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 使命感与焦虑感并存：百年“传统”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破坏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一词被各大媒体广泛使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2006年中国设立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以后，“文化遗产”概念深入人心，它包含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部分，涵盖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及民间传统手艺等。从1909年，新政时期的清政府颁布第一部旨在保护国家文物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拉开文物保护法制化序幕起，至如今几经修正、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中国人对文化遗产尤其是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保护和破坏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

2016年12月23日下午，在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论坛——百年“传统”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破坏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来国龙教授就这段百年文物保护史，做了详尽的学术报告，并对清末新政之后的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及法制环境进行了清晰的梳理。

与会专家、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零教授说，“虽然文物破坏、保护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不一样，可现在中国的文化浩劫恐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任重而道远”。对中国文物保护、破坏历史了解得越多，将越有利于解决当今文化遗产保护出现的问题，所谓鉴往知来，对症下药，这也是论坛主旨之所在。

来国龙认为，在中国，“文化遗产”观念的形成始于20世纪初，它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中国现代化运动、民族主义兴起息息相关。首先是价值观发生了改变，1905年9月，科举制度被废除，儒家的正统和合法地位逐渐消失。随着大量西方新思想的引入，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张謇、严复等人对西方科学、公共价值的引进，中国公共领域慢慢扩大，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均得到发展。

1905年，张謇去日本考察，受大阪世博会启发，回国后撰《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议帝室博览馆议》，建议清政府仿效日本先在京师设立一“帝室博览馆”，陈列皇室收藏，“以为行省之模范”。提议无果后，张謇在家乡南通自行创办了中国第一座私立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民间力量保护、防止文物流失。这种公众意识的兴起，加上新文化运动后对传统、历史看法的改变，都使国人对文物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张謇访日同一年，以端方为代表的清末五大臣出国考察西方宪政。端方本身就是一个对文物感兴趣的收藏家，接触到当时国际上保护文物的一些状况后，回国后对新政里一些文物保护的政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过刺激国人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以及直接推动清政府民政部颁布《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的，当属西方列强对中国文物的掠夺，以敦煌文书流失事件为典型。1907-1908年间，敦煌藏经洞所出大部分文献和艺术品精华，先后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攫取到手，运往伦敦和巴黎，一小部分被伯希和随身携带，并于1909年在北京展出，在中国学界引起极大震动。端方得知后，扼腕道，“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拟购回一部分，不允，便遵嘱他日寄些精印本。罗振玉连叹此事“可喜、可恨、可悲”。

自拿破仑占领埃及，在此进行考古发掘，并把埃及文物带回法国，扩建罗浮宫后，欧洲便兴起了“古物热”运动。大量具有普世意义的博物馆诞生，非西方的文物，进入西方的公私收藏。这股浪潮从近东席卷至中东乃至远东，到20世纪初上半叶的中国，已处在“古物热”运动的尾声。

受敦煌流失文书刺激，以及针对近代以来“海外洋商不惜巨资，赴我内地购买古代碑版石刻、图画造像之类，运至本国庋藏……”，致使我国“至今而求数千年之遗迹，反不如泰西之多者”的状况，1909年，清政府颁行《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来国龙指出，“这是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用政府文告形式，推出来的一个保护文物的国家政策”。它既有传统的一面，“与中国传统的古董收藏和地方志、一统志的编纂有密切衔接，扩大了文物古迹的范围，特别是包含了非宗教类、公共性质的文物古迹和艺术收藏”；又有很现代的一面，“强调社会调查，认识到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是现代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基本价值，还特别提到利用战时国际公法来保护文物；并强调保护 ‘原状’，与现代国家保存文物的方法十分契合”。

《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颁布3年后，清政府垮台，末代皇帝退位，面对清皇室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当如何看待？皇室收藏的文物财产是私有还是公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看法。1910年，曾任清朝内务府盛京行宫总管的金梁上折“请查盛京大内尊藏宝物，即拟设博览馆”，保护清皇室财产，溥仪并没有听他的意见。1924年5月，王国维也写了份《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称“今有一策，有保安皇室之利，而无其害者，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其观览。……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同样没有得到回应。

王国维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保护皇室私有财产。所以当1924年秋天，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室破坏古迹提出批评时，王国维冲冠而出，为清室辩护，强调民国政府对皇帝私有财产的侵犯，并辞掉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可无论是1914年古物陈列所的开放，使深藏于皇家园囿中的文物，成为供普通民众参观的公有之物，还是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建立，都表明清皇室的文化遗产在不可避免地公有化。这是保护固有文化遗产的权宜之计，也是五四运动以来提倡以科学态度整理国故的一种表现。

在这股风潮下，鲁迅对文物保护及文化遗产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与会专家、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郁提到，早在1913年鲁迅就在文章《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明确提出要对古代文物、出土的文献资料进行保护和研究。鲁迅收藏了大量日本、德国、以及当时安阳殷墟的考古报告及故宫的相关资料，对出土的汉代造像、秦汉瓦当有过详细研究，并与故乡绍兴的金石学家交往。

“虽然我们现在看鲁迅有的文章很极端，批判传统儒教，但是鲁迅对孔子本身、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简单”，孙郁强调，“他在翻译大量外国小说的同时，也在整理相关文献野史杂记，他整理《嵇康集》长达23年，到晚年还在收集出土文献石刻拓本资料。”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在鲁迅看来，中国的文明中，有一部分淹没在民间，新文化运动需要召唤这些消失的文明，一些野史杂记、文献资料或是新出土的东西，可能会校正我们的文明观、史学观和审美观。

对待故有之文明，孙郁表示，鲁迅和胡适一样，是在以世界级的眼光重新审视。虽然不能够完全回到过去，但鲁迅的梦想是在我们民族基因基础下，“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创造一个新文明，这个文明“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当然“鲁迅那代人也有知识盲点，有些话说的不一定准确，但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研究。重新审视我们的文明和当今文化遗迹保存现状，焦虑感与使命感并存”。

民国初，尽管学界不断呼吁保护文物，政府也颁布了限制古物出口的大总统令及《保存古物暂行办法》，但军阀长期混战，外国人不断来华掠夺文物、又如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以及发掘物归属权不明等问题，导致国内文物流失、毁坏的状况仍很严重。

1923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兰登·华尔纳组织考古队远赴敦煌，剥离莫高窟唐代壁画精品10余幅，此举并没有引起当地人注意。至他1925年进入中国进行第二次考察，国人反帝排外情绪日益高涨，民族主义盛行，华尔纳没有料到，“在短短的7个月时间里，整个中华民族就从沉睡中醒来，并且打了一个可怕的哈欠，吓得我们这些洋鬼子们全都夹着尾巴滚回了我们的公使馆里”。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正式发掘安阳殷墟后，关于地下出土文物归属权问题，史语所与河南地方政府产生了不少纷争，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认为所有文物应为国家所有，而河南方面则认为其辖境内的文物理应归当地所有。冲突后来得到解决，不少人意识到制定文物保护法的重要性，李济等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包括保护遗址和有历史价值的遗迹措施，以及国家珍品出口规章和管理科学发掘的条例”。

基于上述背景，1930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就古物范围、所有权、保存要求、古物流通、古物发掘、相关惩罚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凡外国人民，无论用何种名义，不得在中国境内采掘古物”，“采掘古物应由中央或地方直辖之学术机关为之，学术机关采掘古物，应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查，转请教育、内政两部会同发给采取执照，无执照而采掘古物者，以窃盗论”，如须外国学术团体或专家人才参加协助之必要，应先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

《古物保存法》颁布后，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很多人持保留态度。当年积极提倡的李济曾说过，“尽管中央政府公布了古物保存法，但盗宝的传统仍未消戢”。作为国民政府颁布的第一部文物保护法规，仅有14条的《古物保存法》确实在内容和实施程度上不够完善，但它对新中国文物保护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石。

来国龙指出，“1930年的《古物保存法》为中国的文物法提供了基本架构，它一反中国传统的法律与实践，即强调文化遗产的国家所有权，发现人应立即上报，‘有不报而隐匿者，以窃盗论’，也将‘古物’与刚刚从西方引进的新科学与新学科联系起来，强调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后来包括像梁思成林徽因从建筑史的角度将古建纳入保护范围，也是受此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的法规，直到1982年制定颁布《文物保护法》。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文物市场的复兴，国内盗墓、盗卖文物猖獗。经1991年、2002年、2007年、2013年和2015年的多次修订，尤其是2002年修改文物法，规定文物可以上市拍卖，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也达到40余项，但在立法实践和全民文物保护意识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其中包括不少从业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古文字研究者，为一己之利，丧失职业道德的事时有发生。如与会专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所言，“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如何以新的行为方式尽可能地在社会现实当中发挥作用，有效解决文物保护意识缺乏的问题，这个是需要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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