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谈元代的“四等人制”

作者：张帆

采访者：孟楷卓、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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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楷卓：第一个问题就是那篇文章说元代文献没有关于四等人制的记载，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那篇文章说的比较有道理。不过它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来自日本学者船田善之的一篇论文，资料大都是从船田那里转抄的。四等人制的概念过去讲得很多，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近年以来对这个概念有一些质疑和检讨。目前我也认为，“四等人制”的概念确实有很大问题，不是十分合适。

首先，它可能不应当叫“制”。叫“制”，就容易被理解为一项正规制度。比方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分册，应该是我们的权威著作了，其中的词条说：四等人制是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按照这样的说法，那么叫作“制”当然就没有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谓“四等人制”并不一定能称为法定或者正规的制度，叫作“制”有一些问题。

另外，“四等人”的说法也不太准确。如果说“四等人”的话，让人觉得高低上下的等级差十分明确。实际上，很多时候也不是那么明确。客观一点，我们可以说元朝存在“四种人”或者“四类人”，但要是用“等”字，就把距离拉大了，不太合适。我在以前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一个看法，认为应该叫“四圈人”。与其说是高低上下的差别，不如说是核心和边缘的差别。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元朝人自己就是用“内外”来形容的。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写的《草木子》批评元朝，说元朝是“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就是说元朝总是把“北国”、“北人”这一部分人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而把广大的“中国”、“南人”放在外围和边缘，忽视了他们的利益。他的批评用的就是内外，而不是上下高低。所谓“四等人”，充其量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情况。用“等”字来表述，可能让人联想到印度种姓制度那样严格的等级，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大的差别。

所以“四等人”的说法有些不妥，加上一个“制”就更加不妥。元朝文献中并没有“四等人制”这样明确的提法。十几年前，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在北大访问，我有幸见到他。他听说我是学元史的，就说有一个问题请教，四等人制是哪一年颁布的？当时我回答，四等人制不像两税法或者均田令那样，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明文规定，因此不存在何时颁布的问题。所谓“四等人制”实际上指的是，在元朝统治下，不同的民族，在很多场合确实有不同待遇，政策并非对所有人一致。这种差别对待的情况一再出现，就被后人概括成为“四等人制”。那篇文章说元朝文献里没有直接提到“四等人制”这个概念，是对的。

王楠：也就是说，元朝时蒙古人或者“北人”政治地位比较高，政策相对偏向他们，这也就是元朝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对于种族的差别对待甚至迫害没有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是这样。首先谈不上“迫害”，可以说是“歧视”，但这种歧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有表现。而且，这是少数民族王朝的共同问题。其实汉族王朝也有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说不定歧视程度还更厉害，但少数民族总体比重很小，所以对他们的歧视不太引人注意。而少数民族王朝歧视汉人，是对绝大多数人的歧视，这就非常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