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时，我在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念书。那是这个专业在国内最拔尖者，老师、治学环境，一切都很好。但，总没有亲近感，不想只在历史文献里爬梳，临近毕业时，我逃跑了——没有选择继续做学问，而是去了一份地理杂志。
我们都爱历史地理，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而不只是治学者，更希望这条历史时空的脉络，能一直流淌到今天，和我们自己所在时代的环境、人，发生具体而真实的联系。
因为导师的苦心和价值导向，对于去到一份杂志，有种羞耻感。毕业后，再也没回去过。有时去上海做新书分享，也会绕着走。心里想着，要是把这些书送给导师，他会直接扔地上，厉声质问“你用了什么新资料，提出了什么新问题…”吧。
但，因为真实地行走，真实地深入一个个具体的人，才对“人地关系”这个念书时每个人都挂在嘴边，却从不知道具体意思的词语，有了切身的感受和经验。也许被认为堕落，但这些年，很快乐，很真实。
因为一些因缘，今年决定逆着潮流，做一本乡村杂志，以区域为主题。创刊号是泰顺，一个浙闽交界处，还不太为人熟知的地方。
泰顺以廊桥闻名，尤其是木拱廊桥。有天晚上，采访一位今天还在建造廊桥的木匠，吴师傅。他大量的时间，不是讲看得见的技术，而是看不见的风水、禁忌和鬼故事——如果哪些禁忌没有遵循，就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很重要，但我感到陌生，融入不了。因为没有合适的回应，师傅越讲越没兴致。
忽然，一位斯斯文文的年轻老师进来，轻轻挨着我们坐下。他对吴师傅讲的大小细节都了解、理解，偶尔插入一两句解释（为了让我听懂），便会引来吴师傅一阵激动——有时拍大腿，“对对对，就是这样！”有时凝神思考，“哦，还有这样的？”他觉得自己终于被理解，对方甚至比自己了解更多。
那位斯文的老师，就是祁刚。
夜越来越深，吴师傅却兴致渐浓，聊到很晚才开车走山路回家。临别前，他再三邀请我们第二天去他家吃晚饭，接着聊。
泰顺不大，南北向，大致以中间的天开尖、天关山为界，分为南北部。因为历史原因和地理之便，北部与温州往来更多，南部与福建往来更多。吴师傅家住雅阳镇，属于南部的南部，几乎出门就是（福建）福鼎县。
第二天，我们准时赴约，一起吃饭的，还有十余位雅阳当地的乡贤。我问了很多突兀的问题，祁刚一次次巧妙地帮我化解。
第三天，前一晚席间的一位乡贤，又单独约祁刚，请他再去雅阳小叙，因为有位老先生想见他。
我隐约感觉到，在我和当地人之间，隔着一条河流。我和他们之间，是一种“我和他”的关系。而祁刚，他是河上的渡船。他和他们之间，
是一种“我和你”、“我和我”，乃至“无你、无我、无他”的关系
。他是谁？他是怎么做到的？
祁刚，在厦门集美大学念本科，南京大学念硕士，复旦念博士。博士毕业后，在南京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了五年，因为不想过那种“一眼看到底”的人生，三十五岁前，做了最后一搏，去了厦门大学做博士后。他在复旦，也是念历史地理，其中一年还与我重叠，但我们并不认识，也许因为我们都爱四处游荡，不像那些天天去所里露面的乖学生。而今，他在温州大学教书、治学。
他的履历顺畅、光鲜，但他给人的印象——无论给书呆子一样的我，还是给没上过学的吴师傅，都是谦逊、诚恳，和对所有事情表现出来的好奇。和他一起，没有人会想起他的身份：一个学者，一个容易使乡村的人自卑，又总想向他请教点什么的，不属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学者。没有。那几日，所有当地人和他一起时，都有一种同乡、同族的气息环绕四周。而我，是河对岸的陌生人。
那天傍晚，他从雅阳回来，因为下午见那位老先生的“快乐”、“愉悦”，他一口气讲了几小时。
2007年，念博士期间，他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来到泰顺。到今年，整整十六年过去了，他一直在泰顺走来走去（甚至选择来温州大学教书，也是因为这里距离泰顺很近），做着看似与专业无关的事，被老师视为不务正业，被同学开玩笑不去发表文章。
但那一口气讲下来的几小时，像一封口述给泰顺的情书。他频繁使用“欢喜”“愉悦”“舒服”这样的词，来描述他的研究。同样作为采访者，我羡慕，乃至嫉妒他。而作为学妹，我为他感到骄傲。他谙熟一个学者的所有工作方法，却不受学者身份的束缚，而将自己还原为一个具体、真实的人。
在泰顺十多年，他的主要活动范围只在筱村一带。更具体一点，在一条名叫“玉溪”的溪流隔在两岸的几个村子：新楼、东垟、长垟、徐岙底、枫林、竹园、岩头……
离开那天，早上七点，我从徐岙底出来，经过长垟、枫林、竹园、岩头，在文兴桥（一座廊桥）上高速。太阳刚刚出来，透过车窗玻璃打在身上，很暖和，窗外的山林和田野在晨曦里逐一展开、推远。想起我这位同样被视为“坏学生”的学长，每次下来，和我走相反的路，夜里从上海、南京或者厦门出发，经温州转车，也是早上七八点抵达泰顺，在文兴桥下车，沿着玉溪，依次进入岩头、竹园、枫林……那时也是太阳刚刚升起，面对自己的田野，感到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
▲自2007年进入玉溪，十六年后，祁刚第一次带人回访他的田野点。这里有对田野点的保护，也有对我们的信任，但更重要的，是尽一个老师的责任和心意——那天他带着几个学生。摄影/曹
曈
行李：温州过来，一路都是山，当地人甚至称泰顺为“温州的西藏”，你一直往返于这些山里，是什么感受？
祁刚：我从小长在平原，没见过山。第一次看到山是在福建，绵延不绝！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如果我视线范围内没有山，就会缺乏安全感。福建的同学不说东南西北，他们就两个概念：上去、下来。我一开始不接受，后来发现，在山里讲东南西北没用的，只有“上”和“下”的概念。
福建的山，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浩瀚”。在山里开车，觉得永远没有终点，所有的路都在山里，兜兜转转。我曾经走到一个地方，福建政和县的杨源，从两山之间的一条陡坡一路上去，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后面看文献才醒悟过来，居然是那个地方！山的地形，因此而出现的独特交通、人文，背后都有历史可循，那是我第一次直面山的历史。
行李：“山的历史”是什么意思？
祁刚：山是很重要的地理环境，有很丰富的资源，但是人如何认识山，如何改造环境，如何利用资源？我们不是飞鸟，没有翅膀，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在山里不值一提。可是我们的先民，从宋代起就知道如何观察山的形状、了解山的结构。对山的利用，不管是地表的林木还是地下的矿藏，他们都发挥到了极致。
我曾经跟老师讨论，我说中国人对山区的开发，特别是对矿脉的识别，在唐宋时期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所以宋代开始出现风水的流派，江西派、福建派都与山有关系。而在宋代，这两个地方的矿藏都很丰富。我断言（当时我很狂妄，老师觉得我好玩）：没有矿业的发达，就不会出现矿工群体。没有矿工群体，矿工中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不会判山。真正能够望山识气的，是矿工中那些有经验的人。他们将这些知识做了一套超自然经验的描述，形成所谓风水。那其实是一套密语，只在本行、本业、本地人中流传，那就是他们对于山脉的识别。
比如，我们都学历史地理，都会看地图，对吧？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当地人会看山，知道山长什么样子，山与山怎么连起来，我们不会。我们只能通过看Google Earth来知道地形，但本地人有一套方法，能看出山的形状、走向、分布，还能讲出山的风水。他们以前没有无人机，也没卫星图，怎么看出来的？
泰顺紧挨福建，也是九山半水半分田。这里的人喜欢馒头山，小小的，圆圆的，在这样的山下建村子，很安全。不喜欢高大的、尖尖的山，很危险，会有泥石流。他们生活的空间，居住的村落，以及当地话里的“过背”……都在讲人和山的关系。
生与死，这两头跟山的关系，构成了他们对山的定义，这是他们最基本的逻辑。只有这个逻辑成立之后，昨晚吴师傅讲的那些话才成立。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环境跟山关系不大，那么，不论坟墓的营造，还是祠堂、廊桥的建造，他们不需要重视风水。而重视风水，除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一个逻辑是，面对同一个生态环境、同一片生存资源，人与人之间需要产生一套协商机制。这套机制，可以用风水来化解。
所以建造祠堂、廊桥、寺庙，包括民房，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更多的是要懂得人心，因为都是给人用的。泰顺这边风俗很多，比如上坟墓的台阶是双数，上廊桥的台阶一定是单数，现在有些师傅不管不顾，只要对称美，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你是外行。
▲山有山的历史、山的秩序。今天，我们可以借助地理、地质学一类知识，借助遥感、航拍一类技术，看到山的物理样貌、物质结构，但那不是当地人理解山的方式。我们仅止于观看，而他们，是直接进入山中。路过这片山林时，远远地，祁刚一眼看到了山中的庙，庙后面的坟，他请摄影师帮他拍下来。面对这片山，他看到了什么呢？我只知道，十多年下来，他拥有了内、外双重视角。摄影/曹
曈
行李：你学历史地理，是怎么跑到这个研究上来的？
祁刚：我是被老师抓过来的。读博士的时候，心心念念想做一篇福建的博士论文，老师说，那你就做闽北吧，闽北过来就是浙南，其实我一开始想做福州。
行李：福州的念头是怎么来的？
祁刚：我本科是在福建度过的，已经习惯了福建生活，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是福建人，跟她们家族有很多深入的互动，自那时起，我也以福建人自居，家里有很多亲戚在福建，所以有很多生活经历，觉得做起来会比较开心。那时（念博士时）刚去上海，不大适应得来，觉得上海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到处讲钱。
行李：你在福建待过，不也一样么？
祁刚：我硕士在南大，南大很多东西是不要钱的，比如上网，我记得在（复旦）北区上网，要网通的卡，50块钱一张，一块钱一小时，你也买过对吧？那个让我体会很深。后来觉得上海都市气太重，没什么活力，而纯粹的历史地理研究也不能让我感觉到学术的愉悦和内心的满足，很想出去。
2007年夏天，正好中大历史系的老师说，“我们夏天有个田野调查的活动，你要不要参加？”后来就在广东的梅州跑了两个礼拜。那期间，中大、厦大很多老师的课程设计不是让你去学东西，而是让你感受、体验，那比单纯地学技巧、学某种所谓的能力，更重要。从此，对这种方法和田野生活有了向往。
田野调查结束，有个作业要求，每个人回去的三个月之内，要完成一次独立的田野，要有资料、有问题、有分析。梅州结束之后，我就直接到了泰顺。此前一天，老师也来到泰顺来进行一次国际考察，大家一起会合。
坦率说，梅州学回来之后，老师一开始让我按照他的方式工作，但我不太能接受。
行李：他那一套是什么？
祁刚：举个例子。他到一个村子调查时，先通过村两委（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把村里的老头子全部喊到办公室。他坐这边，老头子坐那边，“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家里几口人、子女什么职业、每年收入多少……”那些老头子在那边全程发懵。
我跟老师讲，这个不对。老师说，你要怎么聊？我说，要到人家家里去，坐在门口聊也行，田间地头也行，一边喝一边聊也行……他说，没时间这样聊。所以开始那几天跟老师闹得有些不愉快。后来老师说，这样子，给你一部车，给你几个学生，你自己带着出去调研。我就带了四个学生，其中还有两个美国人，每天按照自己的方法走，就这样开始了一段奇妙的旅行。
有一天，我到了筱村。那是台风到来之前，下车后遇到一个人，他看了我一眼，我看了他一眼。他问我来干嘛，我说做调查。然后他问：“你认识刘杰吗？”我说认识啊。他说，“刘杰以前来的时候也是我接待的。你调查什么？”我说想看看有没有老的东西。他说这边都是老的，随便看。“有祠堂吗？”“有啊！”然后他带我去祠堂。我又问，“有没有族谱或者带文字的东西？”这是当时我们历史人类学最基本的方法，一些问题导向。他活动能力很强，给我找了一大批东西。这算开了个好头，从此就每天到这边来。
行李：筱村是个镇，具体在下面哪个村？
祁刚：东垟村。他看我每天都来，很开心，全程陪着我。有一天，我问，“这边有没有道士？”结果，他邻居就是。
那道士跟我父亲一个年纪，他儿子跟我一个年纪，后来跟这对道士父子关系很好，他做法事我去，他家的婚丧嫁娶我也尽可能来参加，只要打电话就来。
行李：为什么要找道士？
祁刚：因为整个社区的生活场域里，道士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行李：这是普遍的经验，还是基于对这里的观察？
祁刚：观察啊。这里有个庙，大翁宫，里面有人做法的陈设。一问，过关、转运，都在这里做。这是我以前没接触过的东西，比如过关，很好奇怎么过关、过什么关？是“收惊”、“退煞”，还是什么？那时都不知道。
行李：“过关”是？
祁刚：“关”，是每个人生命中必须要经历的关口。过关，讲简单一点，就是为了顺利度过关口，解除厄运。因为以前完全没经历过这些，就听这位道士师父讲，从一个字一个字开始讲起。他做法事我就跟着去，看他怎么布置坛场，怎么书写经文。那个道士觉得我还算可交的人，后来单独跟我讲了很多事情，他的师承、师承背后的历史等等。我发现这不是一个所谓的职业训练，而是一套文化传承，就想把这些东西背后，泰顺道教的历史提炼出来。
行李：一代一代的职业训练，不就是一代一代的文化传承吗？
祁刚：现在很多道士，两三年就完成学业了，但他们做的东西不像样子，比如这边的道士平时都穿便装，做法的时候要换道袍。换道袍时，有一套前后左右“正衣冠”的做法，如果没有文化传承，穿上道袍就做事了。那套“正衣冠”的做法，老头子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正宗的。有文化和没文化，是两样东西，这就叫修养，不是你能教的。这些细节，老师在教的时候，也没讲这是关键的东西，但他们出去做事之后，老头子就会给他反馈，你这个东西是正宗的，师承是对的。
传统时代，面对不识字的人群，如何通过这些口头传统，使得地方上的人具备文化和知识，道士很重要。但如果让向导带我一家一户跑，就很傻，如果跟着道士跑，我就可以以很自然的状态进入社区，他会帮我带来很多线索。
行李：为什么佛教寺院不可以做这些？
祁刚：佛教僧侣做事情，是不出山门的，除非你跑到庙里去，而道士是到处跑。泰顺的道士是“火居道士”，可以娶妻，可以生子，平时务农，到了每年农历七月、十月，是做法事的几个“旺季”，就出去做事。他的主业是务农，副职是做法事，没有专职道士。
行李：不是有道观么？
祁刚：在道观里做，要给场租费，而且很麻烦，比如你那天有法事，只要那天去（租道观）就好，但你不能预期哪天有，所以就订不上。真正做得好的道士，都是到主人家里去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逻辑，道士也是在家里等着人家去找他。只有那些“青黄不接”的道士才会借着道观的由头做事，下面的老百姓看得很清楚，谁是真谁是假，谁是正宗谁是假冒，他们很在意这个。所以我意识到，要从民间文化的反馈，去看文化的传承和塑造。
▲2007年8月17日，抵达筱村镇的第一天，祁刚遇见了这对父子，两人都是道士。他并非带着明确的目的来“寻找”什么，只是偶然遇见。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生出一份情来。顺着这份情，一路溯源下来。摄影/祁刚
行李：然后就顺着这条脉络一路下来了？
祁刚：对，道士有活动就提前跟我讲，讲了我就来，就这样跑了四五年，周边很多村子都跑了一遍。因为每次都来，大家看你眼熟，也都知道你在干嘛，拿着DV，记笔记，拍照片。我给他们摄影，洗照片分享给他们。慢慢地，不能说变成了本地人，但至少对本地生活有参与感。
行李：当时从上海怎么过来？
祁刚：先到上海南站，有一班夜火车，晚上九点半上车，早上五点到温州站。温州站出来再坐公交车，四站路左右到客运中心，再坐六点半的第一趟中巴车到泰顺。八九点，就可以到泰顺下面的乡村。白天在村子里忙完，晚上七点从温州回去，第二天早上六点到上海。
那时没有动车，只能夜里赶路，白天做调研，拍文献、拍素材、拍仪式，然后带回去做笔记。那段时间基本上不怎么在上海，不是往这边跑，就是在这边跑。
行李：后来把这个写成博士论文了吗？
祁刚：没有，博士论文是写福建的地域开发，按照谭（其骧）先生的理论去做。答辩的时候，所里一位老师夸我聪明就是这个原因，觉得我眼光好，但他骂我懒，没花功夫去找资料。他骂的是对的，那时我确实没花时间。
行李：因为你心思在这边。
祁刚：对，一边要做道教，一边还要兼顾博士论文，长此以往，两个都混不好，所以后来基本上有段时间“放弃”了历史地理这个行当。
行李：一直跑这边，是因此成了你的兴趣爱好，还是单纯觉得学术上有价值？
祁刚：探索新的世界嘛，有一种差异性的体验，很着迷。那年夏天在梅州的考察，就是教我们一套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跑族谱，看碑刻，用这个发掘历史、解释历史。历史人类学强调从普通人的底层视角去看人的生活，从人类的生活经验去理解历史的逻辑，从基层去看上层的存在。如果走到人的生活中去理解这些，比单纯看报道或者写论文，更有说服力。如果你对人的生活不了解，那你对人的历史就无从谈起。
那时比较少有人用道教资料做历史研究，所以我以这个为目标，也花了时间精力去读。其实不好读，因为要读懂民间道教资料，就要懂得经典道教资料，还要知道相关的地方知识、神明谱系。要认识很多神，而且在乡下要看得出来谁是什么神，因为道士跟你交流的时候，他默认为你是知道的。
行李：道士们对你，抱着怎样的态度和情感？
祁刚：一开始，在他看来，我是没有知识的，为什么要听我的提问？对他来讲，是浪费时间的。那就用很简单的方法，你就看嘛，看什么是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然后，你会发现一种知识的尴尬：对看到的东西，我不会描述，不会提问。只能逼着自己好好学，不是从书本学，是从他们的知识体系里去掌握他们的文化。这个过程很难，需要有人、有机会，让你能进入他们的世界。进去之后，有一个或者几个点，让他们跟你有了共鸣后，才能回应你。
真正打开他们的世界，我记得是有一次，那位和我父亲同龄的道士师父讲了个地名，你知道我们对地名很敏感的，那个师父很好奇，“这个地名你知道？”我说知道啊，是谁谁谁的老家。他说你去过吗？我说，没有。“你想去吗？”我说，想。他说，那我带你去。我说，好的。
那是2008年6月，很热，早上8点50，我和他吃完早饭就从家里往外跑。我不知道那一路有多远，没有概念，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今天要吃苦了，我们要走12公里。”我说，只要能学到东西，吃点苦正常的。
那天路上聊了很多，包括道教以外的东西，儿子跟他的关系，儿媳妇跟儿子的感情……聊了很多私人领域的话题。我后来才意识到，他跟我聊这些，是因为他对他儿子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奇，想看看同龄人的一些想法。
走到快一半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饭的饭点。他说，中午吃饭怎么办？我说，我没有做好预备。“我们到村子里随便找一家吃。”我说好的。
他带着我到岩头村，随便敲开一户老百姓家的门。主家很客气，很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像样的饭菜。就把中午的剩饭热了热，简单吃了个饭。他很主动地帮我跟主家问，“这个村有没有族谱？”他知道我喜欢看这些东西。主家拿来族谱，我一边看，一边记，一边提问。后来我听他用方言讲，这个小孩子对这边还是很有兴趣的，而且头脑很好。那是我第一次听他夸我。后来他说，如果你以后来，就直接找我，我可以帮你找族谱，或者其它东西，都可以。
一点半左右，我们吃过饭就继续往目的地进发。途中，我问他，为什么今天这么开心？他说，感觉今天他的收获比较大。我说我也有很大收获。他说你收获的是工作，我这是纯粹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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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祁刚和那位带他跑田野的道士师父。他们身后的廊桥即文兴桥，桥下即玉溪。这里已经是玉溪下游，道士师父的家在玉溪上游。照片提供/祁刚
行李：具体的研究又要怎么展开呢？
祁刚：最初来时，对这里没有特别详细的了解，就回所里去找了高比例尺的地图。我的主要田野点在筱村。我就天天对着地图标地名，把那张地图完全记在脑子里了，才敢下来。要不然他们跟我讲那些地方，我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
后来，为了读懂道士的本子，我看了大量宗教的东西，所里的老师觉得我不务正业，我承认，我确实没有看这个地理那个地理。我印象很深刻，记得那时去文图（文科图书馆）一楼阅览室看英文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那本书是戴安德写的《北宋社会的超自然力》。我要去理解那些东西，理解了人家怎么建构仪式，才能对付那些文本。
读完后，我写了大量的札记，然后再回来和道士师父探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们不对，我的理由是什么，因为跟经典记载有出入，而他为什么这样记？大概这样两轮交锋之后，那些道士可能觉得我应该是个打引号的“行家”，其实不是。但是就这样，从文本开始解读，仍然有了反馈、回声，再反馈、再回声，开始半路去做宗教。
后来从泰顺道教的科本里，我做的第一个研究是关于四邻地主，借玉溪两岸的村庙系统，探讨地方神明谱系和村落空间的关系。历史地理讲基层政区，“县”以下有“乡镇”，即“乡都里甲”这个系统。我们看方志，也知道都甲的范围，但那是一个大范围，涵盖几个聚落，但它的具体边界是怎么划分的？我们不知道。在以前，“都甲”这个层面，没人做类似研究，至少没人从道教科本的角度去发现这套乡土社会的治理体系。
我把这个写出来，发表在了2010年的《历史地理》上。当时这个研究得到所里一位老师的评价，我很开心。想想看，我对这些东西的解读，在这边得到道士的回应，在所里得到老师的肯定，这给我很大的动力。但我知道这个很难做，道教的科本里，稀奇古怪的太多了。类似的过程，把它处理完，再写出来，周期很长，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你这么多年都没发表文章？要知道，从业余到专业的过程中，要自学的东西很多。
四年之后，我发表了第二篇关于泰顺道教的文章，是讲仪式的。这边年轻的孩子，十二三岁就去学道士，经过大概为期三年的学习后，会习得一些基本的项目：有笔墨，有口唱，还有身形、台表。学有所成后，不是要出师嘛，又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考察你三年学习所得，透过一系列仪式设置，让你独立或者合作完成。做完后，给你一个类似于毕业证的东西，他们叫职牒。
后来，文章在川大道教所的《宗教学研究》上发表了，我独立发表的，没有找过任何人，当时也不认识这个圈子里的人。发表之后，当时给我很大的鼓励，我这种外行的研究，得到了业内的肯定。
很巧，那年四月刊出文章来的，不到半年，又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那一年让我觉得自己可以了，稳了，可以按照之前的模式去做了。
行李：发了文章，也算有个交代。
祁刚：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好好的历史地理不做，怎么突然跑到那边去了？但没人知道我花了三年时间才完成转型的痛苦过程，我记不住那些神仙道号的名字，太长、太像了，什么太上三五都功经籙……但生生地把这些知识啃下来了。
我们因为学历史，文献上比较擅长一点。后来我出去参加宗教学的会，人家说你学术训练很好，有文献功底，有历史学的意识，还有历史地理的观念。可能对于传统学宗教的人来讲，这些是他们不重视，也不注意的。我觉得自己这种野狐禅的三脚猫，还能受到专业内的一些肯定，还是蛮开心的，后来就按照这种路数做下来。
这种路数不是我自己如何高明，很简单，道士把东西给你了，他已经做完他该做的工作，剩下的就是我要把他的解读转译过来，还要接受知识经验体系，包括道教文献体系的检验，才能知道这套科本、仪式，与古代的联系，与其它地方的比较，它自己的历史坐标和学术价值。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研究，我只是一个翻译官，一个带有所谓Discovery眼光的翻译官，就像以前那些博物学家，跑到一个岛上去采集标本，然后做切片分析，给博物学提供新的样本。而这些样本，可能为理解大的类别体系提供一些基本经验。这是我的工作。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要填补什么学术空白，而是填补我自己内心和情理上的空白。
我其实不太愿意写论文，现在论文的整个体系越来越功利，发表体系越来越指标化。我也不太愿意去学那些公共读物的东西，从来没有奢望别人会理解我。我也不想使我的研究，避免我的田野点过度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从学术伦理来讲，这些都是我的顾忌。
厦大的老师说，一个人能跑田野的时间，从博士阶段开始算起，到你退休，正好四十年。最黄金的十年是在第二个十年，那时你的经验开始累积，机会不断呈现，研究动向不断出新，如果能跟这三者都搭上，大概可以有更为辉煌的第三个十年。比起被人知道，被人理解，我现在更希望珍惜田野上的时间。
当然，我愿意分享一些经验，比方通过口头的方式。但对我来讲，我最看重的，一个是我老师们的评价，他们认为你没浪费时间，做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是我在乡下这些老朋友，他们觉得我在这里帮助谁了，至少让你对泰顺有兴趣，能让泰顺被更多人知道，或者发掘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还是那句话，我只是一个转介、翻译。某种意义上，是他们启发了我的研究。而我，只不过把他们带到他们日常生活掩盖之下的历史，这就是历史人类学做的工作。
▲那天，祁刚带我们探访佛寺，也深究地方信仰的宫庙系统，但无论走到什么空间，他都首先教我们“读书”：在房梁、门柱、墙面、石基上，角角落落都写着字。仔细研读那些文字，再细细体会它们所在的空间，就能稍稍领会每个世界试图建立的秩序。摄影/曹
曈
行李：道教仪式在乡间，是怎样一幅场景？
祁刚：举个例子，你在成都，有很多茶馆，通过聊天，你的聊天、我的聊天，不同的话题，可以把知识经验传达给彼此，那是没有障碍的，只要你会说话，你可以听，就可以了。但在乡下，老百姓怎么知道是非对错，怎么知道正确的价值伦理？
只有两种方式。第一个，看戏，通过戏曲学习，所以在乡下演戏，是有意识形态环节的。另一个，就是看这些道教仪式。坛场的环境布置，是营造一种氛围和场景，让人产生向上的精神追求。另外，道士唱的经，大部分都来自民间文化的题材，比方二十四孝、孔子的故事，也是在宣扬教化。很多人觉得道教迷信，不是的，仪式里讲的都是正向的东西，不然，道教不可能存在中国传统的生活、文化中。
一个普通人，到泰顺的乡间去看那些道教仪式，会看到五颜六色的彩纸，上面写满文字，挂满神像，你会听到乐器的声音，也会听到道士唱念的声音……色彩、文字、声音，这些建构了一个系统，让那些没有识字能力的老百姓去感受到知识的力量。
有时候，看到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我想他们一定能够领会到经忏里一些核心的要义。比如做好人好事，常修功德。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东西，对人的心理暗示是很大的。道教能在民间存在，不是因为它的超自然力，是因为它能通过一番现实的导引，让每个人在那个场域中，听到、感受到内心真实的东西。
行李：跑了这么多年，你会跟他们共情于这个场景吗？
祁刚：会啊，如果我是一个在台上的道士，一定要看到下面的反应。如果我是边上的旁观者，一定要知道我在干嘛。通过这种中心到边缘的互动，你才知道整个场域中的关系。
每次正式启坛做法，那个鼓一响，所有人都会凝神静气。泰顺的道士是不带鼓的，如果你到四川去看，有一个很庞大的乐班，七八个人，扬琴、胡琴、月琴、笛、镲、鼓……泰顺本地道士没有乐班，所以很麻烦的是，很多地方需要乐场，就要有人帮忙。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老头子很厉害，一个当地老百姓，“我来！”叼着一根烟，翘着二郎腿，上台去若无其事地敲起鼓来。他所有的鼓点，跟师父的唱点，严丝合缝。我第一次看了之后很惊奇，问先生，是你带来的吗？他说不是，就是本地人。是东家吗？不是啊，纯粹帮忙的。他怎么能做到这样子？因为从小看到大。两个人，一个在那边唱经，一个在这边抽着烟，翘着二郎腿敲鼓。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老先生能够入心、入耳，他就算打瞌睡，都能敲到位置上。
行李：他们完全同在于一个时空中。
祁刚：我把它称之为“默契”，这种默契不是配合，是大家有共同的阅读和体验，所以能形成共鸣。在那种看似混沌的环境下，所有秩序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所有人都在有条不紊地向中心前进。这一套仪式，什么人在什么位置，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你说有人教，没人教啊！就像在学校里，老师说齐声读，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
行李：一个人的一生，一家人一年的生活，都有哪些时刻需要这些仪式？
祁刚：很多。比方三口之家，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孩子从生下来就要“过关”，不管男孩女孩，尤其是女孩子，第一个本命年，第一次来月信，月信会出现很多状况……现在从医学角度讲，这些很平常，可是以前没有这些概念，而且医药很贵，通过这些仪式，把一个年轻女子的正常生活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