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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在城市内外的成长:城乡间流动对子女教育的被动影响

Political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1-03-01 19:00

正文

在城市内外的成长:城乡间流动对子女教育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影响

摘要:

大量研究表明,在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在接受城市公立小学教育方面面临着许多障碍,往往最终进入质量较差的私立学校。然而,人们对孩子初中毕业后会发生什么知之甚少。因此,本文通过对2008-2009年和2015-2016年在深圳受教育的农民工子女的两轮访谈,详细考察了他们接受教育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经历。通过分析四条不同的教育路径—— 城市公立职业学校、城市私立农民工子弟高中、公立高中和重返农村高中 进一步教育,无论教育途径,能力,财政投入如何或较早的职业理想, 流动人口子女 被引导到低技能的城市服务工作。这与父母希望孩子通过投资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形成鲜明对比。本文分析了导致结果均一性下降的多种原因,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政策在使移民处于不利地位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作者:

Charlotte Goodburn,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

原文 标题:

Growing Up In (and Out of) Shenzhen: The Longer-Term Impa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Education and Labour Market Entry


文献来源

Goodburn, C. (2020). Growing up in (and out of) Shenzhen: the longer-term impa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education and labour market entry. CHINA JOURNAL , 83(1), 129-147. https://doi.org/10.1086/705540

研究背景


由于难以对流动人口进行纵向研究,现有对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缺乏长期观察,这导致了关于12-15岁后流动人口的教育经历和教育结果的信息的缺乏。然而这一时期恰恰影响了年轻人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过程。在大多数大城市,政府坚持认为中考和高考需要在学生的户籍地进行,因而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责任被转移到了乡县政府的肩上。对于在城市长大和接受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来说,他们的老家则可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有着与他们在城市经历过的不同的方言、生活方式和教育体系。因此,他们的父母寻求在城市继续子女教育的其他途径。这些家长寻求教育的策略有多成功?这些策略对于流动人口的子女和更广泛的城市社会有什么结果?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就人力资本理论在中国毕业生就业有限的现状和流动人口教育的结构性障碍背景下的失败之处展开更普遍的讨论。本研究的重点是深圳流动青少年的初中后的教育选择。研究材料基于2008-2009年对农民工父母和小学学龄儿童进行的初步实地调查,以及2015-2016年对一些14-21岁的相同儿童的后续采访。本研究确定了四种不同的继续教育途径: 城市公立职业学校、城市私立农民工子弟高中、公立高中和重返农村高中,并探讨了农民工子女在这四种途径中的经历 。通过研究儿童从小学到高中甚至更长的教育历史,研究发现这些教育路线实际上通向同一个终点:城市服务部门的低技能工作。本文审视了现有政策在这一系列过程中的作用,并强调了当前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教育中面临的限制对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负面影响。


农民工子女教育与“人力资本”理背景


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是由Gary Becker 和Theodore Schultz 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个人通过对教育的投资来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从而使他们的就业机会最大化,并扩大规模,导致广泛的经济发展。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学生在基础水平之外继续接受教育的动机源于改善其劳动力市场前景、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愿望。根据斯Donald Gillies等人的批评,人力资本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教育投资的责任转移到了个人身上。学生成为教育消费者,他们根据期望的回报做出教育选择。父母认为教育是个人和国家未来的关键,因此父母通常对学校教育寄予厚望,为孩子设置了较高的教育目标。
的确,随着劳动力市场取代了国家对工作的分配,中国的教育对于塑造个人的职业和收入越来越重要。 但是,边缘化人群接受高质量教育的结构性障碍意味着仍有一部分公民无法获得能够带来良好工作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教育。自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逐渐放宽了对农民工子女接受异地教育的限制,鼓励城市促进农民工子女进入州立中小学学习,而地方政府则缺乏激励措施和财政资源来容纳这些农民工子女,因此,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子女仍继续被排除在公立教育之外。此外,初中阶段后,相关部门往往引导农民工子女回到原籍地接受教育。

但是,“回到原籍地接受教育”并不总是一段快乐的经历。Anita Koo等人和Minmin Ling对此进行的详细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和城市教育体系之间的鸿沟、学生将父母留在城市以及需要适应其“老家”的学校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因素使农民工子女的返乡学习的过程也困难重重。同样,笔者发现,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农民工子女获得的社会文化资本并不总是能很好地在农村环境中适用。但是,留在城市中,无论是上公立学校还是质量低下的民办学校,都会给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带来麻烦。

殊途同归:四条路径和同一个目的地

作者在2008-09年对92名农民工家长和66名学生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并在2015-16年对其中的12名学生和新接触的10名学生进行了访谈。案例研究表明,无论采用四种教育途径中的哪一种,农民工子女通常会在17至21岁之间进入低技术的城市服务部门。无论他们早期的职业志向、学习能力或父母对教育的财政投资有多大差别,都不会对这一结果产生太大影响。实际上,一些在6至12岁时表现优异的农民工子女,最终在追求高中学历的重重困难下提前退学。

进入职业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境况也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尽管很少有人退学,但学习的课程和实习与他们的职业目标基本上无关,并且他们取得的职业资格通常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没有明显的优势。工业升级时期,尽管职业学校毕业时的就业率达到98%及以上,但拥有职业文凭的人所能获得的职位类型通常与其接受的教育或自身志向都不匹配。近十年来,中国大型城市中心区的去工业化进程和许多国有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减少,意味着职业资格不再能保证毕业生从事稳定的工业工作,也不再是对高附加值生产职位的技能培训。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本来会雇用半熟练工人的工厂现在已经搬到农村和城市周边地区,城市职业中专毕业生更可能在迅速发展的城市服务经济中找到工作。这些工作通常是低薪高周转的职位、没有机会接受培训或晋升,并且工作安全性较低。
在分散的教育资金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往往缺乏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优质教育的资源或激励。此外,地方政府还面临当地户籍持有人的担忧,他们试图保护他们享有的优质学校和高考的权利。在中国农村,资源不足的地方政府也没有太多动机为返乡接受教育的农民工子女提供支持。这不仅导致农民工子女陷入城乡政策之间的缝隙,也意味着,城市和乡村都无法从这一群体的潜在技能中受益,浪费了农民工父母对其子女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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