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红楼梦就像是一部录像带。通过它，你可以洞息明清两代中国人的生活。初读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我本就是想找一本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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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济危机的“红楼梦”。周末匆匆读罢，有几分畅想不吐不快，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聊作谈资。
首先，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在读巴菲特传记时，我便有此疑惑。美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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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完成电话普及。在之前，资讯的传播成本极大，投资者根本无从了解上市公司的最新信息。同时，由于没有电子交易系统，股票的流动性极差，巴菲特年轻时甚至还上门收购别人的股票。如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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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标准衡量，投资者对于信息披露停滞、流动性枯竭的股票应该给予多少折价？如果对技术落后导致的估值折价进行调整，那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美国股市的实际估值将远高于我们通常认为的水平。
微观经济学明确指出，垄断者可以通过统一定价来攫取消费者剩余。如果我们假设奥地利学派懂得这一道理，那么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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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会表现的批评，便不是真的担心工资率同盟最终崩溃，或者是失业率大幅提高，而是担心资方的利润被过度的侵蚀。随着自动化机器的进步，当代工人已越来越远离基础操作。从这个角度上说，当代人力资源的通用性被极大地加强了，普通白领和一般服务生都已经忘记了工会的存在。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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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础操作的经验是以非常大的代价积累起来的，因此熟练钢铁工或汽车工的供给很容易被一个或几个工会所垄断。事实证明，当年的工会是有效的，工资率同盟也是有效的。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发型师或厨师等“动手”行业里，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奥地利学派对农业卡特尔的批评也有“隔靴搔痒”之嫌。如果信息技术不够发达，市场参与者可能比政府反应灵敏，但仍然非常愚钝。这就好像，我们知道母螳螂的体型比公螳螂大得多，但这绝不说明它可以档住车轮。否则就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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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那么多、那么频繁的商业周期。因此，相比于所谓“对自由市场的扭曲”，卡特尔在数据统计、行业自律和信息共享方面的制度建设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东西。尤其是农业这样产能周期较长的行业，在没有发达的联邦统计体系、没有完备的法律保障、甚至没有一张同行协会名单的情况下，很难保证不出大乱子。而当微观经济主体能够以低成本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大致判断未来一个产能周期的供需时，这些卡特尔便自动消亡了。
其次，对历史的研究越深入，我便越是感到“尊重前人，尊重历史”的压力。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对自然、物理现象的理解远胜于前人，那是因为自然、物理现象是可以反复再现的，我们可以比前人更深入地调研它们。但在研究经济史时，我们的“调研”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当事人的。因此，后代人大谈当年只需怎样怎样，五株钱就不会消亡、宋代手工业便能够发展、大萧条能够迅速复苏、甚至甲午海战不会失利，那必然是大言不惭的意淫。
在提出“效用”概念以前，经济学只是一门“出世”的学科，是在以“元”为单位的空间中展开的。在这个空间中得出的结论，在被映射到现实世界时，可能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令人绝望的是，我们发现效用曲线既不是直线，也不是双曲线，甚至是处处不连续，乃至随时间变幻的。如果不得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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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民众们可能等不及明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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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便已经揭竿而起了。因此，在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有理由对政治家（当然不包括那些民望低下的政客）保持足够的敬重。
在《美国大萧条》中，罗斯巴德全力攻击胡佛的刺激计划，并试图把威望隆厚的罗斯福描述成胡佛计划的收尾和限制者。我相信作者所列举的事实无误，但罗斯福为胡佛“收尾”的事实，既不能证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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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即是罗斯福当政，他不会像胡佛当年那样“开题”，也不能证明如果胡佛一直履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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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他不会像罗期福后来那样“收尾”。这样的逻辑循环，可能是经济史研究“永远的痛”。因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独特的，即使是与他们同时代的前后任，也无法做出某些“不蹩脚”的类比。事实上，该书也承认，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正是当年最激进的刺激计划规划者和执行者。
在胡佛的内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大批反对派。他甚至任命“坚定的清算论者”梅隆担任财政部长，去安排那些巨大的刺激计划。在胡佛的每次演讲中，都少不了对保守派和清算论的一番抨击。这一切都说明，胡佛的政策，绝不是“苹果或梨子”式的对称选择，而是对既成巨大惯性和强烈路径依赖的一种改革。相比于因循守旧、放任自流，胡佛必须花费十倍的努力去实践他自己的政策。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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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能真的只会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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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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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跌得更深，复苏得更快，如此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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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放弃金本位。这个当时的世界储备发行国，以“退位”为代价率先走出危机，大量储备英镑的法、德、美等国蒙受重大损失，胡佛的经济业绩一落千丈。但如果我们穿过“效用曲线之幕”来到现实世界，就会发现全美经济研究协会、时代周刊、商业领袖和工会都对胡佛赞赏有加，甚至在哲学界“集体主义”都获得了空前的认同。总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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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之后流行的描述不同，当年胡佛获得了很高的社会评价。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想象罗斯福和凯恩斯为什么会在胡佛之后突兀地崛起。
政策和思想被延续下来，但个人却“身败名裂”，或许在天津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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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胡佛注定会是一个现代美国版的商鞅。
最后，我相信经济学的最高境界是事实求是，不存在什么“毕其功于一役”或者“放之四海皆准”。生活阅历告诉我们，为人处世，没有哪一种性格一定是好的，也没有哪一种性格一定是坏的。沉着的反面是冷漠，聪明的反面是狡诈，宽大的反面是愚钝，颠扑变幻，只在“时势”二字。治国之道，概同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