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诺，谁的维尔诺，哪一个维尔诺？｜米沃什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卷，为免费内容。

波兰的维尔诺，一座将巴洛克建筑移植到北方森林的奇异之城，曾是多元文化、语言与信仰交汇的十字路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光。之后数十年间，这座城市历经战火与巨变，昨日世界的一切似乎都被历史的残忍行径所否定了。

在跨越三十年的自选集《在时间荒原上》中，米沃什从维尔诺的“街道词典”开始，勾勒出一部非正式的自传。作者游走于文学、神学和哲学的边界，记录他对属于东中欧、俄罗斯，乃至西方世界共同遗产的诸多作家的解读；分享关于诗歌、时间、现实、罪恶、幸福等命题的思考；并以动人的笔触追忆故人往事——生于同一时代的人们建立起牢固的纽带，就像大海漩涡中浮现的岛屿，是 20 世纪宏大命运的一份证词。

可以将本书作为一部漫游指南，通向与我们的历史经验更为接近的“另一个欧洲”所塑造的文学意识：它对于历史特性有着敏锐的感知，警惕任何禁锢心灵的力量，并试图毫不妥协地说出复杂的真相，为文明走出徒劳的循环往复寻找一剂解药。

经理想国授权，我们节选了《与托马斯·温茨洛瓦谈维尔诺》中米沃什的信，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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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托马斯：

两个诗人——一个立陶宛人，还有一个波兰人——在同一座城市长大。这个理由就足以让他们谈一谈，甚至公开谈一谈自己的城市了。诚然，我了解的那座城市属于波兰，名叫维尔诺；我的中学和大学都用波兰语授课。你的城市是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名叫维尔纽斯；你在另一个时期度过了中学和大学时光，在“二战”之后。然而它还是同一座城市：它的建筑、周边地区的风光和它的天空塑造了我们俩。可以说，我们不能排除地理因素对人的影响。除此之外，我还认为城市或许都有着自己的精神或光环，穿行于维尔诺的街头巷尾时，我似乎还能通过感官捕捉到那个光环。

最近，一个朋友问我为何如此不懈地追忆维尔诺和立陶宛，我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显露了这一点。我回答说，在我看来，这跟侨民的多愁善感无关，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回去。我所探寻的其实是被时间净化过的真实，就像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一样，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还有另一种解释。我在维尔诺度过了少年时光，当时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将顺着平淡的轨迹展开；而在那之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维尔诺成了我的参考标记——它意味着可能性，常态（normalcy）的可能性。也是在维尔诺，我阅读了波兰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还对未来偏离常态的命运有了朦胧的揣测，但即便那时最狂野的想象力，也无法设想出我个人或历史的未来。

在此，我要介绍一位与维尔诺无关的人物，但是他对所有来自“那边”（即来自语言、宗教和文化边界那边）的欧洲人都至关重要。他就是斯坦尼斯瓦夫·文岑茨，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恰尔诺古拉山一带；自十七世纪从普罗旺斯迁走后，他的家族就在那里定居。1951 年，我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尔附近遇见他，那时我的维尔诺已不复存在了。作为侨民，他也钟情于山居生活，就仿佛文岑茨家族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我很听得进他的教诲。因为除了留下文字作品，他还是个周游各地的智者、谈话家、导师，对于各国人民来说几乎都算是圣贤（tzaddik）。他是二十世纪的反面，不过（或者说正是由于）“一战”前，他在维也纳完成了关于黑格尔的博士论文。对文岑茨而言，最重要的是西蒙娜·薇依所说的“扎根”（enracinement），没有祖国就不能实现这一点。但是“祖国”又太大了，所以当文岑茨梦想着一个“欧洲祖国”（Europe of fatherlands）时，他设想的是许多小的领土单位，比如他挚爱的胡楚尔地区，那里杂居着乌克兰人、犹太人和波兰人，因犹太教哈西德派的创始人巴尔·谢姆—托夫曾居于此而闻名。我们刚开始来往时，我还郁郁寡欢，是文岑茨帮助我重新找到了“祖国”这个词的意义。要不是跟他那些交谈，几年后我可能就写不出用于自我疗愈的《伊萨谷》。正如文岑茨一辈子都扎根在喀尔巴阡山，我（或者说我的想象力）也忠于立陶宛。

说回我们的那座城市。它历经沧桑，但也许依然能从中发现某种历史的延续。我们大概还会想到我们共同的母校，它眼下正在庆祝自己的四百年诞辰。这也是个对波兰—立陶宛关系发表看法的好机会——让我们不带外交遁词地坦率直言吧。

即便仅仅因为密茨凯维奇、爱学社、斯沃瓦茨基和毕苏斯基，维尔诺也不应被排除在波兰文化史之外。我常常思忖，我青年时代的那个维尔诺与它之前一个世纪的维尔诺有何相似之处，彼时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施恩，这座城市有着全帝国最好的大学。那时它还是一座共济会之城；实际上，爱学社覆灭时，亚历山大恰好在全境清剿共济会。爱学社与共济会产生交集，是通过一位大学图书管理员康特里姆。我从前就意识到在我那个更加晚近的维尔诺仍有共济会分部存在，我作为高中生加入的秘密组织“佩特”，一个在政治上反对波兰民族民主运动的组织，也跟它们有联系。不久前，我碰见了从前的教授斯坦尼斯瓦夫·施瓦涅维奇，他曾是我们最年轻的法学教授之一。他告诉我，曾经存在过很多共济会分会，几乎每位教授都是某个分会的成员。他描述之下的维尔诺与共济会关联之深（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令我深为震惊。我不清楚是否能从中看出维尔诺的某种长期倾向。无论如何，早在上高中时，我就涉足过类似的“地方分会”；我指的不是这个词的本义，而是一个个获得允许才能入会的精英集团的密谋小团体。那群精英蔑视林林总总的“思想正确”之人：波兰民族主义，显克维支，戴着特制无边便帽的学生兄弟会，诸如此类。学术流浪汉俱乐部，即我进大学后立即加入的那个组织，也类似于地方分会；知识分子俱乐部（稍晚一些，活跃于三十年代初短暂而汹涌的左翼浪潮中）也是如此，它是一种基层组织，负责四方协调、筹划活动，还要组织律师联合会（实际上是法学生联合会）办公室的讨论会。我在这些地方分会中看到了浪漫主义的遗产：梦想着“博学明理”之人“自上而下”救赎人类。

是文岑茨帮助我重新找到了“祖国”这个词的意义。

那么，那些右翼分子、“上帝与祖国”口号的拥护者、支持“百分之百纯净波兰”的人呢？波兰的发言人们大多属于右翼。从语言的角度说，老维尔诺，即爱学社时期的维尔诺，肯定比我的维尔诺更具波兰色彩，但我不清楚从前附近的乡村是和我那个年代一样说波兰语，还是说白俄罗斯语。又或者，那时说立陶宛语的地区距维尔诺更近（如我们所知，立陶宛语在那个地区逐渐被白俄罗斯语取代）。俄国统治下的十九世纪在这座城市留下了印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更早的时候维尔诺很可能更具波兰风情。毕竟，在我的维尔诺，接近一半的居民都是犹太人，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使用俄语，或者至少能理解俄语。这就是为何在我的维尔诺，用波兰语授课的文理中学与俄语的文理中学并肩而立。如果我没记错，还有一所希伯来语的文理中学和几所意第绪语学校。（你肯定知道城里还有一所白俄罗斯语文理中学，以及一所以维托尔德大帝命名的立陶宛语文理中学。）俄语学校会从热爱俄罗斯文化的犹太知识分子社区吸收生源：说到底，维尔诺没有多少俄罗斯人，只有沙皇时代的遗老和少数侨民。此外还有别的俄国遗迹：俄国要塞城镇特有的丑陋建筑，与老维尔诺狭窄的街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街曾经名为圣乔治大道，在我的学生时代，它在口语中仍被叫作“乔吉”。“乔吉”是一条步道，常有军官和学生在此漫步。后来，人们渐渐习惯了它的新名字：密茨凯维奇街。

与其他城市一比，维尔诺的特点就变得鲜明了。《诗篇》的作者说耶路撒冷是“连络整齐的一座城”，在某种程度上维尔诺也符合这点。与华沙那种从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城市大不相同，维尔诺的紧凑有致让人联想到克拉科夫，只是两座城市的布局不同，维尔诺的市中心并非一个市场。我对多尔帕特（或称为塔尔图）的童年记忆相当模糊；我还记得它跟维尔诺有些相似之处，但兴许是我弄错了。我还觉得布拉格也比华沙更“维尔诺”。不过，由于历史上维尔诺曾数度毁于大火，或许给城市增加“紧凑感”的就只有两河交汇、群山环抱的地理位置了。

我曾十分强烈地感觉到维尔诺是座外省小城，不是首都。要是当初立陶宛族和白俄罗斯族聚居的整块疆域都被波兰化了，它可能仍是座外省小城。想想法国吧。卢瓦尔河以南的土地原本不是法国的。那里的人说奥克语，但是到了十三世纪，他们被打着讨伐阿尔比派旗号的十字军征服了，也逐渐法国化。在十九世纪，那里的整个乡村地区都还在说土语，也就是奥克语，但几年前，在洛特地区，我却发现只有四十岁以上的村民会说这种语言了。战争期间，它成了抗德游击队的语言——非常有用，因为城里人（也就是法国人）听不明白。让我们不加讳饰地说：倘若波兰没有输掉历史上的关键赌局，它本可能将第聂伯河以西的区域全部波兰化，就像法国将自己的语言一路向南传播到地中海沿岸一样。（当年但丁还想过用吟游诗人的语言，也就是奥克语，写作《神曲》呢！）那么，维尔诺就会成为卡尔卡松一样的大区中心。不过，我们还是不要沉迷于历史的“如果论”了。二十世纪波兰民族主义者针对非波兰民族聚居地提出的方案非常愚蠢，因为无论如何，维尔诺和利沃夫是两块孤立的飞地。我想，如今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战前维尔诺作为飞地的特征了：既不是波兰也不是非波兰，既不是立陶宛也不是非立陶宛，既非外省小城又非首都，但它还是最像一座外省小城。显然，现如今远远看来，维尔诺是特立独行的，一座由杂七杂八、错落交叠的层面构成的城市，类似于的里雅斯特或赫尔诺维茨。

在那里长大不同于在单一民族地区长大，我们对语言的感觉是不同的。不管是城里还是乡间，都没有基于波兰语的民间谚语；这里的口语是“乡谈”（hereabouts）——一种有趣的语言，精神上更接近白俄罗斯语而非波兰语，却保留了一些盛行于十六七世纪、在波兰本土早已过时的波兰语措辞。当然，“乡谈”与士绅阶层的语言（密茨凯维奇童年时听闻、身居巴黎时也铭记于心的语言）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正如小贵族与庄园主，以及与出身庄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语言界限也是流动的。但这些都迥异于波兰贫农的方言。“乡谈”是维尔诺无产阶级的语言，它也迥异于华沙平民的口头语；在华沙，还有一些贫农语言的基底得以留存。举个例子，对我来说，米龙·比亚沃谢夫斯基就颇具异域风情，我没有汲取过他那种语言的源泉。我敢说我们的语言更讲究准确和节奏的表现力，这就是为何十八世纪诗人那种明白晓畅的波兰语，如克拉西茨基、特伦贝茨基的语言，感觉就是“属于我们的”。要对此展开分析是很难的。个人而言，我抵御着以俄语为首的东斯拉夫语言的诱惑，寻找着能让自己与东斯拉夫元素（至少在错落有致的节奏方面）抗衡的语域——这种心理影响了我的语言。我不清楚对俄语的抵触会如何影响到你的立陶宛语。但我确实知道，对于我自己，就像对于其他对俄语的声调敏感的人，屈从于俄语抑扬格的强拍是有害的；波兰语的主流不会向那一方向去。

在那里长大不同于在单一民族地区长大，我们对语言的感觉是不同的。

维尔诺的外省特质。我曾为此沮丧万分，渴望离开它，走向世界。因此我不应该将它神化成一座我挚爱的失落之城，因为我那时根本不能忍受在那里生活下去了。当州长博恰尼斯基命令维尔诺的波兰语广播电台以政治倾向可疑为由解雇我时，我被迫出走华沙，心里却如释重负。维尔诺是一潭死水：撇去那些用意第绪语或俄语交谈、阅读的犹太人，以及操着“乡谈”、从不读书的本地人，它的人口基础单一得出奇。还剩下什么？一个士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小圈子，他们大多非常迟钝。这也和民族问题有关。要是我们把自己当成立陶宛人，维尔诺就成了我们的首都和中心地。如你所知，这是一大难题。芬兰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合理的；我不熟悉具体细节，不知道说瑞典语的芬兰人是怎样做到的，但他们的中心地似乎是赫尔辛基，而非斯德哥尔摩。原则上说，我们本应该把自己当成说波兰语的立陶宛人，在新形势下继续同密茨凯维奇一样呼唤“立陶宛，我的祖国”，而这可能意味着要开创一种波兰语的立陶宛文学，与立陶宛语的立陶宛文学并驾齐驱。但是没人想要它—立陶宛人怒发冲冠地抵制着波兰文化，因为它让他们“去民族化”；说波兰语的人也不想要，因为他们就是把自己当成波兰人，鄙夷所谓的“立陶宛小子”——一个贫农的民族。不这么想的人寥寥无几，不过他们有趣又可贵，充满了活力。在我的维尔诺，他们被称为“地方主义者”，梦想着维护立陶宛大公国的传统，把它当作唯一可能与俄国抗衡的力量——也就是说，一个由立陶宛大公国曾经的小成员国组成的联邦。这些圈子与维尔诺的共济会圈子大致重合。这种特别的意识形态将会载入史册，但如果我说它是有趣乃至迷人的，那也是事后回顾才有的感受。当时我还是个满脑子先锋诉求的青年，沉迷于现代诗歌和法国思潮，几乎不关心在自己眼前发生的一切。无论如何，这场运动早已失败，只是这类思潮最后的回响。在立陶宛一方，它不能指望获得一丁点支持，因为它表现得像是“雅盖隆王朝思想”的延伸。毫无疑问，在这些自耕农的后代中，有很多人神往大公国这一概念，它的背后潜藏着四方来朝的美梦。话虽如此，以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为首的某些地方主义者是深谋远虑的人，真诚地反对着波兰民族主义。他们是拓展性思维传统的继承者，可类比于十八世纪共和国时期的开明人士。我不认为立陶宛一方有类似的圈子；在那儿，好像一切都受到新型民族主义的影响，因此必然是极度敏感的。某种程度上说，在维尔诺的波兰语居民中，只有地方主义者才把这座城市当作首都，而非外省小城。我现在认为，任何真心为了维尔诺好的人都应该希望它成为首都，这就自动排除了任何宣称它是“波兰的维尔诺”的波兰人。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出叛国的问题。你知道，人们在感情受伤时容易这样指控他人，你自己肯定也有类似遭遇。地方主义者的观点受到了来自两边（即波兰和立陶宛各自的民族主义者）的“叛国”指控。1967 年，我和亚当·瓦日克到蒙特利尔参加世界诗歌大会，发现身边围绕着一群有狂热法兰西情结的魁北克知识分子，于是诸多往事蓦然涌现在眼前。几年后，我又参加了一场在鹿特丹举行的诗歌大会，碰上了许多说弗拉芒语的比利时人。他们宁愿说英语，也不肯说法语；实际上，他们的英语也比法语更好。战前在巴黎学习期间，我和奥斯卡·米沃什一同造访过立陶宛公使馆，这一行为就很像是“叛国”。对波兰人来说，他就是“叛徒”，我能观察到在无言之间，那种敌意怎样如电流一般传输开来。在那样的情况下，一个集体中会有一些相互沟通理解的神秘方式。不过，奥斯卡·米沃什写给克里斯蒂安·高斯的信回答了他如何以及为何称自己为立陶宛人的问题，那些信件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后来在巴黎出版了单行本。他走出这一步是在 1918 年，当时还对立陶宛民族运动一无所知；他只是愤恨波兰人拒绝承认立陶宛独立—他很可能指的是支持民族主义的波兰人，他们是德莫夫斯基的追随者，而且在巴黎和会期间活跃于外交事务。接下来，他就在国际舞台上为立陶宛的事业奋斗。时隔多年看来，他在维尔诺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然而，立陶宛人尽管尊敬他，却还是对他心怀疑虑，因为他说波兰语而非立陶宛语。实际上，他说的是法语—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选择。试想，要是我宣称自己是立陶宛人，又用波兰语写作，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立陶宛人呢？这种信任的缺失导致他自愿放弃了外交生涯，屈居下僚，在公使馆担任参赞。要知道波兰人的记性有多好啊—那是另一方面。不久前，阿图尔·明齐热茨基将奥斯卡·米沃什的小说《爱的启蒙》 （L’Amoureuse initiation） 译介到波兰并评论了他的作品，《世界周刊》还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提醒人们奥斯卡·米沃什和波兰民族性毫不相关，因为他早就宣布放弃它了。

《爱的启蒙》

尽管我是奥斯卡·米沃什的亲属，立陶宛侨民媒体上还是有人抨击我是波兰人，不是立陶宛人。另一方面，波兰人却经常怀疑我的波兰民族性不够纯粹。得承认，他们说的有一丝道理。但幼年时我曾在俄国慷慨激昂地朗诵：“你是谁？一个波兰小子。你的标志是什么？一只白鹰。”身在俄国或与俄罗斯人相比时，我一直感觉自己是百分之百纯正的波兰人，这并不难。然而跟本地民族，跟那些“来自波兰王国”的波兰人接触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和波兰的关系非常令人痛苦，其程度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了）贡布罗维奇和波兰的关系，但要说从中可以看出我对立陶宛的向往，就是夸大其词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个人的命运，是我对附属于任何人类社群的逃避——换句话说，是我的障碍，我的缺陷。然而从中一定能看出我和战前波兰知识阶层的冲突，因为我的心态更国际化，更世界主义。

如今是很难再现这段过往了。就连上学时，我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就包括我读的文学期刊，它们与其说是波兰知识阶层的刊物，倒不如说是波兰—犹太知识阶层的；我指的是在华沙出版的那些期刊，比如《文学新闻》 （Wiadomości Literackie） 。也许那就是我最初反叛显克维支以及波兰灵魂（表现为“天然的民族民主党人灵魂”，即 anima naturaliter endeciana）的根源。之后的大学时期，我又受到了奥斯卡·米沃什的影响，你能从他身后发表的那些政治文章中看出他对形势清醒的判断。他在 1927 年写道，波兰有必要和周围的波罗的海诸国、芬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结盟，以抗衡来自德国的压力，但为此波兰只能放弃“傲慢而不切实际的民族救世主义思想”（messianisme national outrecuidant et chimérique），而她无法做到，所以十年之内必遭大难。

这里我还要谈到一个影响因素，这个故事说来话长。你不是我的第一位立陶宛友人。在大学期间，我曾受一位立陶宛朋友影响至深，他不是维尔诺人，而是人们说的“考夫诺立陶宛”人。他怎么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你知道，在我上大学的 1929 年至 1934 年间，波兰和立陶宛没有邦交；边境关闭了，两国都在玩弄花招：波兰出资促进立陶宛境内的波兰化，而立陶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在维尔诺地区支持立陶宛化。1929 年，我在助理教授埃伊尼克小姐的法哲学研修班与他相识。突然之间，一个身材魁梧、长着一头蓬乱的亚麻色头发、戴一副牛角框眼镜的家伙开始发言了；他好像想说波兰语，实际上说的却是混着德语的俄语。他名叫普拉纳斯·安切维丘斯，波兰语名为弗朗齐歇克·安切维奇。下面是他的悲惨经历。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被文理中学录取，爱上了俄国革命文学（高尔基之类），成了一位革命者。1926 年，他参加了普莱齐凯蒂斯那场失败的社会主义政变，不得不逃离立陶宛。他逃到了维也纳，住在一处以卡尔·马克思命名的工人宿舍里，受到社会主义者帮助。总的来说，这位被我称为“同志”的普拉纳斯终生都是激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维也纳马克思主义的做派，这正是他的悲剧之处，因为他渴望参与政治，却命中注定成为流亡者。他与维尔诺当地的立陶宛圈子合不来，因为他们都忠于考纳斯政府，而那个政府把他当作政治犯。另一方面，立陶宛共产主义者对他怀有异常的恨意，原因是他对苏联国情的了解和直言不讳让他们不胜其烦；于是他们采取了损毁名誉的一贯手段，说他是波兰间谍，是教唆违法行为的政府密探，如此种种。他们散布谣言，说他被收买了，有人付钱让他办事；不然他上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但我和他住在博法沃瓦丘学生宿舍的同一层楼，知道他那点微薄的收入（在维尔诺这个生活成本非常低的城市也不算多）来自美国，我想是来自他供稿的反教权主义（他是狂热的无神论者）和左翼立陶宛语媒体。有时钱汇得慢了，“同志”就得举债为生。我还见证了他几段漫长的重度抑郁期，因为与他非凡的才华相伴的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搬到华沙时，我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比文学系的同事们加起来还多十倍，就源于我和普拉纳斯的交谈——注意，它们发生在我的成长期——普拉纳斯会密切关注东面边境的另一侧发生的所有事。显然，我受过这类熏陶，对波兰，对先天就带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特点的“波兰民族性”的看法，必定是不同的。

我不想夸大自己的政治觉醒。我与任何政治信仰或行动都不相投合，为此还谴责过自己，但我始终没法牺牲个人主义，服从组织纪律。普拉纳斯是学校独立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主席，但我没有加入那个组织；换句话说，友谊是一回事，他的革命信仰是另一回事。

普拉纳斯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开始在东欧研究院教书。这是个好时机，可以提出一个在今天看来相当费解的问题：波兰对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政策的反复无常。事实上，就像在美国内部一样，波兰国内也有多股势力交锋，只不过在三十年代，右翼力量逐年增强，随之壮大的是他们的“波兰化”计划，其策略从政治手段到对乌克兰村庄的血腥镇压，一应俱全。在维尔诺，州长沃耶沃达·博恰尼斯基负责骚扰立陶宛人；这是毕苏斯基去世之后的事了。然而与此同时，东欧研究院成立了，它背后是几股完全不同的势力，并且都受到极端的武装民族主义排挤。那些势力可以说是自由派的，和共济会有联系，忠于毕苏斯基的联邦梦。他们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或共济会员—举个例子，施瓦涅维奇就和斯特凡·巴托里大学的许多教授一样加入了研究院，但他终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有段时间，州政府开始强制遣返立陶宛人，把他们粗暴地赶出边境，送回立陶宛；他们也想遣返普拉纳斯，但他要是回到考纳斯，必然会被逮捕入狱。是东欧研究院的人保护了他。建立研究院是个绝妙的点子；也许在别的地方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在波兰，人们本该好好研究自己的邻居，至少那些准备从事行政和外交工作的人应该如此。早在美国建立起类似的学术分支的多年以前，研究院就开设了现在名为“苏维埃学”的科目。换言之，当时那里就有关于苏联经济、地理和政治，以及本地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历史和语言的课程。有一件事很有代表性：我们那个“灾祸派”小团体的前成员亨里克·登宾斯基和斯特凡·延德里霍夫斯基曾在维尔诺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之后又被告上了法庭，但研究院的管理方坦坦荡荡地雇用了他们。研究院的干事是我的一位同事，诗人特奥多尔·布伊尼茨基；斯坦尼斯瓦夫·巴琴斯基（未来的诗人克日什托夫·巴琴斯基的父亲）常常从华沙过来做讲座，他有很强的左翼倾向，心态也颇为典型：他是毕苏斯基的支持者、退伍军人、西里西亚起义的参与者；波兰知识阶层的一员，以其激进思想之名为独立波兰而战。普拉纳斯·安切维丘斯和巴琴斯基似乎十分投契，正是巴琴斯基说服了普拉纳斯搬去华沙，远离本地政府的威胁，还帮他找了份工作（我不记得是在哪家研究所或是图书馆了）。那件事发生在战争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