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津涛
自汪精卫投敌后，有一种论调颇为流行，认为汪的投敌，是与蒋介石协商的结果，是一种“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这种论点是怎么产生的？又是否确切呢？
此说是汪精卫所捏造
为汪精卫辩护的声音常称：
蒋、汪二人在对日问题上早有默契，一在后方主持抵抗，一在沦陷区与日人议和，如此可使中国在同盟国、轴心国两面押宝，无论战局如何，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此即“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论。
最早宣扬此说者，是汪精卫本人。
据褚民谊披露，汪曾告诉他，说自己出走前与蒋介石有过长谈，谈话中，蒋说：“抗战易，和平难”，汪答：“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故而，褚民谊相信汪精卫发起的“和平运动”，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
此说很具迷惑性。曾任汪伪政权“考试院院长”的江亢虎也说：
“我以为汪系蒋主席暗命出而另想和平救国办法，且据汪称日本无条件于二年内退兵，归还中国领土，尊重我国主权，故与汪合作。”
在汪伪政权历任要职的梅思平，似也听过这种传闻，一度
“以为汪先生此行必系受中央之委托”。
后来在香港见到周佛海等人，梅思平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
“汪先生此行事前并未与中央接洽，欲以个人之地位，发表通电大体赞成近卫宣言，一面促成中央之注意，一面引起国内舆论，使国民对和战问题有正确之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褚民谊、梅思平等人强调自己曾受“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蒙蔽，实怀有借此消减
汉奸罪责的用意。
但汪精卫曾传播“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比如，在组建伪政府之前，汪曾在“干部同志会议”上讲话，如此解释自己散布“双簧论”的用意：
“我此次出来，
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
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乃为重庆作掩护，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
此番言论里，汪一方面否定自己与重庆有“双簧”之约，字里行间却又强调自己愿意行“双簧”之实。
这种巧妙说辞，使“双簧论”当年在沦陷区流传颇广。
1942年夏天，17岁的山东学生王鼎钧，欲自沦陷区投奔大后方，去找伪政府警察局的巡官开“探亲证明”。王鼎钧发现，这些巡官也受到了“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的影响：
“探亲证明的大标题是‘良民通行证’，铅印，重磅纸，纸面发亮，拿在手里哗哗响，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谈汪精卫，汪在1939年投靠日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汪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是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先进，他怎么会当汉奸？有人猜测，汪在抗战局势最恶劣的时候有此一举，是国家设定的计谋，汪蒋两人间有默契，他这个汉奸是假的。这猜测在沦陷区流行，使下水当汉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说辞。
那巡官说：‘我认为汪先生不是汉奸，我才跟着汪先生走。你到重庆去打听打听，来封信告诉我，他到底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
我没能替他办到，他太高估了我。”
一个沦陷区小县城里的巡官，是否选择去伪警察局任职，与汪精卫是否在和重庆唱双簧，未必真有多少关系。或许真如王鼎钧所言：
“也许，他并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个到大后方参加抗战的人表明心迹，尽管我还是个孩子。”
巡官之所以相信“双簧论”，是因为巡官愿意相信“双簧论”。
“双簧论”的存在，为许多沦陷区的“公职人员”缓解了内心的道德压力。
图：汪精卫参加日、伪军联合演习
不存在什么“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有论者谓，汪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抛下名誉、地位，前往沦陷区建立政权，救民于水火，与日军周旋。
这种观点，起源于汪精卫及其同僚当年的各种自白。
比如，汪曾在前往南京前夕的“内部干部会议”中，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等既非……扰乱战线，割裂军政，又不谋于抗战区内占据尺寸之地盘，以自树势力。我等所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未可知。”
褚民谊在抗战胜利后，也曾留下这样一段自我辩护：
“以沦陷区域之广大，安能责全体民众一概西迁？此为不可能之事。在沦陷区中，见日人对民众之肆行侵虐，不但悲愤，抑且不忍。和运以救民为口实，本人以为最少限度，亦必做到委曲求全、加以保障。”
这些讲话，其实
只是一种枉顾史实的自我粉饰。
因为汪精卫原本的计划，并不是要去沦陷区成立伪政权。
他念兹在兹的，乃是在大后方建立新政府与重庆分庭抗礼。
在“重光堂会谈”中，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拟定的计划是：
汪氏从重庆出走，发表“和平”声明后，“云南军队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队起来响应”；“云南的军队以及四川军队将领作为同志已有了可靠的盟约，只是因为有中央直系的三个师在四川，所以决定先从龙云起义”；“并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有不少也是谅解这一行动的，因为受到中央军的监视，尽可能使他们的起义从缓行动。”
得到云南、四川、广东响应后，汪精卫“将其同志集中于其手下，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然后“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使广西和广东两省成为新政府的地盘”。
以上史实显示，汪的本意，乃是依靠自己“革命元勋”的威望，号召西南将领脱离蒋介石，然后在日本的支持下，于云南、四川、广东非沦陷区，建立与重庆国民政府相对抗的新政权。
可惜的是，事情没有朝着汪精卫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汪的“大后方新政权”计划中，云南省主席龙云是关键中的关键。按预定步骤，龙云将率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云南将成为新政府的第一基地，龙云及其军事力量，将成为新政府的主要支柱。
1938年夏秋之际，陈璧君曾多次前往昆明面晤龙云，鼓动反蒋。龙云对反蒋一事未曾正面响应，但同时也表示：“汪先生如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
汪的亲信陈春圃则说：他在与龙云联络时，汪氏不许他多说，须待汪到达昆明后，再亲自“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龙云”。
汪、龙会谈之后，汪曾对其亲信转述龙云之语：“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
汪所转述的这段龙云之语，真假难辨。但二人的谈话并不愉快，是可以想见的——汪本计划在昆明停留两天，会谈后却催促亲信次日即走，“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显然龙云并没有给汪吃定心丸。
于河内发表“艳电”（发表于1938年12月29日，因29日在电报中的代码为“艳”，故称“艳电”。这是汪精卫公开降日的标志）时，汪尚期待云南响应。但此时的龙云，已旗帜鲜明地选择了支持重庆政府。
余者如桂系李宗仁、粤系张发奎等被汪精卫寄予厚望者，也无一人响应。
汪的“大后方新政权”计划，遂就此泡汤。与蒋“唱对台戏”失败，只好另觅出路，去沦陷区打出“救民于水火”的旗号，开始宣扬自己是在与蒋介石“唱双簧”。
附带一提，褚民谊等人还曾有过一段比较离奇的自我辩护：
“贝当是维护法国人民的，他的苦衷情形与汪先生是一样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如果英美登陆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动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
贝当的维希政府，建立在未被德国人占领的自由区。如果汪精卫的“大后方新政权”计划成功，然后与日本停战议和，倒是可以类比于维希政府。可惜的是，后来的南京伪政权，完全卵翼于日军铁蹄之下，实属傀儡，实无资格与维希政权相比。
图：1942年，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与东条英机(左二)会面
汪精卫投日的真实逻辑
如前所述
，“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只是汪伪一干人等的自辩之词，并不符合史实——汪精卫的理想计划，是在大后方另立新政权，架空乃至取代蒋介石主导的重庆国民政府，从来就不存在什么
“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最终选择赴南京投日，据笔者理解，有三点原因至为重要：
（一）认为“抗战必然亡国”，故而一力主和
“七七事变”后，汪发表《最后关头》演说，认为在日寇步步侵略下，中国同胞惟有“一齐牺牲”。汪说：
“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
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
”
悲壮之中，有浓厚的悲观情绪。
汪之所以认为“抗战必败”，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1）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2）认为欧美各国会坐视日本侵华而不顾。
据杨天石统计，
截至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
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汪精卫对抗战前途的悲观，终于到了极点。
需要注意的是，“抗战必败”这种认知，在当时并非汪精卫独有。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应钦等，学界中人如陈寅恪、胡适等，均有相似的认知。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大公报》主持者张季鸾，在南京失陷前后，也都曾向蒋介石“进言和平”。
（二）以国民党领袖自居，与蒋争权之心旺盛
汪精卫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素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
蒋介石后来居上，成为抗战领袖，汪在内心是不满的。全面抗战之前，汪汪不满于在党内充当副职、虚职地位，曾数次参与反蒋，但均未成功。1938年4月，在国民党临时大会上，蒋介石当选总裁，汪精卫当选为副总裁。据参加会议的少将参议龚德柏观察，汪当时的脸色十分难看。
不少汪的亲信认为，在与蒋介石的权争中失意，是汪选择投敌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曾任汪伪政权财政官员的杨惺华回忆：
“汪在重庆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但无实际权力，早怀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罢了。”
再如，改组派重要人物甘乃光，在汪精卫离开重庆后对人说：
“汪先生的出走，恐不止因为共产党问题意见冲突。一年来，汪先生在政府里没有什么权力，在党里也一样。他虽身居副总裁地位，只是虚名，许多重要举措，从来不曾与闻，这一点大概最使他难堪。”
再如，高宗武也认为：
“汪对于副主席一职非常不快，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更有资格当党主席。这件事也最终影响了他的动向。”
（三）汪精卫对日本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1938年11月达成的“重光堂密约”，是日、汪合作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
（1）承认满洲国。
（2）随着治安的恢复，日军在两年以内撤退。
（3）为了防共，日军驻扎内蒙，以日华防共协定有效期间为驻扎期限。
（4）外国租界、治外法权归还中国。
（5）互相不赔偿军费。
这个密约中，对汪最具诱惑力的，无疑是撤军一项。
日本陆军部的军人们看到这个条款时，曾极力反对：
“假使战胜国让战败国来约定撤兵时间等等，这种不名誉的表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是对不起在前线辛苦作战的官兵的。”
受到军方的压力，1938年12月22日的近卫第三次声明中，没有加入关于撤军的内容。
但汪精卫似乎并不想放弃“撤军”一项。12月29日，汪发表“艳电”回应，仍充满期望地提到：
“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