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们之三：潘旭澜的史识功力尽在《太平杂说》
文 | 李辉
潘旭澜(1932年11月——2006年7月1日)，福建南安人。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复旦大学台湾香港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89年兼任复旦大学台湾香港文化研究所所长。先后被选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顾问。
时间无情，潘旭澜先生离开我们转眼已有十年。十年前的那个七月，听到他去世消息我真不敢相信。1932年出生的潘先生，2006年11月是他74周岁诞辰，可是，只有四个月，他也没有等到。当年冬天，我去上海，与潘先生女儿潘向黎联系，前去复旦潘家，听向黎谈父亲最后岁月，在先生书房里，再次感受他曾经带给学生们的温暖。
认识潘先生是在1979年，大学二年级，潘先生为我们讲授当代文学史。第一次见他，吓我一跳。将近一米八个头的潘先生，没想到那么瘦，瘦得像一张厚纸，真担心走在路上，来一阵风，会把他吹走。这一年，潘先生只有47岁，但他烟几乎不离手，脸颊深陷，一点儿不像中年人样子。潘先生是泉州人，口音虽重，但他讲话慢条斯理，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我们倒也听得懂。
潘旭澜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
潘先生学问做得非常扎实，资料收集功夫十分了得。八十年代中期，他用将近十年时间，带领一些老师和弟子，倾力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我的大学同窗徐学清、梁永安等都参与其中。
这本书1993年终于问世，一些曾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人名、作品介绍，依旧收录其中，在我看来，至今这本词典仍无人超越。“一个人下决心，相对地说，比较容易。认定一个目标，不达目的便不罢休，走了弯路，回头重来。做得不好，推到再做。不需协调补发，不必瞻前顾后。只要决心不变，花上十年八年，乃至泡上一生，也无怨无悔。……有很多次，当我心理承受力接近临界点时，想起一位老编辑出版家的话：‘傻子才去编词典，编词典不是人干的事，而是圣人干的事’。”现在想来，潘先生真有闽南人的执著、坚韧和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历经各方艰难辛酸，持之以恒地完成这本词典。在我眼里，他就是那位出版家所说的“圣人”，为研究者提供可能，更是为了留存当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研究杜鹏程小说是潘先生最初的主要课题。1959年，他与曾华鹏先生一起合作《论杜鹏程的小说》论文，之后，又完成《评》、《论杜鹏程短篇小说的人物创造》等论文。潘先生回忆，杜鹏程五十年代在北京曾看望胡风，并致信路翎，钦佩《洼地上的战役》的艺术成就。1955年，与胡风、路翎的交往，差一点儿使杜鹏程陷入逆境。之后，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因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这部小说成为一部“反党小说”，杜鹏程从此无法逃脱厄运。
研究杜鹏程二十年之后，潘先生1978年4月在西安才与杜鹏程第一次见面，从此他们来往通信多年。就在1980年下半年，潘先生为我们开设专题课，集中谈杜鹏程的创作。他谈作品理解，谈与杜鹏程的书信往来，听后，我很羡慕他能与作家之间能有如此深入交往，心想，这些书信如果有一天整理出来，那该多好！
1980年关于杜鹏程的课堂作业《谈杜鹏程的创作风格》。
1981年，潘旭澜与杜鹏程在上海复旦大学合影。
专题课结束，我们都要完成相关作业。这一年的11月29日，我写好《谈杜鹏程创作的风格》递交潘先生。在文章中，我这样谈对杜鹏程作品的印象：
如果说杜鹏程在《保卫延安》及其它一些作品中已经形成了粗犷、豪放、炽烈的风格，那么他在一些短篇小说如《夜走灵官峡》、《工地之夜》等作品中，则力求运用细腻、婉转、含蓄的手法，着重从生活的侧面，折射出壮观的时代画面，从平静、恬淡的气氛里透露沸腾的生活。虽然这种纤细、清新的风格并没有形成，但已成为杜鹏程创作张新鲜的气息，使他的创作风格开始丰富起来，开始有立体的感觉，这是杜鹏程创作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
以上简单的分析，并不能完全概括杜鹏程的特色，但至少能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杜鹏程的风格不是单一的，他的豪放、粗犷、热烈的风格之外，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风格因素。即：细腻、婉转、清新。令人遗憾的是，杜鹏程没有将这些特点加以充分的发挥，使它们能更加熟练，精巧一些，并能将这些特点同已经形成的风格揉和起来，成为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刚柔相间的风格。
（《谈杜鹏程创作的风格》）
潘先生对作业的批语。
潘旭澜先生在拙文后面的批语。
潘先生以研究杜鹏程见长，我的作业对杜鹏程作品特色提出不同意见。没想到，潘先生对之不仅没有意见，反而对这个不成样子的作业用红笔做了不错的点评：“写得严肃认真。分析颇为细致、深刻。条理清楚。”时隔三十六年，找出这份作业，重读之，其实幼稚得很。潘先生的批语，却令我感慨万千。这显然是潘先生对学生的厚爱。他愿意鼓励你，看到你的一点点进步和一点点不同想法，有这样的先生，是学生的幸运。
1996年1月潘先生出版《小小的篝火》。
潘先生题赠《小小的篝火》。
毕业之后离开复旦，与潘先生来往并不多，但如有新作出版，我会寄去请他指点。记得萧乾传出版后曾寄去一册，潘先生很快回信于我，多是鼓励的话。这封信应该还在，可是，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九十年代，潘先生不时出版新作，总是忘不了寄给我们夫妇，从《新中国文学词典》，到他的散文集《咀嚼世味》、《小小的篝火》、《太平杂说》。
潘先生是学者，也是散文高手，重读作品，总是引发诸多感慨。
我与泉州算是有缘。大学期间，与陈思和开始研究巴金，三十年代初巴金来到泉州，与创办黎明中学、平民中学的一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如丽尼、陆蠡等相识。《爱情三部曲》、《春天里的秋天》等作品里，都基于泉州故事而创作。巴金晚年，还把一大批书捐赠于泉州的黎明大学。可以说，最早是从巴金作品中知道了泉州。最近二十年，另一个与泉州关系更为密切的人是黄永玉先生。从十三岁到二十岁之间，自湘西漂泊闽南的黄永玉，从安溪、德化、泉州城、仙游……少年成为青年，他把泉州一直视为第二故乡。黄永玉正在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集美与泉州生活，他足足写了将近八十万字！这一年之间，我先后五次来到泉州，为这部书而来，为“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展”而来。
1995年5月潘先生出版《咀嚼世味》书影。
潘先生1995年11月在《咀嚼世味》题赠。
自九十年代初多次来到泉州，直到2016年才第一次如此近地走到东西塔面前。仰望东西塔，才知道黄永玉在小说中对它们的描绘，渗透于情感之中。可以说，对于外乡漂泊者，对于所有泉州人，东西塔的分量之重超出人们想象。1995年11月，我收到潘先生寄来的散文集《咀嚼世味》。书中有一篇《东西塔，您好》，重新阅读，即可知道，东西塔就是他心中难以割舍的、沉甸甸的情感。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7月，是他在离开多年重返泉州之际。他这样写到东西塔的特殊意义：
一想起泉州城，脑子里——不，心底里马上浮现历尽沧桑、饱经风雨雷电的东西塔。
当我还是一个瘦弱的初中生，赤脚挑着旧藤箱和老棉絮，清早从山村出发，下午到了丰州，又喘又乏，既饿且渴，抬头望见了您，就感到您慈祥的目光在凝视我，鼓励我。于是，像吃了仙丹，精神振奋，沉重的行李也变轻了。
……
我许多年没有见到您了。然而，当我站在北京的白塔，西安的大雁塔，杭州的六和塔，敦煌的舍利塔，呼和浩特的五塔，以至日本奈良的东大寺塔，京都的醍醐寺塔下时，都隐隐约约看到了您。
东西塔，您好！我回来了。东西塔，您听见吗？
（《东西塔，您好》）
八十年代中期，潘旭澜在日本关西大学签赠本人著作。
1996年，潘旭澜全家与日本学者小林二男合影。
一声呼唤东西塔，万般思绪，尽在其中。我们外乡人，可能只有读懂了东西塔，才能读懂泉州人。
就在《咀嚼世味》书中，我读到潘先生与杜鹏程最后时刻的相逢——他再次走进西安，却无缘与杜鹏程相见。
三位毕生好友在闽南同游鼓浪屿。左起：吴长辉、潘旭澜、曾华鹏。
1991年11月初，潘先生应邀前往西安参加杜鹏程文学研讨会。他说，这些年，知道杜鹏程身体不好，偶有通信，却没有想到专程去探望，总想到还有机会。谁料想，一下火车，他得到这样的消息：
列车一到西安，我就快步出站，急着想同你见面。万万没料到，一坐上小车，陕西作协来接我的年轻朋友，第一句话就说：“老杜没了。”我脑子顿时一片空白，随后知道，就在此时，你正在化为灰烬。连遗容也没能见到。既然如此，不重形式的我，有必要克服许多困难来西安吗？接着就再三深悔，为什么前几年不下大决心来同你见面呢？我太主观，只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不曾想过你会走得这么快。我不必要的顾虑也太多，怕去了正好碰上你住院，更怕见面时你激动起来病症发作。
（《寄空中：致杜鹏程》）
人就是这样容易错过。回到上海，潘先生写下这篇文章，《寄空中：致杜鹏程》，杜鹏程当然读不到了。
1981年是我们在复旦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杜鹏程来到上海，走进复旦校园潘先生家中。潘先生在《十年前的老照片》中，这样写到杜鹏程与女儿潘向黎的一番对话：
又将我两个女儿叫到眼前，端详了一番，对她俩说：“看起来更像妈妈，要是只像爸爸就糟了。”
问我正在读中学的大女儿：“小同志，以后想干什么？”“想学文学。”“你现在条件好，只要肯努力，将来搞评论、研究，一定会超过你爸爸。”“搞评论、研究没趣，看的人少，像你的小说选入课本，大家都读，那才有劲。”“打好基础，长大了，好好干，你也一定会超过我的。”我大女儿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十年前的老照片》）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潘向黎。
杜鹏程当然没有想到，这个中学生后来真的成了作家，散文、小说都颇为出色，小说《白水青菜》获得鲁迅文学奖。很喜欢潘向黎的随笔，从唐宋诗词欣赏到不同的茶……潘先生虽然走了，他却培养了一个好作家，潘家父女两人堪为故乡泉州的骄傲。补充一句，与潘先生不同的是，潘向黎说话语速远远超过父亲，与她在一起，可以听她一个人一直说下去，除非你还来得及插嘴。
潘先生自称泉州南安的农家子弟，其实，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医，惠及乡亲。不过，收入并不多，贫困依旧。潘先生考上复旦大学，幸好三哥潘曙澜三十年代下南洋，有自己的木材行，这才有了固定经济援助，潘先生得以完成学业。
女儿潘向黎生于泉州，在写泉州的一篇长文中叙述此事。她这样说父亲受到哥哥的恩惠：“一个心比天高、天份也高而命运多舛的少年就此冲出了大山和愚昧、暴力的重重包围，来到了上海，迎来了属于他人生的阶段性的海阔天空。”读此文，感受女儿与父亲一样对故乡的深厚情感，下面这段话我读了又读：“如果没有海上的这条路，父亲的困境会演变成灭顶之灾，世界上根本不会有我这个人，侥幸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此刻以一个泉州人的身份为泉州和大海奋笔疾书，眼中噙着感怀身世和知恩难报的热泪。”我猜想，当潘向黎写下这段文字时，一定感受着父亲温暖的目光，因为父亲与她一样有浓浓的故乡情怀与感恩之心。
潘先生真正引起文化界和读者广泛关注的作品，并不是杜鹏程研究和《新中国文学词典》，而是《太平杂说》。
2006年6月潘先生出版《太平杂说》一书。
潘先生2000年6月在《太平杂说》上的题赠。
《太平杂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当月，我便收到潘先生寄来的新著，捧读再三，深为潘先生从文学评论转入历史随笔写作而感叹。我的家乡在湖北，儿时常常听姥姥讲她听到的“长毛”故事。上大学之后，后来，陆续读过几本关于太平天国的书。王元化先生也是湖北人，他与父亲王维舟一起翻译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曾送我一册，但我也只是翻一翻，了解皮毛而已。潘先生为写《太平杂说》系列文章，依旧如研究文学一样，阅读大量相关书籍，然后以深入浅出方式娓娓道来。他试图以自己独到的思考，还原历史本相，拨开曾经困扰于心的迷雾。
1999年，潘旭澜与恩师贾植芳。右起黄伟经夫人、黄伟经、贾植芳、潘旭澜、陈淑荣。
九十年代末潘旭澜（中）与好友曾华鹏（左）相聚，庆贺曾华鹏七十大寿。
一个著名文学评论家，忽然转向谈论历史，如今被称为“跨界”，当年当然也引发不同议论。潘先生在《太平杂说》前言中，谈到自己刚刚发表第一篇短文后，就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认为他是“隔行论史”。潘先生却不这么认为：
不是只有赞同、鼓励，在报刊上热切评说，也有位老先生在我才发表第一篇时就嘲笑我“隔行论史”。我觉得他所嘲笑的，正是应当提倡的。就整个学术文化界，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文化界而言，我主张要大大提倡跨学科参与——隔行论X。这个X，依学术发展的需要和学人的主体可能而定。也就是说，要隔行而不隔山，相邻相近相关的学科，有什么值得论而你又论得出的，尽可以去论。不能论或不想论就短说，杂谈，七嘴八舌。这对激活学术，大有裨益。有些学术领域，如果没有隔行者参与，本行的学人长期受圈内绝对主流观点的塑造、制约、熏陶，很难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认识。即使有，受到种种“关系”、利害的制约，很可能就欲说还休，胎死腹中。即使写了，圈内也很难让它正式露面。
（《太平杂说》前言）
时间过去快二十年，跨界写作已成为中国文化界颇为盛行的局面。文学家谈论政治、历史，评论家创作小说、诗歌，画家从事文学，作家成为画家……正是不同人的跨界，才如潘先生所说，外行可以摆脱同行内部的束缚，换一个角度思考，拓展思想与文化的空间。在文史跨界写作上，潘先生率先走到前台，一本《太平杂说》，与杜鹏程研究、文学史研究相衔接，拓展新的历史视野。毫不夸张地说，因为这本薄薄的书，人们会不断想起潘先生，再听那些撞击心胸的声音，感悟走进历史深处的思考。
十年之后，写就小文，缅怀先生，感激先生厚爱。像潘先生一样，沉稳而执着，以思考滋润内心，用写作继续前行……
完稿于2016年12月25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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