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董倩两次于心不忍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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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了二十多年，这恐怕是唯一一次采访到半路我主动放弃的采访。

我的采访对象叫林茹，2016年10月刚过26岁的生日。2014年她被查出得了骨肉瘤，一种恶性肿瘤，会弥散到肺部，几乎不可逆。但是2016年年初她意外怀孕，尽管医生说怀孕会加速恶化病情，让癌细胞扩散，可是她仍旧没有终止孕育，直到第七个月时不得不早产剖宫生下一个女儿。生了女儿，她一边让人给孩子拍录像记录，一边给自己拍，说给女儿很多话，一年一个祝福，一直说到女儿18岁。她不想让自己用命换来的女儿根本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这个事情里面充满了强烈的对比：生与死，为了孩子少活还是为了自己多活，爱丈夫要给他一个后代还是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这是一个比戏剧还戏剧的故事，但是就在生活中真实发生。我很感兴趣，想跟这个年轻的母亲聊一聊她心里对爱情、孩子、生活、活着的想法。但是看其他平面媒体的报道，担心她现在的状况能不能接受长时间的采访。

想试试，还是去了。

从虹桥机场坐车一个小时左右到昆山的一个居民小区，林茹就住在这里。爬六楼的时候我在想，没电梯，她想下楼恐怕也是个难事。开门的是位50多岁的妇女，满脸是愁，南方乡下妇女的打扮，想必是她的妈妈。我问：“是阿姨吧？你女儿在哪儿？”她指指里面的一扇门，说：“在里面躺着。”

房子简陋得很，她妈妈说这是租住的房子，单元房，三间屋，地上连水泥都没铺，就是毛坯房的地面，三个房间的门都关着，中间的厅就很黑。进去就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压抑。

我在她母亲的引领下跟着进了一间屋，林茹就躺在床上。

这第一眼的印象太深了。一大床被子底下，几乎看不见人形，只露出一个脑袋，因为她太瘦。露出来的脸，也看不出美丑，看了只觉得心猛地一抽。她眼睛深陷，衬得颧骨特别高，两腮也塌了，又显出牙床，眼睛半开半合，眉头紧皱，头发枯涩地散在枕头上，蜡色的皮肤包裹着一具骨架，看了让人害怕。

这种情况，能采访吗？

我到她床边坐下，轻轻地问：“身体觉得行吗？能说话吗？”她使劲抬起眉头，靠着这股劲儿把眼睛彻底睁开，看着我说她今天身体不大对劲儿，但是愿意配合着我把采访做完。我当时心里很矛盾：她是这么个情况，真不应该让她说话了；可是大老远来了，很想知道她心里的想法，不想这么轻易放弃。而且，看她这个样子我就更想知道：她的孩子才两个月，她自己也早就知道身体会变成这样，为什么还坚持要孩子呢？我狠了狠心，对她说：“这样吧，我们先开始，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歇歇，你看行吗？”她点点头。

她母亲帮她垫垫高，上身能直起来一点。她坐起来，把一只胳膊拿出来，看出她也是打扮了，一件马海毛的白色套头毛衣，枕头边还放着一件红色呢子外衣，想是等着我们来采访时要穿的。

我想着一定要赶快，趁着她还能说话，一会儿怕是连话也说不了了。因为她真的是身体状况不好，眼睛转动一下仿佛都要牵着浑身的力气。

我没有从孩子开始问，而是从她和她丈夫怎么相识说起。我想了解他们的感情有多深。一个女人要怎样爱一个男人，才会搭上命给他生孩子。说到恋情，林茹枯萎的身体好像被水润湿，一下就来了神，她脸上竟然露出了笑，一点血肉都没有的脸上笑出了好多纹理。她说他们是相亲认识的，当初她没看上他，但是后来他来找她，慢慢相处，没想到彼此是最适合的。结婚以后她在幼儿园和一个幼教机构教画画，他在工厂搞技术，每天她下班晚，他就在家做好饭等她回来。虽然她不忍，觉得男人总应该干出番大事业，想着过渡一下再说，但是那半年是她最快乐的时光，所谓“小确幸”，就是生活平平淡淡，但是有滋有味，就那么往前慢慢推着走。

她回忆起这些的时候，脸上有了光泽和颜色，人也有了神采，连说话都有劲儿了。我心里暗暗感慨，男女的爱情，真是不可思议的奇妙。

但是，定时炸弹也是从他们结婚就开始埋下了。2014年年初，林茹查出了病，两个人商量还要不要结婚。对疾病的一知半解加上对彼此的难以割舍，他们还是决定办事。如今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林茹说到这里，“哎”了一声，笑容没了，笑脸堆起来的皱纹也跟着没了，能感到她的一切又回到了现实中。她说她要是知道病是这么凶险，当初就不会结婚连累他。可是，我看着她，心想：如果不是有这段感情，可能你的生活就只剩下了病，你又怎么熬过来呢？

我们的谈话也就刚刚开始了四五分钟，一阵剧烈的咳嗽开始了。她的脸憋得变形，看得出她没劲儿咳，她用了很大力气想抑制住，可是抑制不住，一股根本就不属于她的力量从她胸里涌上来，她先是细弱地叫了两声，然后就从身体很深的地方发出“空空”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她干巴的躯体被震动得快散架了。

我、两个摄影师、录音师、编导，我们五个人就在旁边看着，有点不知所措，那种情形，犹如一个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就在她旁边，还记录着，却无能为力，大家都有点蒙了。我从来没离死亡这么近过，眼看着死神就站在她的身边，双手拽着她，她在徒劳地抵抗。我用手摩挲着她的肩膀和背，摸上去像树枝。我只剩下问她：“不说了，不说了，你休息能好点吗？”她陷在咳嗽里挣不出来，又过了一会儿，那阵雷霆一样的震颤才过去，她把力气用光了，连眼皮都睁不开，只是对我的问话点了一下头。

那一刻，我回过头去，两位摄像同事给我手势，他们已经关机了。

刚刚的惊心动魄林茹妈妈却好像已经习以为常，她走过来抚摸了一下女儿的额头，把散乱的头发拨回去，跟我们说，前几天刚出院，有家电视台来把他们俩接出去拍婚纱照，连续折腾了两三天，她的身体状况恶化了，本来没这样咳的。说这番话，她没有怨气，只是发愁。

林茹妈妈的一句话直通通地戳在我面前，就在林茹身边，我心里问自己：记者到底是干什么的？没错，林茹的故事是耐人寻味，也的确值得让大家去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可是用什么手段呢？就像那张新闻史上著名的照片：一只秃鹫站在一个比它大不了多少的因为饥饿而濒死的小黑孩身后，等待着下一秒扑过去。记者在那时，是应该记录，还是去救助？是一动不动地等待机会按下快门，还是应该过去把秃鹫轰走抱起孩子？林茹病成这个样子，有价值有意义去表达她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新生命这样做，可是她细若游丝，又怎么能逼迫她去做推她去死的事？

我们摄制组都出了林茹的房间。旁观一个病人的巨大痛苦，不是亲人、朋友，而是陌生人，就好像在粗暴地看一个人的裸体。我能感到林茹虽然病到如此，还是在极力维持着一个女人的体面，没有因为疼痛而不管不顾。她想保持好看，想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形象。可是她已经形容枯槁，已经很不好看了。那一刻我做了决定，不拍了，不采访了，让她好好休息吧。

我们回了。所有我想问她的问题都没来得及问，只能猜测了。

当年初林茹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她应该高兴吧？26岁，是一个女人黄金的生育年龄，她又那么爱他。可是她有病啊。癌细胞藏在她的身体里，如果平稳地治疗维持，虽然不可逆，但是不至于病发得这么快，至少能踏踏实实过两年小日子。可是孩子来了，是命运的恩赐还是残酷？一个女人，愿不愿意完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小两口在深夜里怎么去面对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林茹妈妈在我们走的时候说，她作为母亲，真是反对女儿继续怀孕，哪是怀孕，那是在换命。但是，当女儿说“妈妈，我感到孩子在肚子里踢我了”，她又舍不得了，舍不得小生命，也舍不得女儿做母亲的那份深深的快乐。林茹心里一定不知衡量比较了多少次，她自己愿不愿意大幅缩短自己生命的时间换来做一回母亲。谁不愿意活，谁不想活？这世界上有什么有价的东西能换来多活的一天？但是这个女人却愿意用大把的生命去换一个孩子。

她换来了孩子，自己也精疲力竭，快走到生命尽头了。在到达前，她不想就这么走了，九死一生，孩子竟然不认识自己，她舍不得。她把自己打扮起来，用最大的可能看上去漂亮，好让女儿长大了看到录像时能喜欢这个妈妈，而不是害怕和难过。她说了好多体己的话，虽然刚刚做母亲，却有说不完的话给孩子，她要赶在自己不行以前都说给孩子。可是说不完呀，哪儿有母亲跟女儿能说完的话？我又想到那床大被子底下几乎看不到的林茹，她的身体里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

赶上这样的事情，很难用平常人的逻辑去推测人家的生活。比如她走了后丈夫怎么带孩子，怎么重新开始生活，孩子怎么在没有妈妈的环境下长大……林茹作为一个女人，她爱过，做了母亲，即便短暂，也没枉来一遭。

我没有完成这次采访，有遗憾，但是我这么做也是对的。

14岁的广西农村少年杨六斤命苦：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随后母亲带着弟弟改嫁，把他留给了爷爷奶奶；12岁时两位老人又相继过世，此时已有两个幼子的堂哥杨取林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同住。由于要供三个孩子上学，本就贫困的杨取林夫妻只能外出打工，自己的两个孩子交给岳母，而堂弟杨六斤就此开始一个人的生活。

对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命运一步一步逼得实在太紧，把亲人一个一个从他身边夺走，迫使他一次一次地迁徙。少年的身体本就无力，命运偏偏又让他在无力之年反复经受生离死别、家破人亡、颠沛流离。随着堂哥一家的离去，杨六斤已经到了命运的谷底，没法再坏了，也就可以安定下来了。虽说极度孤单，但动荡总算结束了。这个少年最需要的，恐怕是用时间来慢慢缝补心里的千疮百孔。

也许上天意识到对这个孩子实在是太狠了些，于是，决定补偿。

广西电视台有一个栏目叫《第一书记》，每一期节目都会介绍一个在贫困村里挂职的扶贫书记怎样千方百计把外部资金和项目引进大山，用技术改变贫困。2014年5月底那期节目，命运安排杨六斤进入了电视节目，编导用几分钟的时间在一个小时的节目里详细地展示了杨六斤一个人生活的艰辛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他的乐观向上。编导希望用这个励志的故事吸引项目和投资到村子里去，并能适当地资助一下片中的这个小男孩。

接下去，奇迹发生了。不知道是哪个人把杨六斤的故事从节目中提取了出来，制作成了一条微信，取名为“八亿人看后都哭了”。这个内容通过微信的平台以不可估测的速度迅速传播着，孩子孤苦伶仃一个人挖野菜、抓小鱼勉强维生，却仍然灿烂纯净的笑脸拨弄着人们的神经，刺激着人们的同情心，让人觉得一定得帮这个孩子做点什么良心上才过得去。马上，深圳一家学校把孩子接了去，希望他能在那里尝试开始新的学业和生活。与此同时，在节目播出以后两周的时间内，节目组为他开立的账户上已经有了超过500万的直接捐款。

巨大的变化又一次降临，杨六斤刚刚平静下来的生活又掀起了波澜。但与以往一次次的失去不同，这一次，是给予。

杨六斤家住在非常偏僻的广西西北角落。从南宁出发，坐5个小时的汽车到百色隆林县，之后换上越野车开两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到德峨镇，再用上越野车的四轮驱动功能爬半个小时崎岖颠簸的碎石山路，就到了他家。此前的14年，他没有离开过这座山。别说深圳，连距离不远的百色市都没有去过。现在他一下子被接到了这样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这个大山里的孩子睁大眼睛近乎贪婪地尽情地看着、体验着，眼前的一切在梦里都没出现过。

当杨六斤在深圳的学校里穿上漂亮校服开始新体验的时候，各路媒体哪里能放过这个好故事，早已闻风而动，长枪短炮蜂拥而至。几乎每天，杨六斤都被媒体包围着，在网上可以了解到他的很多信息。

媒体的连篇累牍报道、捐款的纷至沓来涌入，短短两周时间，几乎被命运抛弃的孤儿杨六斤成了宠儿。

孤儿也好，宠儿也好，杨六斤还是那个杨六斤，只不过是杨六斤在别人眼里的位置不一样了。于是每一个应该跟孤儿杨六斤有关系的相关方陆续出现了。

在深圳学校待了两周后，杨六斤的堂兄杨取林、村完小的校长、镇政府的副镇长一同来到深圳，接杨六斤回去，因为他的学籍在老家，没打招呼就走也不参加期末考试的话，没法升级。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也许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他们来深圳至少道理上是说得通的，因为杨六斤没有办理转学手续，他的确是应该回去参加期末考试。

但是，镇政府此时出现真是画蛇添足。孩子这么多年艰苦生活不见镇政府身影，怎么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你出现了？你此行为什么去深圳？角色是什么，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要接他回去？甚至再苛刻点，你去深圳花的是自己的钱还是公家的钱？当几乎所有不相干的人都能表达爱心的时候，镇政府的确被参照出平日做得不到位。

镇政府一向的缺位而此时的出现使得深圳学校的义工深具怀疑挺身而出，决定帮助杨六斤留下，于是双方就形成了一种客观上的对峙：一方要接走，一方不让接走。义工站在自己的角度看，的确不想让这个苦孩子再回去，是好心。老家学校的校长、镇长想接他回去，也是好意。此时，真正的主体杨六斤已经成为一个被争夺的对象，被置于一个怎么都不是的境地。双方都单独找到杨六斤谈话，希望他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做，并且都一再重点突出，“这是为你好”。农村少年杨六斤，常年处在没人关心的状态，突然出现了两大势力在高调“示爱”：一方是家里的“大官”，一方是带给自己这么多好东西的学校。哪个的话能不听呢？

在争夺的过程中，双方考虑过杨六斤心里的担惊受怕吗？做父母的人应该知道，孩子最怕的是父母吵架带来的家里紧张的气氛。但是，双方都没有从这个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在媒体的记录下，学校义工那些激动且过度的留人之举让人看到这所学校也许并不是杨六斤的归宿，他们在接杨六斤过来时也许并没有想好以后怎样，也许仅仅跟大家一样，是爱心涌动的一时兴起。而且到了深圳，杨六斤仍然是一个孤儿，怎样安排他的除了学习以外的生活，怎样给他一个家庭的温暖，没见提及和计划。如果这个大问题没解决，在深圳上学和在老家上学没有本质的区别，老家的学校最起码还省下了日后的乡愁。虽然都说孩子回去考试完了以后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回到深圳学校，但结果已经摆在那里了，从长计议，深圳学校并不适合杨六斤。

这个选择是理性的。可是这个选择对杨六斤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山里的孩子，突然被带到花花世界，一下子塞给他对比反差极大的生活学习条件，然后告诉他你自己选择，走还是留。他能选择走吗？他吃了那么多苦，过了那么多年艰难的日子，怎么可能经得起这样的选择呢？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一个孩子从没有吃过糖，路过的大人看了觉得心里过不去就赶紧给了他一块，孩子吃了，品尝到了糖的甜。可大人想过没有，你是只给一次还是永远能给？如果不能永远给下去，就不要随意地施舍孩子糖，因为他吃过甜就会比较出苦，就会对甜继续有所期待，而此时大人说我没想好能不能给下去，先给一次再说嘛。这不是爱，不是善心，是耍弄，是伤害。

太随意地给予，又太轻易地拿走，谁都没什么损失，除了杨六斤。经过短暂的深圳学习后，事实残酷地摆在那里，刚才那一切只是一场梦。

杨六斤回来了。

在外人眼里，杨六斤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杨六斤，现在的杨六斤身家五百万。

钱这个东西，具有一种极其神秘莫测的力量。它能帮人解困于水火，而它自己就是万丈深渊；它能黏合人的距离，而它自己又天生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属性。人如果穷，会让人看不起，而有了钱，又会让人羡慕嫉妒恨。在贫苦的人眼里，钱几乎就是一切。山东农村有句民谚：有钱人坐上席，没钱你就是下流胚。钱，还是照妖镜，尤其是一大笔钱从天而降，人心在它面前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当孤儿杨六斤突然拥有了名下的巨款，远的近的，亲的疏的，各方逐一登场了。

先是堂哥堂嫂从打工的梧州回到了家。杨六斤的实际监护人是他，因为在杨六斤孤苦无援时是他接纳了他。按理说，巨款是应该由他保存的。可是法律上并不承认他是合法的监护人，杨六斤的母亲尚在，法律上应该是她，而她恰恰又实际上断绝了与儿子的一切往来，这钱给她保存支配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巨款现在在杨取林手上，他也意识到这是炸弹，所以至今没敢动。他说他不再准备去梧州打工，因为杨六斤需要陪伴，需要他。这话如果在没有500万的时候说，那就是情义；可他说出这些的时候已经是巨款在手，即便是真的真诚听起来也虚伪。当被问到不出去怎么维持生计，杨取林坦然地说：“那捐款是给六斤的，有了那笔钱六斤上学就不用愁了，我也不用外出打工了。”因果关系是说得通的，可怎么听着就觉得里面有机巧。问到以后怎么用这笔钱，他摇头说没想好。看，作为旁观者，我们也在被500万影响着支配着：我们怎么知道堂哥杨取林说这番话不真诚呢？

我看着他们居住的这个叫“家”的屋子：泥土和草混合的建筑材料搭出一个房子的形状，里面摆放着人活着所需要的最起码的东西：简陋的灶台，对付出来的一张桌子，两张堆着破烂床上用品的床，脏得心惊肉跳的阁楼，沾满了常年居住累积出的油腻。屋外下着大雨，屋里就下着小雨，光线非常暗，散发出霉臭的气味。这就是杨六斤和堂哥一家的家，但是更像一个动物的洞穴。动用巨款盖新房是应该的，可是用爱心款项盖房又名不正言不顺。

堂哥话音刚落，杨六斤的母亲那里也发出了声音，她的丈夫说：“我们当时也是想把六斤接过来一起过的，只是他堂哥先接去了。”言外之意谁都听得到，让人不得不感慨贫穷真会放大人性的丑陋。

村里的邻居也坐不住了。对外来的记者抱怨着电视片里的不公之处：“杨六斤吃的野菜我们的孩子也吃啊，杨六斤抓的小鱼哪家的孩子没抓过？我们都是这样过日子的哦。”情绪中也不乏羡慕和怨气：“凭什么他一上电视就平白得了那么多钱？凭什么我们跟他差不多就一分都没有？”

杨六斤的巨款瞬间传遍了整个乡镇，人们嘴上不说，但是心里都在琢磨。

500万的吸引力让包括我们在内的媒体更不能就此罢休，大家跟着杨六斤回到老家，雨点般密集的采访包围着这个孩子。他一遍一遍地说着同样的话，一遍一遍地被从教室里拉出来，杨六斤终于爆发了，他用的是弱者的反抗方式——躲。

当我去采访他时，他已经开始使用自己的方式抵抗了。

先是平等地交流：“嗨，小伙子你好，今天考试考得好吗？”应答是腼腆地一笑一低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还是抬头笑一下，再低头，左手抠着右手，仿佛能抠出一个逃走的洞。“是烦了吗？”抬头，看看我，又低头抠手，“是太烦了。”他还没有变声，所以声音还是细弱的、女性化的，甚至还带点奶声奶气。用这样的声音说出这样一句话，我心里一震，我们是在伤害这个孩子，是在利用他没有父母亲人能保护他、为他抵挡他不愿意做的事。“能跟我说说吗？”摇头，还是保持着礼貌的笑，“为什么？”“不知道。”自此，我所有的问题，不管用什么方式问，套近乎的、讲道理的、居高临下的，甚至威胁的，他都是这一个回答，“不知道”。这是这个孩子唯一的武器了。我只能放弃。

杨六斤曾经是一个不幸的少年，因为命运从他那里拿走了太多：眼见着一个个的亲人离他而去，不得不经历一次次的生离死别、颠沛流离，这远非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所能承受的；但是现在命运给他的补偿也太多太突然，他又似乎变得如此幸运——这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在一夜之间拥有500万的爱心捐款呢？

但是这笔巨款真的能让幸运的他幸福吗？众人爱心汇聚而成的巨资，由谁花、由谁监督着花、怎么科学地花，直接决定着杨六斤的未来，而之所以大家都这样密切地关注，恰恰在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这样一个成熟而稳妥的机制做保障。

杨六斤早早吃了那么多的苦，但愿这笔钱能护佑他的成长，给他一份稳定、可预期的关怀和爱。

（本文摘自《懂得》，董倩著，东方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