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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基督新教的教义积极鼓励经济成就，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可能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这说法显然很有新意，不过已经有经济学家从实证数据来验证这样的说法很有问题。
韦伯观察到，自16世纪起，西欧受到宗教改革影响的地区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如低地国家和伦敦）有相当程度的重叠，他认为这不是单纯的历史巧合。因为新教教会对高利贷、利润这些观念的改变，解除人们在追求利润时的文化压抑，以及潜意识上的焦虑。换言之，韦伯说新教徒在信仰上有一种新的特殊心态，可称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因果关联。
这并非无的放矢，大约在1895年，韦伯的一位学生奥芬巴赫在德国的巴登地区做调查，结果显示基督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富有，也较积极投入经济活动。奥芬巴赫的说法是：“天主教徒较安逸，对利润的追求较不饥渴，宁可收入较少，但有较安全的生存，而不愿过较冒险与刺激的生活，即使后者能带来财富与荣耀。”
吃得好与睡得好
换言之，新教徒较愿意“吃得好”，天主教徒喜欢“睡得好”。天主教不鼓励追求财富，在教义里传达的信息是：为富不仁者死后要上天堂，比骆驼要穿过针眼还困难。基督新教的观点相反：鼓励追求经济上的成就来荣耀你的主。
韦伯在这项调查的启发下找到另一项佐证。以英国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991）为例，他的训词是：“不应该浪费我们在尘世上短暂居留的任何宝贵时间，我们唯一的报酬就是在上帝为我们安插的位置上，尽全力去做……上帝己预先知道谁会被拯救，谁会被罪谴，然而只要能在个人的天职上成功，就有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努力经商致富的商人，会因为在职位上的成功，而成为上帝的选民。
因此，韦伯提出一个高度争议性的论点：信仰基督新教的地区，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域，有密切的重叠。这个学说逐步扩充，可以概述成下面的三点：
（1）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催生了基督新教，也改变了对世俗利益的态度，鼓励新教徒追求经济成就来荣耀主。原本地位较低的商人与工匠改变遵循天主教义的心态，不再认为劳动是对罪恶的惩罚，也不再认为辛勤的劳工是低人一等的行业。新教鼓励信众祈祷，直接与神沟通，不再相信宿命说、奇迹论，因而刺激理性主义的发展。这种理性心态对追求经济成就与累积资本，产生长期的推动性帮助。
（2）这种新教精神改变信徒的世界观与作为，信众更勤奋工作，节俭累积。这隐含一个可检验的假说：19世纪产业革命的成功是因为新教精神在16-18世纪已经为工作态度与资金累积做好到位准备。所以产业革命的地区，与信仰新教的区域，地理上有高度重迭性。
（3）反过来说，信仰天主教的地区，信众追求内心平衡，认为睡得好比吃得好重要，认为追求财富的人想上天堂，会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所以在天主教地区很难有积极的工作伦理，因为眼界与活动范围太受宗教观的限制。神权的牵制太强，不易产生理性主义与科学态度。也不积极向海外发展，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与产业革命。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也有类似的局限。所以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进器。
韦伯学说的问题
韦伯命题已多次变身，各国学者自拥异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我认为这个命题的现况，神话的成份远超过科学假说的本分。在诸多原因中，美国学界扮演重要角色。韦伯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1958年由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英译出版，一时风靡英语学界。透过英译本转译各国译本，产生“多手传播”的诸多问题：
（1）语意上的扭曲：帕森斯的译本与德文原著己有微妙扭曲。各国译本在英译的基础上，发挥“多重复印”的失真传递效果。如果韦伯棺中复起，且能读懂各国译本，他必然摇头不语。
（2）潜意识的“托译言志”：19世纪末叶美国经济迅速起飞，除了地大物博、地广人稀、资源充沛这些外在因素，文史学者一直想证明，清教徒与新教徒的信仰，对工作伦理也有积极的贡献。为了证明精神上的优势，曾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想证明资本主义的兴盛就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学说的具体表现：鼓励竞争、汰除劣者，才能让经济更繁盛。
社会达尔文主义隐含歧视偏见，因而逐渐褪色，中性的韦伯学说继而代之：新教的宗教观有助于建立工作伦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美国的强盛是根植于宗教上的激励，只要努力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留美学者，也跟着“摇韦伯旗”，把新教伦理说推到“准圣物”（quasi-sacred）的地位。韦伯的著作与传记风行于世，好几代社会学家深陷其中。在这股跟风下，各国学者也急着检验本国史实是否符合韦伯论点。
新教信仰区确实出现过受人尊崇的发明者、企业家，但过度推广韦伯学说，让人误以为在新教地区人人都深具企业家精神，个个都勤奋节俭。其实在全世界人口中，圣贤才智平庸愚劣是常态分布。如果你要找重要科学家、发现者、企业家，任何宗教区都有，这和宗教精神没有因果关系。不能把“19世纪的产业革命”和“16-18世纪的新教信仰地区”这两个“并列因素”，自动转换为“因果关系”。
儒家思想和新教伦理类似，鼓励节俭勤奋，因此也有些学者用来解释二战后台湾的迅速成长。但是如果真能解释战后亚洲的快速成长，那么又怎么解释1945年之前亚洲地区长期普遍的落后？怎能用形而上的因素去解释激烈竞争、无情淘汰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关键可能还是经济因素，甚至地理条件。
也许你会反问：以中国为例，历代政府权力与控制力甚强，商人不能像在欧洲一样有较大的发展自由度。我举个反论：假如新大陆是中国人发现的，亚、非、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也由中国政府拓殖，工业革命也发生在中国。就算中国仍是君主集权，法家思想是主流，这些文化因素的决定力绝对比不上工业革命、新大陆、殖民地之中的任何一项。
因此，18-19世纪西方的发达，是殖民地市场的开拓创造了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殖民地的开拓。把时间倒退千年来看，西班牙在地中海区曾是强者，阿拉伯人在东西贸易上也强盛过。后来他们没落了，但他们的宗教与文化仍严格地保留下来。如果宗教文化能解释阿拉伯与西班牙的强势，那又怎么说明它们的衰落？答案还是要在经济、地理因素里找寻。
举个近代的例子。比利时北部的荷语区是荷兰人种与文化，但宗教是天主教。南部是法国人种与文化（以天主教为主），东面有小部分是德国人种与文化（以基督新教为主）。所以在人种文化上，比利时是个三元国家，各有独自的系统。二次大战前比利时的荷语区文化与经济相对落后，法语区有凌人的优越感，煤矿与钢铁业也集中在法语区。
战后法语区的矿业没落了，钢铁业被日本、美国取代了，荷语区有了新工业，如汽车装配、化工业、安特卫普港的大量吞吐。荷语区的势力因而兴起，政治权力向北转移。在这个例子里，文化与宗教因素发挥哪些作用？再以台湾为例，战后的快速成长若非国际市场的成功开拓，不管有什么文化精神，都是不济事的。在宗教与成长之间建构关系，那是逻辑上“不相关之谬证”（fallacy of irrelevant proof）。
因此我认为，要谈论经济现象时，得“形而下”一些。单单把经济强盛和文化、宗教因素连在一起，在人类演进史上相当牵强。西方的经济重心从希腊（爱琴海）逐渐移转到威尼斯（地中海），再转到西班牙、葡萄牙（南大西洋），再转到西欧（北海），目前则在北美（北大西洋）。以长期眼光来看，各时期各地区的强盛和信奉某种宗教的关系甚小。
其实，地理与经济力量才是关键，例如威尼斯在贸易上的重要位置、西班牙发现新大陆与殖民中南美、英法的海外殖民与掠夺。这几个经济重心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其文化仍各自严格保留下来。如果英国的发展真能用新教解释，那又怎么解释英国从日不落国演变到今日的衰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