等所致代谢变化。酰胺质子转移加权（amide proton transfer weighted，APTw）成像是CEST成像的一种，其通过探测自由水信号的衰减，间接获取内源性游离蛋白质和多肽的分布水平，从而反映组织的生理病理信息[61]；APTw成像的信号强度反映了肿瘤细胞增殖过程中细胞异常蛋白质合成和过表达[62]。APTw-CEST-MRI已被用于肿瘤诊断和治疗评估，主要用于脑肿瘤研究[63,64]，目前APTW-CEST-MRI也被开发用于乳腺癌研究[65-67]。Krikken等[65]定量测定9例乳腺癌患者的10个肿瘤病灶在第一个NAC周期之前和之后肿瘤中APTw信号，10个病灶中有6个病灶在NAC治疗前、后APTw信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Zhang等[68]研究发现APTw信号强度降低，是因为NAC降低了酰胺质子交换率，而不是治疗引起的肿瘤酸中毒的改变。Dula等[69]研究结果表明，APTw信号强度的变化可能在宏观形态变化之前预测治疗反应；采用7.0T MRI可 提 高APTw成像对治疗反应的敏感性[67]。因此，APTw CEST磁共振成像可以用来评估乳腺癌患者NAC的早期疗效[65,69]。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是一种可以将解剖图像和功能图像进行融合，可以同时观察形态学表现和功能状态的分子影像学检查方法。通过肿瘤细胞摄取示踪剂如18 F-氟代脱氧葡萄糖（18
Fluoro-deoxy-glucose，18F-FDG）等将肿瘤病灶可视化，进而可以预测乳腺癌NAC的反应[70]。近期一篇包括1630名患者的21项研究的Meta分析表明，使用18F-FDG PET或PET/CT来评估NAC的反应对乳腺癌患者的疾病复发和生存具有显著的预测价值，并可能允许进行风险分层、有助于做出正确临床决策并指导合理的治疗[55,71]。在一项关于PET/CT的Meta分析中表明，原发乳腺癌在新辅助化疗1～2个周期后通过观察18F-FDG的摄取变化，即可预测乳腺癌的病理学反应[72]。乳腺癌NAC疗效的PET/MRI评估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PET/MRI）和PCT/CT类似，是一种定量混合成像技术，它将来自PET的代谢和功能数据与来自MRI的解剖细节和功能灌注信息相结合，提高了乳腺癌NAC疗效预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73]，并且可以早期预测乳腺癌NAC的疗效[74]。由于 PET/CT 、PET/MRI检查费用昂贵，限制两者在临床乳腺癌NAC疗效评估评估中的广泛应用。目前尚未见大规模的对比PET/CT与PET/MRI对乳腺癌NAC疗效预测价值的报道，两者价值有待进一步探讨。影像组学是在 2012 年由荷兰研究人员首次提出的，它是一种可提取肿瘤组织特征信息的非侵入式方法，能高通量提取和分析成像数据中的定量特征，同时能够深度挖掘肿瘤影像的异质特征[75]。因此，影像组学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诊断、预后或预测信息，并可探索和利用这些信息来源来开发诊断、预测或预后的影像组学模型，来指导临床决策[76]。目前，影像组学图像的主要获取方式有超声、CT、MRI和PET等。对于乳腺癌NAC疗效的评估，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方式是超声与MRI。因此，本文简要综述了超声与MRI影像组学对乳腺癌NAC疗效的评估价值。目前超声影像组学对乳腺癌 NAC 的评价疗效研究还在摸索阶段，相关研究较少，更多的影像组学研究是探讨MRI影像组学对乳腺癌 NAC疗效的评估。俞飞虹等[77]研究基于NAC前和第二疗程后的超声图像构建的深度学习影像组学模型，能够在治疗早期对乳腺癌患者NAC的疗效进行个体化预测，对NAC反应差的患者可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众多MRI影像组学研究证明，它能在形态学改变之前准确预测乳腺癌NAC后的病理完全反应（PCR），减少患者不必要的诊疗负担[53]。王浩天等[78]研究表明基于DCE-MRI 技术的乳腺 MRI 影像组学不仅能根据化疗前、中单独的图像进行横向预测乳腺癌NAC疗效，还能将多次图像串联进行纵向预测。先前研究表明，基于基线ADC图的影像组学模型对肿块型乳腺癌NAC疗效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AUC=0.85）[79]。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PCR 组基线 MRI与第 1 个NAC 治疗周期后的ADC 值增加百分比可以作为治疗反应的早期预测指标[46]。另外，多序列MRI 影像组学较单序列 MRI 影像组学对于各类型乳腺癌 NAC 疗效评估均具有更高的效能[78]，这与最近发表的一篇Meta分析[80]结果一致。Liu 等[81]建立了一个多中心、多参数MRI 影像组学模型，该研究纳入了四个不同中心的586例NAC患者的T2WI、DWI及DCE序列的影像组学特征和临床病理信息，与单独的临床模型和影像组学模型相比，联合多序列MRI影像组学特征和临床信息的联合模型提高了预测的准确性。Herrero Vicent等[82]在Liu等[81]研究的基础上纳入MRI灌注参数，结果表明MRI灌注参数、影像组学特征以及临床信息三者结合预测 PCR 的准确率高。将多序列、多参数的MRI组学特征与临床信息的结合，有望建立更加完善的预测模型，提高对乳腺癌NAC疗效的预测能力。综上，乳腺癌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首位，严重威胁着女性的健康，是全球重要的经济负担。NAC在乳腺癌的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其疗效评估也至关重要，决定着患者治疗方案的制定、调整，与患者预后高度相关。目前，NAC疗效的评估主要是借助各种影像学检查来间接评价，虽然各种方法对乳腺癌NAC的价值不容忽视，但也有各自的不足与缺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及时、准确、有效地评估NAC的疗效，通常是几种影像学检查相互补充，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从而为乳腺癌患者提供个体化、精准化治疗方案。未来多模态、多参数的影像技术及影像组学等在评估乳腺癌NAC 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