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世界的能源转型表明，在能源未来发展方向方面，政治和社会因素超过了经济和技术因素——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发展权力只掌握在少数政治决策者手中。1、发展不确定性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正在考虑延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仅存的一座核电站——PG&E的代阿布罗峡谷核电站（2250 MW）的运行寿命（来源：ANS）
几年来，美国代阿布罗峡谷（Diablo Canyon）核电站的两座反应堆发展命运起起伏伏，2016年，PG&E与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达成协议，在目前的运营许可证到期之前，于今年或明年关闭该工厂。对于PG&E来说，决定关闭核电站，是因为该工厂将被新的可再生能源挤出择优顺序；其他人则认为，这是核能抗议的胜利，因为公众一直担心该工厂靠近地震断层，有可能发生泄漏。代阿布罗峡谷核电站延期运行中发生的故事，只是一些国家——如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单个核电站乃至整个核能计划命运存在不确定性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各个国家和核电运营商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发展的不确定性不仅使新核电站或核电项目难以投入运行，还增加了各方的成本。他们认为，不确定性的结果，不是由经济方面决定的，而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政治情绪和政府治理结构，这些因素确保了公开的政治辩论，从而产生最终的长期决策结果——无论对行业是好还是坏。2、从德国和英国对比看欧洲核能政策
分析发现，虽然经济状况——例如各自核工业的实力和竞争技术的资源潜力——表明英国比德国更有可能逐步淘汰核能，但这与实际情况相反。
2020年，菲尔·约翰斯顿（Phil Johnstone）和安迪·斯特林（Andy Stirling）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比较德国和英国的核能发展轨迹：从政治到民主的社会技术转型和不连续性》，发表于《能源研究与社会科学》，该报告调查了德国和英国“截然不同”的核能政策。德国承诺到2022年逐步淘汰核能，而英国则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核能建设计划。论文中调查了这两个国家为什么有如此不同的核能战略，作者发现，考虑到“内部”方面——工业基础、需求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等——往往会预测英国更有可能逐步淘汰核能；只有他们所谓的“外部”方面——政治和建立共识——反映了实际的最终结果。2011年，德国确认了向无核电的分散低碳能源系统进行复杂转变的计划。他们发现，“内部”问题（经济状况、各自核工业的实力和竞争技术的资源潜力）表明，英国比德国更有可能逐步淘汰核能，但“这与实际情况相反”。德国有17个大型反应堆，核电供应了国内四分之一的电力，尽管英国也有17个反应堆，但这些核电站只提供了18%的电力（以及一个较小的国家系统）。除了产量较低外，英国核工业的陆上供应链较小，政府投资较少，无法建立出口产业（除了两个早期的机组）。与此同时，英国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尤其是风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大量投资了风能供应链。
作者得出结论，事实上，正是政治文化、非能源政策相关利益和“民主”的一般品质等“外部”问题，使德国更有可能决定逐步淘汰核能。作者将德国描述为“一个‘协调经济’的典范，国家对政策的干预相对较强”，国家金融机构和工业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规划（这可能再次有利于保留核工业）。相比之下，英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和协调普遍较少，很早就将其能源工业私有化。作者确实认为，德国位于欧洲中心，与其他国家联系较为方便和紧密，这可能会进一步促使其决定淘汰核能。英国对其国内的能源供应安全感到担忧（尽管英国对外的能源互联互通正在增加）。最初，德国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压倒性公众支持逐步淘汰。作者表示，长期以来，德国的公众舆论整体情况显示 “几乎没有让人认为德国明显比英国更反核的依据”。但是，“尽管两国的公众态度……没有太大不同，但目前的德国已经形成了比英国更大、更活跃的基层反对核能运动。”德国形成了一个比英国更大、更活跃的基层核能反对运动（图源：网络）
作者表示，“德国表现出比英国更谨慎的政治风格”，通过“谈判”来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2002年德国出台的核能退出法，经过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大约四年的谈判。相比之下，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对抗性”的。英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与分散的德国政治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德国在地区层面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比例代表制使德国绿党更容易赢得议会席位，1998年与社会民主党（SDP）的联合政府在实施2002年《德国核能退出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德国的这种情况，不一定是全国对话的结果。作者指出，在另一个欧洲国家芬兰，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很高，包括在政府中的服务。但这些并没有影响芬兰作为欧洲少数几个仍在建设新核电站的国家。无论如何，讨论绿党这样在各个国家产生的不同影响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完全脱离有关“民主品质”的更广泛问题。作者考虑了国家中的特定事件，例如在德国地区选举中，如果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不重申之前达成的逐步淘汰核能的协议，她很容易失去选票。但这一决定是在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技术问题（其中包括各国的低碳道路）的趋势和压力的更广泛的长期背景下做出的。作者表示，关键点可能是一系列被广泛描述为“民主品质”的问题——一般政府治理机构、政治话语和代表性过程和实践。3、美国核电站的不同命运
菲茨帕特里克核电站获得了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延长许可证，该许可证允许其运营至2034年，尽管佛蒙特扬基核电站距离其200英里左右，两个核电站状况类似，但该核电站已退役（来源：Constellation and Orano）
另有两位作者比较了美国两座核电站的命运：佛蒙特扬基（Vermont Yankee）核电站和纽约州的菲茨帕特里克（James A. FitzPatrick）核电站，安吉莉卡·格雷克（Angelica Greco）和山本大作合著的《核电站关闭的地理政治经济学》，2019年发表在Geoforum上。但佛蒙特扬基核电站的业主Entergy执行了2013年宣布的关闭计划，该工厂于次年停止运营，当时该核电站可以满足该州35%的电力需求。不过，目前该电厂已获得美国核管理委员会20年许可证延期，但还需要佛蒙特州的批准才能在2012年以后运营。该公司一直努力争取必要的良好声誉证明，但最终与州政府达成协议，核电站只允许运营到2014年。该公司将此归咎于经济因素，特别是竞争对手的天然气发电厂提供的电力成本较低，这与德国论文中讨论的“内部”技术因素相对应。菲茨帕特里克核电站获得了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运营延长许可证，该许可证允许其运营至2034年。经过几次所有权变更，Exelon从Entergy手中收购了该工厂，后者宣布2016年后将不再运营该工厂。该论文的作者指出，影响核电站关闭决策中的因素，包括需求的结构性转变、经济衰退、进口渗透、技术变革、市场份额损失、收购或合并以及选址困难等因素。他们考虑了地理政治经济，并考虑了关键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利用全球和地方事件，如福岛核事故、气候变化、企业问责制和区域经济状况。他们着眼于社会空间的“关闭时刻”过程，而不是列举潜在因素，以及业主如何使用这些“关闭时刻“。
现在，菲茨帕特里克核电站处于星座能源公司（Constellation Energy）的管理之下，该公司已将其运营理念置于气候影响的背景之下，并认为，在帮助消费者“渡过”气候事件和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该电站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最近的一份新闻稿中，星座能源公司表示：“随着该国再次经历气候变化带来的持续热浪和极端天气的残酷夏天，星座能源公司的无碳清洁能源中心几乎满负荷运行。该公司在美国中西部、中大西洋地区和东北部的12个地点的21个核反应堆，在6月、7月和8月以98.1%的容量系数运行，为近1500万家庭和企业提供全天候的照明和空调供电。”星座能源公司补充说：“星座能源的清洁能源中心，仍然是美国不可或缺的能源资产，一直为美国家庭和企业提供可靠和负担得起的无碳能源”。4、代阿布罗峡谷核电站
2023年，萨拉·纳尔逊（Sara Nelson）和拉玛纳（M.V. Ramana）在《管理衰退：代阿布罗峡谷核电站的贬值和公正转型》一书中研究了代阿布罗峡谷核电站不断变化的命运，发表在《环境与规划》杂志上。作者列出了促使PG&E进行谈判转型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安装冷却塔的成本、将代阿布罗峡谷核电站的基载电力整合到可再生能源主导的电网中的困难，以及由于社区选择聚合器（CCA）的激增而导致的纳税人基础下降。他们说，“这些因素既影响了核电站的经济压力，也影响了需要谈判解决的电力动态”。2016年签署的一项协议，计划该工厂在2025年退役，纳尔逊和拉玛纳表示，其开发“被广泛认为是连接劳动力、社区和环境问题的‘公正转型’模式”。它涉及对受影响的工人和社区的补偿，以及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取代核电站产能的承诺。然而，2022年8月31日，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投票决定，将代阿布罗峡谷核电站保持在线至2030年，此外，还向运营商PG&E提供14亿美元的贷款，以支付许可费用。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3月，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允许代阿布罗峡谷核电站在当前许可证到期日和许可证续期申请期间继续运营。纳尔逊和拉玛纳主要关注2016年的联合提案，即退役代阿布罗峡谷核电站，作为解决昂贵资产贬值问题的新方案。他们说：“随着能源资产贬值，在许多地区开始能源转型越来越变得普遍，各利益相关者追求的只是转型战略，这种贬值谈判可能会为资产所有者提供一种新的战略，通过贬值过程来管理声誉和物质风险。”但他们也认为，这一过程的潜在逆转“表明了货币贬值和相关转型谈判的政治偶然性”。2021年，代阿布罗峡谷核电站的前途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包括两名前能源部长在内的几位高级核能官员，公开支持在2025年后也要保持核电站的运行。2022年，两位反对者——州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和参议员黛安·范斯坦（Diane Feinstein）——也改变了立场，公开支持继续核电站的运行。
美国拜登政府提出的高达60亿美元的补贴，也促使加州立法者放弃了关闭核电站的提案。作者表示，“该工厂的经济可行性，在各种环境和能源议程之间的持续斗争中不断发生变化。这些不断变化的政治力量和经济激励措施，也同时改变了PG&E的决策……这表明了货币贬值和相关谈判转型的政治偶然性”。该工厂的一些技术挑战——例如，核能在该州整体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是由其政治背景决定的。该州日益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要求导致PG&E得出结论，未来大型基载发电厂将是一种负债而非资产。这就是为什么PG&E决定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劳工和环保组织与民主党州领导层的紧密联系，让公用事业公司感到，有义务采取谈判方式获得总体背景，在加利福尼亚州受监管的市场下，可以从纳税人那里收回交易成本。作者认为，正是政治动态的变化，让PG&E可以选择转向使用公共资金来支持持续运营。最终，代阿布罗峡谷核电站的未来——以及同样庞大、有争议的能源资产的未来——将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脱碳需求、基层压力和现有行业的行动。涉及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设施的不确定性最大，以上讨论的核电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可能面临这种不确定性的大型能源资产包括管道或液化天然气终端。作者表示，持续的基层压力和强大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可以帮助资产所有者的业务经营，为受转型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带来发展动力。他们说：“随着资产所有者寻求公正的转型策略，在不改变基本权力关系的情况下，积极管理不断下降的资产，他们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可能会限制公正评价的范围，并产生不稳定的联盟，可能会破坏对谈判过程的信任”。对于作者来说，“这给要求公正转型的基层行动者提出了战略问题”。在关于其资产未来发展的公开对话中，有多大的影响力足以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而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推向了一个特定的结果？业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谈论经济和技术因素，以及他们应该在多少程度上试图利用可能推翻这些论点的“时刻”？他们可以从其他国家政策中学到什么，他们是否必须说服众多当地利益相关者，还是只说服一个关键的政治决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