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ruce Coville,美国知名作家，出版过超100本书籍

（一）

垄断信息就是制造危机！

本文作者 / 朱海就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曾赴哥本哈根商学院做访问学者。

市场与信息相互依赖。市场是指信息在参与者之间流动，一个自发地处理信息的过程。如信息被阻塞或垄断，那么市场就不能发挥作用，这时危机就会被人为地制造出来。所以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信息失败导致市场失败，市场失败导致危机。

让信息能够自由地生成和流动是非常关键的。在信息被垄断的情况下，信息的流动和筛选机制消失了。如奥地利学派大师哈耶克所言，信息是主观的，其真实性和重要性只有当事人最清楚，让当事人及时处理他发现的信息，才是最有效率的。

发现信息的人必须同时拥有处理信息的权力，这在市场中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是非市场的体系中，两者是分离的，发现信息的人没有处理信息的权力，他要把信息交给某个不直接接触到信息但却决定他利益的某个人处理。 这和计划经济体制中，不是由企业家，而是要由官员决定生产多少，生产什么是一回事。

市场是能够及时地处理信息的一套制度安排。信息的真实与否，重要与否，都不能由某个主体说了算，而是要交给竞争性的市场过程决定。这个竞争性的市场过程又是建立在一般性规则之上的。

我们知道人是无知的，人的行动遵循自发产生的规则（即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是最可靠的，因为这样的规则包含前人积累的智慧。相反，如个体要听从某个权威发布的命令或信息，则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个主体把自己放在理性狂妄的位置上，其实他并不知道很多。

人的最基本的产权当然是人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存在自发处理信息的规则意味着他的基本产权得到保护。如这样的规则缺失，则意味着产权没有得到保护。

这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说假话或不说话变成了一些人的“理性”选择，这时信息也不会产生，或产生的是扭曲的信息。这种情况下，或许所有人都会因为某个人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信息而受害。

对那些“决策部门”来说，没有准确的信息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们也需要准确的信息进行决策。当信息被延误或失真时，决策者自己也无法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当他们做出错误或迟滞的决策时，就意味着危机的发生。

当然，即便决策者得到准确的信息，也不意味着不会有危机。 因为，信息的处理必须交给市场，而不是交给某个主体集中处理。 那种“从上到下”的集中化的信息处理机制和信息的主观性、分散性特征是完全不符的，也就是说，这种处理信息的机制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

它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即决策部门是无所不知的，它所采取的政策有利于每个人。 实际上，信息分散在无数人的头脑中，而不能被某个主体集中地掌握。

真正的“公共利益”是一般性规则所带来的，这是因为一般性规则实现了分工合作，而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有赖于分工合作。当个体遵循一般性规则，利用他们自己的信息时，他不仅使自己受益，也使他人受益。

为什么 2003 年的危机之后，再次发生了类似的危机？其根本原因是 2003 年之后没有建立自发处理信息的一般性规则，还是“自上而下”的信息处理机制。没有这种一般性规则，个体不能利用自己的信息，这也意味着他人受害了。很多情况下，这种危害是看不见的，当然，这次是都看见了。

那么，为了稳定，是不是可以牺牲“自发产生的规则”？我们说，建立在自发产生的规则之上的稳定才是长治久安的，才是和人们的福利的增进相容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稳定是人为的，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许一不小心就会让一个已经有一定发展的社会回到解放前。

遗憾的是， 主流经济学理论受制于最大化思维，没有认识到市场本身就是生成和处理信息的过程，而是强调市场不能有效处理信息，也就是强调“市场失灵”。

比如在医疗领域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来提供。事实上，当把医疗视为公共品时，就是为政府垄断相关信息提供理论支持，就是为制造危机提供可能性。由于信息和上述自发产生的规则是相互依赖的同一过程，信息被垄断，也就意味着人为制定的规则取代自发产生的规则，即人治代替了法治。

价格是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某种商品的需求突然增加的情况下，它的价格会上涨，这是市场的正常反应。 价格的灵活波动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学并不是说“涨价或降价是好的”，而是说“不干预价格是好的”。干预价格，也就是破坏分工合作。

当然，如有的商家免费或低价提供某种急需的商品，为需要救助的人提供帮助，这种行为只要是自愿的，也是值得赞赏的，因为他们的行动也促进了社会维系。

危机过后，普通商品的生产和交易等经济活动将会得到较快恢复，需要关心的是信息的生成和筛选机制是否会生成。 如仅仅是恢复了“经济活动”，而没有让信息自由流动，自由竞争，那意味着没有从危机中汲取教训。

【延伸阅读】

（二）

悲情的奥地利经济学派

作者 daochun 2017

奥地利经济学派

国庆期间看《诡辩与真相》，了解到这本书和之前看的《一课经济学》、《自由的伦理》同属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作，作为经济学的门外汉，对这个学派有了些许好奇。

经济学派分类

如果搜索一下经济学派，会发现有一大堆，分类方式多样化而且每种学派又有新旧之分。但总的来说，如果 按照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划分可以分为三派，芝加哥学派，凯恩斯学派，奥地利学派 （以下部分内容中也简称奥派）。

这三个学派有什么区别呢？简单的讲就是凯恩斯学派旗帜鲜明的支持政府宏观调控，而奥派和芝加哥学派都认为干预政策是无效的。但区别是奥派完全反对干预，芝加哥学派支持有限干预，而且各自分析手段不太一致。

经济学派中的少数派

最悲催的就是这个奥地利经济学派，可以说是爹不疼娘不爱的。因为这个学派主张自由主义，既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又反对公众福利，还抨击马克思主义。因此该学派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属于少数派。

但是也正是这个少数派，成功预言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预测了2008年经济危机。他们认为 经济危机正是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恶果。又认为经济危机就像地震一样，小型危机能够释放掉部分能量，避免大的危机产生。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反思，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也逐渐重回视野。

奥地利经济学派名称的起源

19世纪，普鲁士统一了德语区成立了德意志帝国，但没把讲德语的奥地利搞定，于是视奥地利为一个分离的地区省份。

奥派的名称起源于当时德奥辩论，在辩论中奥地利人主张逻辑高于观察，而德国人则嘲笑他们为“奥地利学派”以突显他们远离了当时德国的主流思想，并且也是嘲笑他们的思想仅属于地区省份的层次。奥地利经济学派这顶帽子其实是反对派送的。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理论

奥派的核心理论可以总结为边际主义经济的主观论方式，并专注于与观察法完全相反的理论。他们完全专注于产品的机会成本上，反对平衡成本的不利或无用之处。

奥地利学派宣称 每个人在互相自愿的交换贸易下能达成更好的结果。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

对于价值该学派认为： 价值的成因是效用+稀少性； 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 这与我们大学课本里学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完全相悖的。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主张

一是经济政策：支持最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反对政府干预。

二是研究范式：主张从个体效用的视角运用抽象演绎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强调文字逻辑推理，反对凯恩斯的宏观总量分析、反对通过观察或使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奥派代表人物包括：

门格尔（著有《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

维塞尔（著有《自然价值》1889）

庞巴维克（著有《经济财货价值理论纲要》1886；二卷本的《资本与资本利息》，第一卷为《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为《资本实证论》（1889）；《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

米塞斯（著有《人的行为》、《货币与信用原理》、《社会主义》）

哈耶克（著有《通往奴役之路》1944等，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斯巴德（著有《美国大萧条》、《自由的伦理》等）

关于经济学界的争议

2016年曾看过林毅夫与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视频，当时只是作为一个新闻看的，结合到近期搜寻到的资料，发现在经济学界的争论完全不亚于娱乐圈。

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之间一直是争锋相对，孰是孰非令人眼花缭乱，而奥派长期以来则充满了悲情色彩。奥派第三代掌门人，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因为其理论不被认可，在美国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连在大学正常的教授席位都没有。

但无论争议如何，奥派在经济学界仍然有着一席之地，其理论部分的或者间接的应用于主流的经济流派。1974年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学界对该学派的认可，也许可以说没有奥派的参与，经济学的故事是不完整的。

后记

这篇文章主要根据书评和网站资料归纳整理，也结合了自己的一点点理解。学经济的朋友给了一点建议，限于精力仅做了少量修改。

【 深度阅读 】

（三）

汪丁丁：理解奥地利经济学派

2019-06-09

秋风约我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丛书》作序那天，回溯五年，我通过电子邮件认识了劳伦斯·哈耶克。

那年冬天，我和拉里（“劳伦斯”的简称）商量如何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哈耶克小组与北京大学的哈耶克小组之间建立直接的学术联系。

从那一年再回溯五年，我记得，大约在那个时候，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从中国学术的地平线下面逐渐显露出来，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注意。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只是通过间断多次的学习和写作，才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大致有所理解——我是说，从1993年以前我写过的那些单纯的介绍性文字，进入到比较复杂的、被称之为“理解”的文字。

1

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叙事，似乎可以这样开始： 1278年，鲁道夫·哈布斯堡在维也纳建立了哈布斯堡王朝，揭开了他的家族延续六百多年的辉煌历史的序幕。 1365年，维也纳大学创立。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哈布斯堡家族始终是欧洲最有势力的家族之一，它干预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和匈牙利等欧洲各国的政治事务。

1867年，财力枯竭的哈布斯堡家族同意匈牙利与奥地利平等自治，史称“奥匈帝国”。 1917年10月31日，匈牙利宣布独立，奥匈帝国瓦解。

在二百多年里，维也纳是欧洲政治的中心，至少，是政治阴谋的中心。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奥匈帝国，维也纳和维也纳大学的知识分于经历了世纪未有之变局，从欧洲政治的中心迅速向边缘跌落。事实上，法国人和德国人在1848年革命期间就已经超过了奥地利人，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被远远地抛在欧洲其他民族的后面。

据说，动荡社会激发思想。 或许因此，两次大战之间的维也纳，孕育了欧洲现代史上最丰富、最杰出的思想家群体，其中，以“维也纳小组”最为耀眼，那个小组的成员们——石里克、卡尔纳普、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受到核心人物马赫的影响，提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

今天被我们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群体，出现于比维也纳小组更早的年代，即十九世纪末叶。虽然，我马上就会说明，在这两个小群体之间，通过门格尔父子，形成了明显的思想联系。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71年以《经济学原理》奠定了他在奥地利学术界的地位。1902年，小门格尔（Karl Menger）出生的时候，老门格尔己经成名三十年了。老门格尔的方法论著作对“维也纳小组”的马赫产生了影响。因为，他写于1883年的《社会科学方法和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是马赫《感觉的分析》“附录7”的唯一引文。一篇发表于1998年的关于小门格尔的学术评论表明，小门格尔在二十岁以前就被他父亲引荐给了维也纳学术界“核心圈了”。

从米塞斯的著作我们看到，老门格尔毕生与之斗争的，是当时在奥地利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来自德国的“历史学派”，该学派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着对抗苏格兰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和新兴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欧洲大陆上的保守势力。

但是历史学派的立场，似乎更能感动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里的人，例如，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威廉·狄尔泰，在1883年发表的《人文科学导论》里勾勒出历史学派的基本思想（以下是我的译）：“历史学派认为，人类精神就活在她的历史中，所以，我们应当从历史角度来审视社会理论，应当从过去的生活中寻求当前生活规律的解释。——我们的情感、思想、意志，都只是我们生命的不同侧面，这生命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解释着我们的感觉、观念、表象。”换句话说，只有从我们的生命过程本身，我们才可能理解我们行为的各个方面——逻辑的、感情的和认知的，当然，生命过程本身，就是“历史”。

不论如何，老门格尔，虽然与休谟和斯密相隔一百多年，至少部分地是基于各自民族的利益，为打击闭关自守的社会势力而形成了天然的学术上的统一战线。类似地，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康德对法国革命和英国自由主义所持的赞成态度，在康德哲学与休谟哲学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因政治同情而发生的学术上的相似性。

那么，我们从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之间看出了什么样的根本差异呢？概括而言，发端于边沁（J. Bentham）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伦理学、法律学和政治学的基石，是“效用理论”，或者，用边沁自己的口号表达，就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今天，我们知道，边沁所说的“幸福”，是把全部未来幸福贴现到此刻的总的幸福，故而，效用理论取消了“时间”。这一特征被狄尔泰概括为“抽象主义”立场，该名称似乎更强烈地与“历史主义”立场相对立。

作为英国效用理论或抽象主义的对立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强调“时间”的核心作用。例如，德国经济学家更重视生产函数理论和平均成本念的实证研究，更重视研究收入分配与阶级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重视研究道德规范、自然资源和社会组织等长期因素对微观经挤行为的影响。

老门格尔和他的两位追随者——庞巴沃克与魏赛尔，他们都反对德国历史学派根据“各民族历史的特殊条件”而提出的对自由贸易理论的逻辑合理性的批评，我们知道，通过“埃及沃思方盒”的论证，凡是基于自愿原则上的自由贸易，逻辑地导致交易双方的伯累托改善。这一逻辑不随各民族历史的特殊条件而改变。

但是我们从奥地利学派后来的发展不难看出，生产过程和时间因素，尤其在新奥地利学派那里，逐渐获得了奠基性的地位。我们常说，论战的双方，如果势均力敌，那么在论战持续足够长时间后，双方的立场就会比它们各自与旁观者的立场更加接近。

2

现在我似乎可以讨论门格尔父子的贡献了，这要从主观价值论的源流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半个世纪，维也纳是主观价值论的大本营。 把维也纳的价值理论与古典价值理论区分开来的，是前者所鼓吹的“边际效用”——解释了价格形成过程的、不是商品对它的消费者的心理效用，而是这一心效用的变动率。

在边沁那里，由于“韦伯－费希纳”定律还没有被发现，效用是以“总量”形式表达的。但基于牛顿和莱布尼兹创立的微分学，根据斯蒂格勒的考证，边沁已经知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用”是以“边际效用”的消失为必要条件的。 事实上，边沁在1782年为修正自己的效用理论，试图定义“效用的强度”。 我们知道，正是关于“强度”的测量，导致了十九世纪中叶韦伯和费希纳的重大发现。

顺便提一句，这个费希纳，就是对马赫和詹姆士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莱比锡的“自然神论”科学家费希纳。由于韦伯和费希纳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成果，经济学家们逐渐习惯了用“边际效用”的看法来分析经济行为——经济学方法从它的古典时期进入了现代时期。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效用总量的边际递减规律，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均衡、一般均衡、以及最广义的“博弈均衡”概念，就都会被动摇。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充分的数学理由说服人们相信，在边际递减规律不成立时，均衡仍能存在。

根倨斯蒂格勒的考证，高森（H. Gossen)于1854年最早提出了基于边际效用的经济学理论，可惜，他把边际效用定义成为“时间”的函数——即效用的强度随消费同一商品的时间的延长而递减。除此以外，高森的边际分析，从数学公式观察，已经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十分相似了。

1870年代，杰文斯，老门格尔、瓦尔拉，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斯蒂格勒指出，天才的杰文斯，很可能因天才太过，始终没有学生，也就没有留下什么学派，另一位天才，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批评李嘉图古典价值理论不应当把生产要素简单地化约为“劳动”、“土地”、“资本”。因为这样的化约导致了市场分析的局部性，而物品的价值，只能通过市场的一般均衡得到决定。

只有老门格尔，最彻底地沉浸在边际效用理论的建构工作中，他甚至不关心例如“需求曲线”这样的重要问题，读者在这套丛书里马上就会读到，门格尔把一切物品，如科学实验一般精确地，按照它们对受试者的心理效用的“技术距离”，安排在不同的层次上。 在给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实验者首先应当判断： 特定物品是直接产生效用，还是间接地、必须与其他物品相结合才产生效用。 一切物品都由此而分为两类： （1）直接产生效用的，例如一片面包或一杯水； （2）间接产生效用的，例如腊肉和大米。 门格尔认为，第（1）类物品之间，具有相互替代的经济学关系，而第（2）类物品之间，则具有相互补充的经济学关系。 就我的阅读而言，这就是“互补性”的经济学研究的开端。

继续讨论，门格尔认为，给定受试者在单位时间内已经消费的各种物品的比例，只要受试者体验足够多次，就总能判断任一类物品的任何一个单位的消费或者不消费，对受试者已经享有的总效用的影象。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都有类似的体验，每天吃三顿饭的人，如果突然减少了一顿，其相对的痛苦程度——即总效用下降的幅度对总效用的百分比，只要体验足够多次，就总可以被估计出来。例如，我自己的实验表明，如果不改变三餐的顺序，那么，一顿午餐所产生的效用相当于全天食物的总效用的百分之四十，一顿早餐的边际效用相当于这总效用的百分之三十，那么当天的第二顿午餐呢？其边际效用如何？我个人的经验是，这第二顿午餐多半会产生小于零的边际效用，也就是说，你必须付给我足够高的价格，才可能让我自愿地再吃一顿当天的午餐。

门格尔把第（2）类物品之间的关系视为互补的，他指出，这些物品根据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可能形成不同层次。例如，特定比例的腊肉和大米可以互补而成为一顿午餐，但它们需要与特定比例的水、劳动和煤气产生的火相结合。这里，假定技术结构不变，腊肉和大米、水、劳动、煤气产生的火，因为互补性而同处于第二个层次上。

但是，与腊肉和大米相比，煤气距离直接消费层次更加遥远。假定煤气预先被封装在煤气罐内，再假定有火柴，那么，煤气和火柴，按照互补性是共同处于第三层次的物品，它们的共同参与产生了火。类似地，假定水必须从遥远的水库经过管道输送到家里，那么，管道和维护管道的劳动就共同处于第三层次上。为方便教学，我把这称为“技术距离”，它是由特定社会里被假定不变的技术决定了的。

细心的读者马上会发现：水是可以直接消费的，因此，水一方面处于第一层次上，一方面又处于第二层次上。其实，水和劳动，可以处于几乎任何一个技术距离的层次上，越是专用性强的物品，就处于越低的层次上。越是普适物品，就越可以同时处于各个层次上。但是，只要假定了技术不变，水总可以被安排在不同层次上，并且从它所在的层次，按照给定的程序参与到效用生产过程中。

于是，门格尔的价值理论就变得特别复杂，以致斯蒂格勒批评说，他的价值理论对于解决经济学问题而言，犹如为杀鸡而研制了牛刀。例如，仅仅由于水和劳动这类要素可以处于任何一个层次上，经济学家就必须计算技术不变假设下的水和劳动的最优配置方案——即各个层次上应当配置的水和劳动，我相信，这种过度的复杂性，是门格尔的价值理论无法被经济学家们接受的主要原因。

不论如何，门格尔继续深入。他认为实验者经过反复实验可以把更高层次上任一单位物品的消费或不消费，“投射”到第一层次物品的直接消费所产生的效用变化中。仍以第二层次的腊肉和大米互补成为第一层次上的午餐为例，假如技术规定了煤气和火柴处于第三层次，那么，第一单位的煤气对午餐的烹啁，显然至关重要，可以判断，其边际效用甚高，依次递域，当午餐快要完成时，煤气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它的边际效用迅速下降到零。门格尔的方法要求我们通过反复实验，把每一特定单位的煤气所产生的效用折合为午餐效用的百分比。例如，我可以判断，使火焰维持了最后十分钟的那部分煤气的效用，相当于这顿午餐的效用的百分之十。于是，我愿意为那部分煤气支付相当于这顿午餐效用的百分之十的费用。

最后，我打算从斯蒂格勒1937年写的一篇门格尔经济学述评里引用他所概括的 门格尔关于“物品”的四重定义。 他说，一物若要成为有用的，必须具有某些“物性”，并且这些物性满足下列条件： （1）有人需要该种物性； （2）该物必须具有满足该人对该种物性的需要的技术性质。 不满足此类性质的物，如月球上的水，虽然有地球上的人需要它，目前却还不能把自己提供给人类； （3）对该种物性有所需求的人，须有有能力识别该种物性及相应的满足需求的技术性质。 这方面我们常举的例子是，非洲某沿海上著部落不懂得吃虾，从而饥荒时期大批死亡； （4）对该种物性有所需求的人，还必须有权力处置该种物性。 典型如穷人无钱购买牛奶，尽管牛奶对穷人而言满足前面三条件，却不满足最后这一条件。

满足门格尔提出的这样四重理由，“物”，才成为“有用物品”——即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goods”。 读者不难体悟，这四重理由包含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议题，也包含了现代经济学家不懂得如何面对的政治、伦理、文化与知识论等等议题。

这样一种治学风格，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特点。 他们追求的，不是学科规范，而是从各个角度各个学科全面和彻底地论述同一问题。 在西方思想传统里，这是亚理士多德的风格，也是文艺复兴大师们的风格，但不是启蒙之后的“分析的时代”的风格。

3

小门格尔生于1902年，死于1985年，所以，他应当被认为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小门格尔早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数学系，他从事的研究，我从他发表在《美国数学月刊》上的大批论文判断，应当属于今天的“微分几何”领域，即陈省身先生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那个数学领域。

对当代经济学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一是，小门格尔毕业之后，偶然地决定用刚刚得到的洛克菲勒奖学金去荷兰，跟随直觉主义数学家伯劳威尔做拓扑学研究。不过，更吸引了小门格尔的，不是伯劳威尔在拓扑学领域里的研充，而是伯劳威尔坚持的直觉主义数学的哲学立场，由于这一立场，伯劳威尔与二十世纪的数学主流——希尔伯特创立的公理主义立场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