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地有一份宝藏出行地图，新都一定会在这张图上被大大圈画出来。锦官城外百花开，出成都二十里，浣花溪流经的地方，花瓣儿也会引路。
“二十里中香不断”，新都桂湖畔的桂花，就能跨越二十里，勾着你去。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年轻的时候，能走路打来回，一天四十里路，健步如飞。“去桂湖谈恋爱，碰不到熟人。”
“先有新都，后有成都。”始建于春秋末期的新都，与成都、广都（华阳）一同，是为《华阳国志》记载的“三都”。公元前7世纪左右，蜀王开明氏于此称帝。建城2800年城址未变、城名未更。
钥匙吱呀一扭，方丈推开了一扇沉重的铁门。“这就是宝光寺的仓库”。眼前的架子上堆成小山的几百年的木刻经版，缺少新鲜空气的仓库一股老木头和灰尘的味道，曾凯惊呆了。
2018年的秋天，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没几年的曾凯，正在新都创业园的雕版木刻工作室里，一丝一缕雕刻着木板。他丝毫没发现，前面站了位慈眉善目的大和尚。“你还刻些其他什么吗？愿不愿意跟我回一趟庙里，在宝光寺刻字？”
打开宝光寺仓库的瞬间，自忖在木刻上独有心得的曾凯感到了巨大的焦虑。“小手指那么大小的字，雕得特别好。很多很多很老的版。每一个宋体字，都是字正腔圆。”
曾凯
喜作园主理⼈
成都⽊版⽔印技艺 第四代传承⼈
宝光禅院⾮遗雕版印刷项⽬⼯作室雕刻师
尝文殊院的粥，摸宝光寺的福，是成都市民每年腊八到初五必备年俗，也是禅意在现代人生活中的具象化。大师傅对曾凯的要求倒简单，“咱们的福字被摸得太光了，印出来边边是毛的，你加个生肖就行。”曾凯就这样进入了他作为宝光寺雕版师的生肖纪年。
真有了小天地，曾凯却不敢下刀了。2019年，他拜师成都传统木板水印大师傅钟光瑚，说要学木板雕刻。78岁的钟光瑚是市级非物遗传承人，钟老先生自己刻印的心经、药师如来、书画和古印章，都是从真品和善品中累积而来。
曾凯说，他是从鼠年开始的学艺，到虎，到牛，因为每年的重要任务，是琢磨这个木板上的动物，以及当年的社会心理状态。“木头是有纹理的，中国传统木刻是梨木，墨水流淌在上面，一深一浅极有讲究。上来就动刀，那木头也刻不好，也印不好，反而会吃掉你要刻的东西。”多亏钟老先生倾囊相授，“一直到兔年我才开的窍”。
曾凯现在是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尽量把中国古代的版里的凸和凹讲透，也发现印刷里的门道和手艺，和时代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关键是传承什么？“我想雕版里有很多心理的东西，可以治愈这个时代吧，尤其是不快乐的孩子，经常跟着我刻木头刻着就笑了。”
保护是非遗的基础，而传承是非遗的生命。2018年左右，新都区对辖区内的所有非遗手艺进行了系统梳理，编制了文化遗产名录，将所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地编制在案。并设立单独的文化科，来支持这些非遗技艺的传承人。除了传统的木刻雕版、棕编、蜀锦蜀绣等技艺，也囊括了新繁药浴、植物染、酱油酿造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手艺。
石板滩镇的老酱油是纳入非遗保护的百年老号。新都这里做的是那种不分生抽老抽、大缸不勾兑、晒足700天的真正老酱油。酱油非物遗传承人刘庭胜告诉我，他一点也不担心传承问题，这些年大家已经愿意为了传统方式做的好东西多花点钱了，他自己就是48岁才回来继承了父亲的酱园，“广告里说晒足180天，我说这也能打广告吗？我们没得两年不能用哦，三五年的酱油也有。”
越是普通的用心，越有琢磨的必要。曾凯建议我一定要去宝光寺数罗汉。即使是国宝造像众多的四川地区，宝光寺的罗汉敢称第一。这些泥塑彩绘罗汉出神入化，几百年里抚慰和治愈了来者。
我以为曾凯会从审美角度，推荐五百罗汉的精雕细刻，他说恰恰不是，要看的是“普通”。那些罗汉不是传统佛教雕塑的形式，不少是照着普通“人”的样子雕的，还有乾隆和康熙，有南派细腻一点，北派粗旷一点的两种风格。冯玉祥来写“罗汉倒是谁人封，并有皇帝加当中。”他们化众生之像，你看他，他也看你，这是禅意的日常，也是古今的观照。
张晓光是宝光寺最早的志愿讲解员。他是60后新都人，早年间立下志向，“成为宝光寺的名嘴”，1999年他开始了在宝光寺的讲解生涯。
宝光寺中的佛塔是唐代造物，塔居寺中，塔寺一体。和一般寺庙不同，宝光寺的钟鼓楼和寺庙居然不是单独的，而是采用梁思成所谓“唐前旧法”，连在一起，下雨天整个寺院竟可不淋雨而通行各处。又有典型的中轴线的殿堂，因此被称为佛教建筑的活化石。
四百根石头大柱子构成了整个宝光寺的建筑主体，梁思成在《西南建筑图说》里拍下的大殿和现在一模一样。张晓光说，那是两百多年里的人的劳作。这巨大石柱形成一种凝聚精神强力的坚实物，如同万神殿的神柱。
从120多里之外的金堂云顶山采石料，走沱江水路，经毗河，到泥巴沱，一根运输至少需要半个月时间，最大直径60多厘米，高8米，更不用算采石和打磨的功夫。两人合抱的大石柱，每一根石柱的运力是8人。两百年间，往来不断。才有今天的木石结构的完整庙堂。张晓光说，“柱子见证的是人的品性，是僧人还是普通人并不重要”。
成都人每年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就是去宝光寺求签。进入宝光寺，禅意会在任何一个情境下，毫无防备地出现。
“答案就是你心中所想。”张晓光说。一个小小的句子，单边对子，背阴的匾额，都会给你设下一个小小问题。进入寺院的各个角落，你会随着自己的脚步、眼睛和耳朵，不由自主地思考一些平时无暇思考的问题。而数罗汉、求签的日常本身，就成了寻求答案的过程。这个答案你会在这座千年古刹的悠悠文脉中找到。
感叹成都拆除城墙仅留地名的人，到了新都，可能会为古城墙下的生活叹为观止。在城市变化如此巨大的今天，新都的城市面貌，因为一墙一湖，展露出了别处无觅的古风。
要去桂湖，先开车直到城墙下。新都保留了隋朝起建，到明代垒成土城墙，为了挖土而成水塘成湖。再到正德六年（1512年），新都人杨升庵在北京殿试第一，高中状元，他是整个明朝四川唯一的状元。蜀王、四川总督等送来的银两太多，亲友本建议用贺银修一状元牌坊，而祖父杨春和父亲首辅大学士杨廷和，委托新都知县张宽，用贺银为土城墙烧砖加固，防灾祸保护父老，并在城外修护城河，于是有了今日砖城墙的风貌。
850米长度，作为成都地区唯一留存的完整古城墙，瞻云、响月、挹锦、辉光四门，勾勒的是新都人的古典幸福生活。桂湖不大，道光前还种过水稻的，其改荷花迄今，超过了两百年，其中古荷花为名品“桂湖红莲”。桂湖乃至新都，是成都地区最有名的桂花基地，本来就弥散于川西整个秋冬的馥郁之气，到了新都简直是喧嚣了起来。杨升庵自己“沿湖植桂”，与妻黄娥浮湖上送朋友的诗句仍在：“君来桂湖上，湖水生清风。清风如君怀，洒然秋期同。君去桂湖上，湖水映明月。明月如怀君，怅然何时辍。”至此桂湖有了姓名。
成都桂湖公园，明代古建筑和悠闲的人们
图源：视觉中国
金桂、银桂、丹桂，树下、林间、道旁，杂货店前排全都是小瓶盛装的干桂花，谁见了也要带一点点。这个时节，来吃红莲藕汤，吸溜淡红色藕粉，上面浮散点点金色的桂花香，新都的美事，又岂止这一桩呢。
这里几乎成了恋爱专属地。巴蜀文化学者、84岁的袁庭栋还留着自己和太太专程来桂湖，彼此相许时的老照片。“那时从成都过去不得三个小时啊。”一路漫长的期许雀跃，也是一生的甘美滋味。
桂湖里每年还有给新生儿举行的家庭庆典照片展，在新春时来，紫藤下片片彩五彩缤纷的祝福卡片，串串彩灯和孩子的家庭照。这些普通的新都人，为了新生的快乐，在几百年的紫藤之下，笑得飞扬。
新都人是桂花之子。每年8月桂花开起，这里的桂花要开两季，到国庆又一季，提醒着好时光。新都的秋，进入25度才有桂花，今年气候反常，9月份竟然30度，桂花全部休眠了，到国庆节还只是花苞，不开给特意来的游人。
但在一直关注花期的讲解员张晓光精准报出，“十月七、八号开始了”，他得意地笑，一直三周，现在还有桂花香，这是独属于新都的快乐。“你们成都都闻得到哦！”成都味道，当然是桂湖飘过去的。
余卓然在中央民族大学从本科文保、考古一直学到博士毕业，从金沙博物馆调到新都之后，作为四川人，他在新都的出土文物中，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学术研究的兴趣和节奏。来到位于桂湖的新都博物馆二楼，正面对一颗两百年的巨大金桂树，打开木窗，深吸一口气，泡杯茉莉花茶。余卓然把案头上已经插好书签，现在用镇纸压好的文献打开，再拿出下载好的陶俑和画像砖的图片。
1957年，天回山东汉崖墓说唱俑的出土，以其欢愉洒脱的笑和舞蹈唱作式享誉世界，这些年成了代表川渝乐天性格，乃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快乐典范，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无论陶俑还是画像砖，整个成都平原的汉代出土文物有一些共性。“就是四川人相信，死亡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活得挺好。”余卓然让我看的西王母画像砖，西王母、白虎、青龙、蟾蜍还有九尾狐，另一个人头鸟身的，还有飞马拉车，到天上的龙拉着车驾的。整个神话色彩非常明显。还有中国第一幅养老画像砖，他指给我。右下角的老人拄着一根有鸟的拐杖，这是汉代的鸠杖。“发了这根杖的老人，可以排队在这个粮仓前面领自己的粮食。失去了劳动能力，但你仍然可以生活。相当于开始领退休工资了。这是中国汉代的制度文明的实证体现。”
第一次领略到画像砖里还有这样的制度见证，我想起外面城墙根古树下聚拢的打长牌的老人了。“你们都觉得城市的烟火气就在菜市场。”他又笑了，又指出一幅画像砖，“左上角写北市门，右上角写南市门，这是一个汉代的城市方位图，有的人坐在高台上叫卖，有的人站在路边和店铺门口交易，这就是汉代的成都。”烟火成都，墓里出土了的。
新都博物馆，汉代画像砖反映出古人生活的面貌
摄影：汪婷婷
跟着余卓然看这些，好像进入风情画的市井百态。画像砖和陶俑，做饭的，打谷子的，唱歌跳舞的，观者恍然被那些生动的身姿，尽力的表情，和生活的劲头给感染了。
拥有37件国家一级文物，博物馆虽小，新都却是一众重量级国宝的发掘地。国家博物馆的说唱俑，有一段时间被说成是新都国宝，余卓然却很要较真儿的指出来。虽然都是可爱欢脱的陶俑，但国博的那件出土于新都十多公里外的天回山，“虽然挨得很近吧，但现在按说是金牛区”。而新都博物馆的说唱俑，也是国家一级文物，出土于新都马家山崖墓，因为和国博那件形态相似，被很多人认错。
“我们的肚子还要更圆一些。”余馆长又押口茶，“品相一点儿不差。宣传上自信一些吧。”无论是国博的那件，还是新都的这件说唱俑，都是四川的笑，本来就是自信的。
快乐陶俑，四川很多。说唱俑是世俗称谓，俳优佣指出的是其身份，本身是喜剧供人取乐的演员。余馆长说，很多俳优是侏儒，或脖子高高耸起，或缩进去，身体上有些缺陷，表演是他们的职业，诙谐是专业精神，欢乐则是一种态度。
另一个好玩的一级文物，是演员正在表演“尴尬”，有点表情失控，“裤子掉到一半了”。古代人觉得这是一个“决定性瞬间”，就算没有摄影技术，却用达观的心态，乐天的快乐，把那一个瞬间被制作成了陶俑，表现了出来。余卓然说，这种表现的态度更有趣。把“掉裤子”放进墓里陪葬，真是死了还在笑的四川人。
不少成都平原出土陶俑，都是笑不可抑的样子。庖厨的旁边菜篮里除了鱼，还有乌龟，还有厨房用的刀。抚琴俑旁边，有欣赏音乐，摇头晃脑的，有表演跳舞的，又是美食，又是乐舞，越看越好玩。
余卓然就这样发现了自己的兴趣。作为一只秋田犬的主人，他在大量四川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一种看起来很像西方卡斯罗犬的大狗。这种狗乍一看非常不中国，脸上有一堆褶子，而且胸前好像穿了一件今天的宠物制服一样，还有可以拴起来的“领口和扣子”。2000多年前的中国墓葬里，怎么会有来自意大利的犬种，还穿了衣服？
余卓然就此开始研究，写出有关中国古犬种考证的一系列专业考古论文和著作，他发现那条狗不是意大利的，就是中国自己的川东猎犬。“日本人一个秋田犬搞出的那么多文化，我也在想我的职业里，能让本来就有的东西，焕发出生机。”
“走，带你去安静一下。”我们走向了桂湖里的紫藤瀑布。这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紫藤，最老超过五百年，还有几颗百年以上的，互相缠绕，绵延百米。如今只有干枯的枝干，3、4月才是盛放的紫藤瀑布，并非时时人人可遇的。
他让我伸出手来，摸摸紫藤的干。“在一米近的地方来看看，闻闻，摸摸吧。这棵树是难得可查的，和杨升庵同时代的活物。“
准确来说，桂湖的全名是“杨升庵祠及桂湖。”1996年，这个承载着新都城市文化的古典园林及杨升庵祠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升庵的官不大，著述多达400余种，诗词三千。其著述品类，囊括诗词曲剧、书画、文献、地理、农业、医学、音乐、民族学等一系列学科，是又一个苏东坡之后，百科全书式的四川人物。在学问上，非用以致仕。但是如用今天的治学标准，袁庭栋说，杨升庵至少享有十个专利，带出来的博士更多。他走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和苏轼一样，杨升庵（杨慎）身上的现代性极足，更像是一个普通人面对时代和命运，能够做出的最大努力。父亲是名相杨廷和，作为首辅之子，杨升庵从小在北京长大，还没考试，就被誉为京城第一才子。24岁中状元，6年后因直谏皇帝被冷落辞官回乡。34岁，嘉靖皇帝重新启用他，36岁因为在“大礼议”中带头上书，阻止皇帝追封亲父，在一百多被廷杖的官员中，他大呼“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第一次据说还是受到了父亲的学生们的庇护，“死而复苏”。隔十日，他朝议时被举报“杨慎带头哭”，又受廷杖一次，“几乎死去”。
之后杨升庵被发配充军云南，“永不赦免”。据说他是在安宁的温泉里得到了治愈。此后几十年里六次大赦，嘉靖帝因愤恨杨家，多次询问他的近况，大臣护着他答“老病”，皇帝才觉宽慰，并专门下旨，只不赦杨升庵一人。
比苏东坡更幸运的是，他的才华全部成为了百科全书式的钻研，整理，研究，出版，一个真正的实践派。回不了北京和四川，他在云南开始了人类学家、地理学和博物学的探索和发现。南诏的风土人情，植物、节庆、天象，每天都在忙忙碌碌的研究新知，远离权力的漩涡，杨升庵将智慧和心血倾注于十几种不同门类的四百多著作。极少有人开垦的科学、艺术、文献、考古、音乐，甚至开创了民族学的研究，成为了真正的踏实生活在民间，发挥自己最大作用的才子，而没有折损于命运。
可以说，杨升庵不仅是巴蜀文化明清以来的符号式的人物，更是一个真正的人，忠于自我的，将人生活成旷野，活到最大化的人。
一百年后，晚于杨生庵的毛宗岗，为当世最大的畅销书《三国演义》开篇，选取了一首词《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好词，据大量考证来自杨升庵。
这首词是来自时代的精神回响，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英雄，江山和历史，最富诗意的概括。2023年4月，时值杨升庵诞辰535周年，新都设立“杨升庵文学奖”并面向全球华语作家征集作品。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阿来说：文学、文字作品，最重要的是传递一种精神。“升庵文学奖”就是要传递、传承升庵精神。
研究杨升庵的倪宗新已经70岁了。他用十年写出了第一本杨升庵编年史，用二十年整理了诗词和散文。倪宗新1977年开始，在新都本地文教系统工作。“要说为什么研究他，我想是因为少有人研究吧，我也替他打抱不平。”
在一个小地方，也可以实现最大的精神追求，不断实践，来追寻一种恒常的价值。倪宗新说，“升庵先生一生著书400多本，我才写了几本而已。不过没关系，我想用我的一生，来证明，他是一个好好生活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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