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中国”是怎样形成的？

荐稿人 /叶鹏（暨南大学历史系）

作者/李新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在其语境里，均指以河洛汇聚之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肇基于“西土”的周人对夏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的称呼。这应是“中国”原初的含义，可称为狭义的“中国”。

“中国”的现代词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指代有着特定疆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种指代在清晚期已经明确出现，经中华民国，沿用至今。此为“中国”的现代含义，可称为广义的“中国”。与此对应，“最初的中国”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讲，指的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最早的王朝或国家级政体；广义上讲，则指的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初雏形。

丰富的考古资料表明，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初雏形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尤其是其后半叶已经初步形成。

张光直对“中国相互作用圈”即“最初的中国”的表述中，点明了这一概念的几个要点：文化的发展、因“彼此密切联系”形成的“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以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准此，我们可以将“最初的中国”定义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这些要点都可以用考古资料加以认定。

在“文化的发展”方面，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第四千纪，尤其是其后半叶，是中国史前时代重要的转折期，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几乎同步上演着跨越式的发展。在黄河下游，时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开始出现。

▲大汶口文化彩陶

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M2005随葬品共计104件。在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随葬大量玉器和石器的大型墓葬，其中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的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1随葬品38件（套），包括14件玉器。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晚期龙王山墓地墓葬等级差别明显。

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品中包含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在“中原地区”，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

▲红山文化玉器

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

引人注目的是，各文化区不仅社会同步发展，地区间交流互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确实因“彼此密切联系”而形成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构建的社会上层交流网和以之为媒介的礼仪用品和高级知识的交流应是促成各地区一体化的更重要的推动力。

相隔1000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

归纳起来，两者相似的玉器种类包括玉人、写实玉龟、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玉筒形器、红山文化玉猪龙和凌家滩玉龙、双联璧、玉环、玉镯、玉璧、石钺、凌家滩胸负八角星、双翅为猪首的玉鹰与红山文化“枭形勾云形器”、凌家滩“兔形器”与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所出“玉凤”等。龟的抽象形式筒形器在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大溪文化中也是大型墓葬的重要随葬品。

▲凌家滩玉器

大口缸很可能是当时与社会上层的丧葬和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盛储器，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遗存和庙底沟文化大型墓葬中均流行以之随葬。这些大口缸形态相似、大小相近、摆放位置相似，应是社会上层相互交流的结果。

各文化随葬钺的情况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首先是钺的“仪仗性”加强；其次，大型墓葬中普遍流行随葬多件钺。这表明钺已经普遍成为权力和身份的重要标志，葬钺已经成为重要的制度。各地区社会上层的交流是促成此变化的重要原因。由玉、象牙和绿松石等稀有珍贵原料制作的装饰品在各地大型墓葬中的流行也是社会上层交流的重要证据，其中象牙器颇引人注目。大汶口大型墓葬中象牙器种类丰富，崧泽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大溪文化墓葬中均发现有象牙镯。

▲青铜钺

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不同，上述“社会上层交流”是在各主要文化区社会同步跨越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加剧、新的社会上层出现的背景下发生的，交流的内容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方面的交流。

以社会上层交流为主要推动力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与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包括地理和文化两个方面。

该时期形成并在各地区共享的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均成为后世相关思想和制度的滥觞。

综上所述，考古资料明晰显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亦即初步形成了我们定义的“最初的中国”。

🔹节选自《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1期，第95-97页。原文为李新伟：《“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考古》2016年第3期，第86-92页。

🔹文字有改动，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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