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谈元代的“四等人制”

作者：张帆

采访者：孟楷卓、王楠

1

孟楷卓：第一个问题就是那篇文章说元代文献没有关于四等人制的记载，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那篇文章说的比较有道理。不过它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来自日本学者船田善之的一篇论文，资料大都是从船田那里转抄的。四等人制的概念过去讲得很多，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近年以来对这个概念有一些质疑和检讨。目前我也认为，“四等人制”的概念确实有很大问题，不是十分合适。

首先，它可能不应当叫“制”。叫“制”，就容易被理解为一项正规制度。比方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分册，应该是我们的权威著作了，其中的词条说：四等人制是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按照这样的说法，那么叫作“制”当然就没有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谓“四等人制”并不一定能称为法定或者正规的制度，叫作“制”有一些问题。

另外，“四等人”的说法也不太准确。如果说“四等人”的话，让人觉得高低上下的等级差十分明确。实际上，很多时候也不是那么明确。客观一点，我们可以说元朝存在“四种人”或者“四类人”，但要是用“等”字，就把距离拉大了，不太合适。我在以前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一个看法，认为应该叫“四圈人”。与其说是高低上下的差别，不如说是核心和边缘的差别。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元朝人自己就是用“内外”来形容的。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写的《草木子》批评元朝，说元朝是“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就是说元朝总是把“北国”、“北人”这一部分人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而把广大的“中国”、“南人”放在外围和边缘，忽视了他们的利益。他的批评用的就是内外，而不是上下高低。所谓“四等人”，充其量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情况。用“等”字来表述，可能让人联想到印度种姓制度那样严格的等级，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大的差别。

所以“四等人”的说法有些不妥，加上一个“制”就更加不妥。元朝文献中并没有“四等人制”这样明确的提法。十几年前，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在北大访问，我有幸见到他。他听说我是学元史的，就说有一个问题请教，四等人制是哪一年颁布的？当时我回答，四等人制不像两税法或者均田令那样，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明文规定，因此不存在何时颁布的问题。所谓“四等人制”实际上指的是，在元朝统治下，不同的民族，在很多场合确实有不同待遇，政策并非对所有人一致。这种差别对待的情况一再出现，就被后人概括成为“四等人制”。那篇文章说元朝文献里没有直接提到“四等人制”这个概念，是对的。

王楠：也就是说，元朝时蒙古人或者“北人”政治地位比较高，政策相对偏向他们，这也就是元朝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对于种族的差别对待甚至迫害没有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是这样。首先谈不上“迫害”，可以说是“歧视”，但这种歧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有表现。而且，这是少数民族王朝的共同问题。其实汉族王朝也有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说不定歧视程度还更厉害，但少数民族总体比重很小，所以对他们的歧视不太引人注意。而少数民族王朝歧视汉人，是对绝大多数人的歧视，这就非常引人注意。

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王朝中，现在看起来，民族歧视最厉害的还是元朝。虽然“四等人制”的提法有问题，但要是就此说这个概念完全是胡编的，甚至说元朝没有民族歧视，这也不是事实。民族歧视还是元朝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2

孟楷卓：请问老师“色目人”的说法是怎样产生的，文章说来自汉语词汇？

日本学者船田善之提出：所谓“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中，“色目”这个词在蒙古语中找不到对应词汇，因此这个词汇应当是汉文文献制造的概念。这个看法不对。“色目”这个词汇在蒙古语中也有，只是他没有注意到。

在元朝，有大量的高层文件，包括皇帝下发圣旨，以及向皇帝汇报工作后形成决议，都是用蒙古语交流，蒙古文记录，向汉族社会公布的时候再翻译成汉语。翻译过程中会保留很多蒙古语的语法特征，形成所谓“蒙文直译体”。这种文体的文件，一看就知道是从蒙古文翻译过来的，不是直接用汉文起草的，它一定有一份蒙古文原稿。但是今天能见到的，通常只有汉文译稿，蒙古文原稿没有保存下来。这种“蒙文直译体”的汉文译稿中，“色目”一词多次出现。照常理判断，它不可能是翻译时凭空杜撰并添入的，在蒙古文原稿中一定有一个对应的词汇。只不过因为见不到蒙古文原稿，一时无法确定这个词汇是什么。

这个词汇现在似乎找到了。前几年，西北师范大学的胡小鹏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元代“色目人”与二等人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元朝蒙古语中有“色目”这个词，这个词出现在《蒙古秘史》当中，明初汉语音译为“合里·亦儿坚”，还原后的读音是qari irgen，意思就是外人、其他人。这个发现很有价值。在蒙古统一草原的过程中，无论打仗还是管理。涉及到下面的老百姓，难免有所区分。最简单的区分就是两种：自己部落的人，其他部落的人。后者，就是“合里·亦儿坚”。自己部落是统治核心，其他部落是外围。这个外围，有征服的、招降的、主动投奔的，包括很多不同部落，其实这就是元朝最早的“色目人”。后来蒙古征服的人越来越多，色目人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汉人也包括进去了。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关于“色目人”还有另外一种视角。等到忽必烈建立元朝，统治重心转到汉族社会，被统治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是汉人，首都也搬到了汉地。这时候制定政策，主要是针对汉人的，但社会上又不光只有汉人，还有很多其他民族。相对于汉人来说，这些其他民族就成了“色目人”，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少数民族。只不过，这时候少数民族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汉人属于外围。再加区分，少数民族当中，蒙古人又比较特殊，他们是真正的统治民族，经常需要单独对待。那么，从这个广义“色目人”概念中把蒙古人区分出来以后，剩下的就是狭义“色目人”了。

总之，元朝“色目人”概念的使用，其实比较混乱，很不稳定，很不清晰。从蒙古人角度来说，汉人和其他民族都是色目人；从汉人角度来说，不是汉人的都是色目人，蒙古人也包括在里面。从忽必烈开始，后一种用法更多一些。再往后征服了南宋，又出现南人。到元朝中期，区别逐渐清晰。元朝中期开科举，原则上每次录取进士一百人，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占二十五人，这是很明确“四等人”同时出现的用法。元朝前期还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表述。

孟楷卓：您的意思是说，色目人在有些情况下也是包括蒙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