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哈耶克在1974年12月11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说。摘录自《哈耶克文选》（冯克利 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93-608页。全文约8200字。为便于揭示哈耶克的主旨，编者把结语部分以导语的形式摘录于文前，感兴趣的可以阅读下方的全文。
导语：
【哈耶克：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就必须明白，在这件事上，就像以“本质复杂的有机体”为主的任何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事务进程的充分知识。因此，他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产品，而是必须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通过提供适宜的环境，养护花草生长的过程。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类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的能力正在无止境地增长，“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诱使人们不但试图主宰我们的自然环境，甚至想主宰我们的人类环境，这就是危险所在。社会研究者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便应懂得谦卑为怀的道理，不至于再去充当那些极力想控制社会的狂妄之徒的帮凶；这种做法，不但会使他成为自己同胞的暴君，并且可以使他成为一种文明——它不是出自哪个头脑的设计，而是通过千千万万个人的自由努力成长起来的——的毁灭者。】
……………………
这篇演讲的特殊场合，再加上经济学家们今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使我几乎无可避免地选择了这个题目。
一方面
，不久前（编者注：1969年），刚刚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一个过程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这个过程，在一般民众的看法中，经济学己经赢得了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威望。
另一方面
，目前人们正在呼吁经济学家出来谈一下，如何才能使自由世界摆脱
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
这种严重的威胁？然而，必须承认，正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曾经推荐甚至极力促使政府采取的政策，造成了这种局面。
此时此刻，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沾沾自喜：我们的学问已经引起了一大堆麻烦。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在指导政策方面，没有做得更为成功，
这同他们总想“尽可能严格地效仿成就辉煌的物理学（
physical sciences
）这种嗜好大有关系——
在我们这个领域，这样的企图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误。
关于这种往往被人称为“科学”的方法，我在大约30年以前就曾说过，“就科学一词的真正含义而言”，这种态度“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因为它将一个领域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不加批判地、死板地运用于其他不同的领域。”
今天，我首先想解释一下：这种“唯科学主义”的谬误，如何直接导致了最近的经济政策中一些最严重的错误。
我曾与之论战的理论，是一种有关“正确的科学方法”的错误观念的产物。但是，在过去30年里，它一直指导着货币和财政政策。它固执地认为：在
总就业
与
商品及服务的总需求规模
之间，有着简单的
正相关
关系。这使得人们以为，只要把货币支出总量维持在适当水平上，我们就能够永远保证充分就业。在为了
解决广泛失业
而提出的各种理论中，这或许是可以用
强有力的量化数据
加以支持的惟一理论。但是我认为，它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照这样的理论采取行动是十分有害的。
这使我提出了一个
关键性问题
：与自然科学的情况不同，在经济学中，以及在“研究现象十分复杂”的其他学科中，我们能够取得数据进行研究的领域，必定是十分有限的，更何况，那未必是一些重要的领域。在自然科学中，一般认为而且也很有理由认为，对受观察的事物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任何因素，其本身也是可以直接进行观察和计算的。但是，
市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个人的行为，对“决定着一个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况，几乎永远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了解或计算。
其原因，下面我还会作些解释。
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对他认为重要的事项，能够根据“不证自明的原则”进行计算，而在社会科学中，碰巧有个事项能够进行计算，往往就被认为是重要的事项。
它有时会达到这种地步：要求我们的理论必须只用
可以进行数量计算的语言
加以表述。
很难否认，这种要求，对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的可能原因，作了
十分武断
的规定：人们常常十分幼稚地认为，这样的观点是科学工作所必需的，但它却引起了一些荒谬的后果。
我们当然知道，在谈论市场和类似的社会结构时，有许许多多的事实是我们无法计算的，对于它们，我们仅仅具有很不精确的一般知识。
由于这些事实在任何具体场合中的作用无法用量化证据加以证实，于是，那些发誓只接受他们所谓的“科学证据”的人，便对这些事实不屑一顾，他们因此也生出一种十分惬意的
幻觉
：他们能够进行计算的因素，才是惟一相关的因素。
例如，
总需求
与
总就业
之间可能仅仅有着大约的相关性，但由于这是我们能够得到
量化证据
的惟一关系，它便成了进行计算的惟一的因果关系。以此为标准，有可能存在着助长错误理论的更“科学”的证据，因为它比
正确的解释
更“科学”而被接受，至于正确的解释，却因为不具备
足够的量化数据
而被否定了。
为了对这种情况作一说明，让我简略谈谈我认为的“造成
广泛失业
”的主要的实际原因一一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如今时髦理论所推荐的“通贷膨胀”政策，从长远看，无法治愈这种失业现象。
在我看来，正确的解释就是：
在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分布，与这些产出的生产中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配置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对于使经济系统的不同部门之间供需达到一致的那些力量，以及出现这种一致的各种条件和有可能妨碍这种调整的各种因素，我们具有相当不错的“质的”知识。在对这一过程的说明中，分立的步骤有赖于日常经验中的各种事实。凡是不怕麻烦从事这种论证的人，对于这些有关事实的假定或由此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的正确性，几乎没有谁会表示怀疑。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失业表明
相对价格
和
工资结构
受到了扭曲（通常是因为垄断或政府的价格锁定），为了在所有部门恢复劳动力的供求平衡，有必要改变相对价格和转移一部分劳动力。
但是，当问到我们有关价格和工资的具体结构——为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顺利地不断售出”所必需的结构——的量化证据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掌握这方面的信息。换言之，对于我们不大准确地称为“均衡的状态”赖以自动形成的一般条件，我们是了解的；但我们绝对不会知道，假如市场达到了这种均衡，具体的价格和工资会是怎样一种状况。我们只能说，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期待由市场确定的价格和工资会使供需达到一致。但我们绝对无法提供统计学的资料，用以揭示现行的价格和工资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可以使目前的劳动力供应被不断售出”的水平。可见，对失业原因的这种解释，从它可以被证伪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经验理论——例如，如果货币供应持续不断，普遍增加工资就不会导致失业；但它肯定不是能够使我们得出“有关工资率或劳动力分布的具体的量化预测”的理论。
不过，在经济学这个领域，我们为什么必须为对某些事实的无知作出解释呢？须知，在自然科学中，人们肯定会期待科学家提供有关这种事实的准确知识。对自然科学的范例有所体验的人，会对这种立场十分不满，会坚持他们在自然科学中看到的证实原则，这也许不足为奇，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我已简单说过的一个事实：
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差不多，但和大多数自然科学不同，它必须处理的是本质复杂的结构。
也就是说，它所处理的结构，只能用包含着较多变量的模式加以说明。以竞争过程为例，只有当它在相当多的行动的个人之间进行时，才会产生一定的结果。
有些领域，特别是在出现的问题相互类似的自然科学领域，克服困难不必利用有关个别因素的特殊知识，而是可以求诸与这些因素有关的各种特征之出现频率或概率方面的相关数据。但是，只有当我们处理的对象是瓦伦·韦弗博士（前洛克菲勒基金会成员）所说的“复杂的无机现象"，而不是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必须应付的“
复杂的有机现象
”时，以上做法才是正确的。对于这两种现象的差别，理应有更全面的理解。这里所谓“复杂的有机现象”，是指结构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其中个别的特性以及它们出现的相对频率，并且取决于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解释这种结构的运行时，不能用统计数字取代有关各个因素的知识；如果我们打算用我们的理论对个别事件作出预测，就要对每个因素都有充分的了解。只要不具备这种有关个别因素的专门知识，我们就只能限于作出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
模式预测
”（pattern prediction），即，对自发形成的结构中某些一般特征的预测，其中不包括对构成整个结构的各个因素的具体描述。
我们的理论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中自发形成的决定着相对价格和工资体系的因素，就这一理论而言，以上所言尤其正确。
市场过程的每个参与者所拥有的特殊信息，都会对价格和工资的确定产生影响。这方面的全部事实，是科学的观察者或任何一个单独的头脑所无法全部掌握的。这当然就是市场秩序的优越性所在，也是“在不受政府权力压制的情况下，为什么它会逐渐取代其他秩序，并且在由此产生的资源配置中，可使更多有关具体事实的知识得到利用的原因，这些知识散布在无数的个人中间，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全部掌握的。
我们这些从事观察的科学家，由于无法知道这个过程的全部决定性因素，从而也无法知道在哪一种具体的价格和工资结构下，需求总是与供给相等，因此我们无法测知它对这种秩序的偏离程度，而且我们无法从统计学的角度，对我们的理论——对价格和工资的“均衡”系统的偏离，使某些产品和服务不可能按定价售出——加以检验。
再继续谈论我眼下关心的题目，即以上情况对目前所实行的就业政策的影响之前，请允许我更具体地勾画一下我们的
量化知识固有的局限性
，这是常常被人忽略的。我这样做是想避免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以为我对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一概加以反对。事实上，我认为，数学方法大有益处，它使我们可以利用代数方程式，去描述某个模型的一般性质，即使我们对决定其具体面貌的数据一无所知。没有这种代数方法，我们对市场中不同事件的相互依赖性，就很难窥其全貌。不过，这也导致了一种幻想，使我们认为可以用这种技术去搞定和预测各种量的数值，于是徒劳地想找出量的常数。尽管数理经济学的近代奠基人没有这种幻想，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不错，他们描述市场均衡的方程式系统就是这样设计的——假如我们能够把抽象公式中所有的空白填上，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知道这些等式中的所有变量，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全部在售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和数量。然而，正像这一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帕累托明确所言，它的意图并不是“达到对价格的量化计算”，因为如他所说，以为我们能够确定所有数据，是一种“荒唐的”念头。近代经济学的杰出先驱，16世纪的西班牙经院学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重要问题。他们强调，他们所说的pretium mathmaticum（数学价格），取决于如此多的具体条件，除上帝之外谁也无从知道。我经常希望我们的数理经济学家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我必须坦言，我怀疑，他们对可计算的量的追求，是否为我们从理论上理解经济现象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这与他们在描述具体情况中的价值是不同的。我也不打算接受“这个研究分支仍十分年轻”这种借口。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毕竟是牛顿爵士在皇家学会里更资深的同仁吧！
只有可计算的数据才是重要的——这种迷信在经济领域造成实际危害的事例可能为数不多，但目前的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却是十分严重的一例。它所造成的后果是，经济学家中有着
唯科学主义头脑
的大多数人，对很可能是造成广泛失业的
真正原因
漠不关心，因为它的作用无法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可计量数据之间的关系加以证实，他们几乎把全副注意力都用在
可以计算的表面现象
上，由此产生的政策，使事情变得更糟。
当然，必须随时准备承认，我认为的“
对失业现象作出了正确解释
”的理论，是一种内容有局限性的理论，因为对于既定环境中预计必然会出现的事件的性质，它只能让我们作出十分笼统的预测。但是，更为野心勃勃的理论建构，对政策的影响却并不更加走运。
我得承认，我更喜欢
虽不完美但正确
的知识，即便它留下许多无法确定和预测的事情，而不是那种
貌似精确但很可能错误
的知识。表面上遵守公认的科学标准，会给具有简明外表的错误理论带来虚名，但目前的局势说明，这种理论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就这里所讨论的事情而言，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为
救治失业
而提出的措施，即
增加需求总量
，造成了资源大量的错误配置。这使后来的大规模失业变得难以避免。向经济系统的某些部门不断投入增量货币，使它们创造出一时的需求（一旦货币数量的增加停止或放慢速度，这种需求也会消失），加上人们期待着价格将不断上涨，这两者会使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得到利用，但只有在货币数量以不变的速率增长，甚至是以一定比率加速增长时，才能把这种状况维持下去。这种政策所导致的，不是
用其他方式无法达到
的一定就业水平，而是一种
难以无限期维持
的
就业分布状况
；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还想让它继续下去，就只有靠一定的通货膨胀率了。但是，以这种速率发展下去，会使一切经济活动迅速解体。事实上，错误的理论观点已把我们引向一种危险的境地，使我们无法阻止结构性失业的一再出现；其原因不在于——像这种观点时常胡说的那样一一这种失业是为了挫败通货膨胀而特意造成的，而是因为它现在注定会发生，加速度的通胀一旦停止，过去的错误政策必定会导致这种令人深感遗憾但又无可避免的后果。
我提到这些眼前很重要的实际问题，主要是想说明：
一些有可能与科学哲学的抽象问题有关的错误，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不过，现在我打算先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同我刚才讨论的问题一样，对徒具科学外表的主张不加批判地接受，由此在更广泛的领域造成的长期危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担忧。我主要是想通过对这一话题的说明指出，不但在我本人的领域，并且普遍地在与人有关的其他学科中，貌似科学的方法，其实是最不科学的。进一步说，在这些领域，我们所能期待科学达到的目标，是有着明确界限的。这意味着，把科学方法无法做到的事情委派给科学，或按照科学原则去进行人为的控制，有可能招致令人悲哀的后果。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进步当然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这使得任何有关科学有其局限性的提示，都会引起怀疑。
特别是那些坚持这种观点，希望把我们不断提高的预测和控制能力——普遍认为这是科学进步的产物——应用于社会过程的人，全都以为这种能力不久就可以使我们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
当然，同自然科学中各种发现引起的欣喜不同，我们通过社会研究而获得的见识，常常绐我们的抱负蒙上一层阴影。大概无需奇怪，我们这一行里较易于冲动的年轻人，不太愿意接受这一点，但是，
对科学有着无限力量的信仰，往往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信念之上，认为科学的方法就是采用一些现成的技术，或是模仿科学过程的形式而不是它的本质，似乎只要按图索骥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同为我们揭示问题所在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思考相比，科学方法更容易掌握。
公众现在的心情，是期待科学解决许多问题以满足人们的愿望，这就同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了矛盾，于是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虽然真正的科学家全都会承认，对于人类事务的领域他们的能力有限，但是，大众过多的期待，也总会使某些人不顾自己的能力所限，假装或真诚地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以迎合人们的要求。
对于以科学的名义提出来的主张，专家也常常很难区分其是否合理，在许多情况下，民众就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最近，一份以科学的名义就“增长的极限”发表的报告，传媒作了大量报道，而同样是这些传媒，对这份报告受到的致命批驳却默不作声。这不能不使人对科学的威信所发挥的作用感到担忧。但是，打着“
更科学地指导一切人类活动
”的招牌，
认为“用人类的自觉控制取代各种自发过程”是可取的，这种影响深远的主张，不惟见于经济学领域。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所说的这种科学主义的偏见，以及“科学的成就还会如何如何”这种华而不实的主张，对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的某些分支——更不用说所谓的历史哲学了——的影响更大。
如果我们想维护科学的声誉，不让因肤浅地把一切方法都比附于自然科学方法而产生的知识的虚妄得逞，我们就必须花大力气去揭露这种虚妄，
须知，在一些现有的大学院系里，这种态度已经蔚成风气了。对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这样的科学哲学家，我们应当表示无尽的感激，
因为他给了我们一种检验方式，使我们能够对可以作为科学而接受的东西和非科学的东西加以区分，
我相信，这一方法会使某些现已被承认为科学的学科原形毕露，同那些“本质上复杂的现象”有关的一些特殊问题——其中社会结构就是这种现象的重要一例——使我打算在结束之前更一般地重申
我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