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基督新教的教义积极鼓励经济成就，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可能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这说法显然很有新意，不过已经有经济学家从实证数据来验证这样的说法很有问题。
韦伯观察到，自16世纪起，西欧受到宗教改革影响的地区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如低地国家和伦敦）有相当程度的重叠，他认为这不是单纯的历史巧合。因为新教教会对高利贷、利润这些观念的改变，解除人们在追求利润时的文化压抑，以及潜意识上的焦虑。换言之，韦伯说新教徒在信仰上有一种新的特殊心态，可称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因果关联。
这并非无的放矢，大约在1895年，韦伯的一位学生奥芬巴赫在德国的巴登地区做调查，结果显示基督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富有，也较积极投入经济活动。奥芬巴赫的说法是：“天主教徒较安逸，对利润的追求较不饥渴，宁可收入较少，但有较安全的生存，而不愿过较冒险与刺激的生活，即使后者能带来财富与荣耀。”
吃得好与睡得好
换言之，新教徒较愿意“吃得好”，天主教徒喜欢“睡得好”。天主教不鼓励追求财富，在教义里传达的信息是：为富不仁者死后要上天堂，比骆驼要穿过针眼还困难。基督新教的观点相反：鼓励追求经济上的成就来荣耀你的主。
韦伯在这项调查的启发下找到另一项佐证。以英国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991）为例，他的训词是：“不应该浪费我们在尘世上短暂居留的任何宝贵时间，我们唯一的报酬就是在上帝为我们安插的位置上，尽全力去做……上帝己预先知道谁会被拯救，谁会被罪谴，然而只要能在个人的天职上成功，就有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努力经商致富的商人，会因为在职位上的成功，而成为上帝的选民。
因此，韦伯提出一个高度争议性的论点：信仰基督新教的地区，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域，有密切的重叠。这个学说逐步扩充，可以概述成下面的三点：
（1）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催生了基督新教，也改变了对世俗利益的态度，鼓励新教徒追求经济成就来荣耀主。原本地位较低的商人与工匠改变遵循天主教义的心态，不再认为劳动是对罪恶的惩罚，也不再认为辛勤的劳工是低人一等的行业。新教鼓励信众祈祷，直接与神沟通，不再相信宿命说、奇迹论，因而刺激理性主义的发展。这种理性心态对追求经济成就与累积资本，产生长期的推动性帮助。
（2）这种新教精神改变信徒的世界观与作为，信众更勤奋工作，节俭累积。这隐含一个可检验的假说：19世纪产业革命的成功是因为新教精神在16-18世纪已经为工作态度与资金累积做好到位准备。所以产业革命的地区，与信仰新教的区域，地理上有高度重迭性。
（3）反过来说，信仰天主教的地区，信众追求内心平衡，认为睡得好比吃得好重要，认为追求财富的人想上天堂，会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所以在天主教地区很难有积极的工作伦理，因为眼界与活动范围太受宗教观的限制。神权的牵制太强，不易产生理性主义与科学态度。也不积极向海外发展，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与产业革命。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也有类似的局限。所以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进器。
韦伯学说的问题
韦伯命题已多次变身，各国学者自拥异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我认为这个命题的现况，神话的成份远超过科学假说的本分。在诸多原因中，美国学界扮演重要角色。韦伯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1958年由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英译出版，一时风靡英语学界。透过英译本转译各国译本，产生“多手传播”的诸多问题：
（1）语意上的扭曲：帕森斯的译本与德文原著己有微妙扭曲。各国译本在英译的基础上，发挥“多重复印”的失真传递效果。如果韦伯棺中复起，且能读懂各国译本，他必然摇头不语。
（2）潜意识的“托译言志”：19世纪末叶美国经济迅速起飞，除了地大物博、地广人稀、资源充沛这些外在因素，文史学者一直想证明，清教徒与新教徒的信仰，对工作伦理也有积极的贡献。为了证明精神上的优势，曾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想证明资本主义的兴盛就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学说的具体表现：鼓励竞争、汰除劣者，才能让经济更繁盛。
社会达尔文主义隐含歧视偏见，因而逐渐褪色，中性的韦伯学说继而代之：新教的宗教观有助于建立工作伦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美国的强盛是根植于宗教上的激励，只要努力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留美学者，也跟着“摇韦伯旗”，把新教伦理说推到“准圣物”（quasi-sacred）的地位。韦伯的著作与传记风行于世，好几代社会学家深陷其中。在这股跟风下，各国学者也急着检验本国史实是否符合韦伯论点。
新教信仰区确实出现过受人尊崇的发明者、企业家，但过度推广韦伯学说，让人误以为在新教地区人人都深具企业家精神，个个都勤奋节俭。其实在全世界人口中，圣贤才智平庸愚劣是常态分布。如果你要找重要科学家、发现者、企业家，任何宗教区都有，这和宗教精神没有因果关系。不能把“19世纪的产业革命”和“16-18世纪的新教信仰地区”这两个“并列因素”，自动转换为“因果关系”。
儒家思想和新教伦理类似，鼓励节俭勤奋，因此也有些学者用来解释二战后台湾的迅速成长。但是如果真能解释战后亚洲的快速成长，那么又怎么解释1945年之前亚洲地区长期普遍的落后？怎能用形而上的因素去解释激烈竞争、无情淘汰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关键可能还是经济因素，甚至地理条件。
也许你会反问：以中国为例，历代政府权力与控制力甚强，商人不能像在欧洲一样有较大的发展自由度。我举个反论：假如新大陆是中国人发现的，亚、非、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也由中国政府拓殖，工业革命也发生在中国。就算中国仍是君主集权，法家思想是主流，这些文化因素的决定力绝对比不上工业革命、新大陆、殖民地之中的任何一项。
因此，18-19世纪西方的发达，是殖民地市场的开拓创造了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殖民地的开拓。把时间倒退千年来看，西班牙在地中海区曾是强者，阿拉伯人在东西贸易上也强盛过。后来他们没落了，但他们的宗教与文化仍严格地保留下来。如果宗教文化能解释阿拉伯与西班牙的强势，那又怎么说明它们的衰落？答案还是要在经济、地理因素里找寻。
举个近代的例子。比利时北部的荷语区是荷兰人种与文化，但宗教是天主教。南部是法国人种与文化（以天主教为主），东面有小部分是德国人种与文化（以基督新教为主）。所以在人种文化上，比利时是个三元国家，各有独自的系统。二次大战前比利时的荷语区文化与经济相对落后，法语区有凌人的优越感，煤矿与钢铁业也集中在法语区。
战后法语区的矿业没落了，钢铁业被日本、美国取代了，荷语区有了新工业，如汽车装配、化工业、安特卫普港的大量吞吐。荷语区的势力因而兴起，政治权力向北转移。在这个例子里，文化与宗教因素发挥哪些作用？再以台湾为例，战后的快速成长若非国际市场的成功开拓，不管有什么文化精神，都是不济事的。在宗教与成长之间建构关系，那是逻辑上“不相关之谬证”（fallacy of irrelevant proof）。
因此我认为，要谈论经济现象时，得“形而下”一些。单单把经济强盛和文化、宗教因素连在一起，在人类演进史上相当牵强。西方的经济重心从希腊（爱琴海）逐渐移转到威尼斯（地中海），再转到西班牙、葡萄牙（南大西洋），再转到西欧（北海），目前则在北美（北大西洋）。以长期眼光来看，各时期各地区的强盛和信奉某种宗教的关系甚小。
其实，地理与经济力量才是关键，例如威尼斯在贸易上的重要位置、西班牙发现新大陆与殖民中南美、英法的海外殖民与掠夺。这几个经济重心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其文化仍各自严格保留下来。如果英国的发展真能用新教解释，那又怎么解释英国从日不落国演变到今日的衰退呢？
陶尼与布罗代尔的反驳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理查德·陶尼（Richard Tawney，1880-1962），写了一本《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反驳韦伯。陶尼认为因果关系正好相反：宗教确实会影响人生观，也会改变人们对社会的见解，但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更会影响宗教的观点。
陶尼说，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对欧洲人的宗教观产生重大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问题要往前推进一层：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欧洲人的世界观与科学观产生的影响更大。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主要是因为发现新大陆后，大量白银与香料流入欧洲，造成物价革命，带动产业发展，促进资本主义兴起。韦伯说资本主义是因为信仰基督新教而兴起，那是倒果为因的推理。
新大陆的金银、马铃薯、玉米、香料大量流入欧洲后，许多地方很快就富裕起来，人口大增物价大涨，制造业与贸易跟着活络，商人的地位提升。地主与领主手上的现金相对有限，反而要向工商业周转，士农工商的地位重新洗牌。在这个大翻转的过程中，过去被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富裕之后就不肯再受教宗指挥，甚至公然抗命。封建领主相对衰落，农民起来反抗长期的压迫。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以英国的亨利八世为例，他以离婚官司为由，公然与罗马教宗决裂，国王的地位超越过教会。这些“叛逆”的背后，虽然有宗教界的长期恩怨，但经济成长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扮演推波助澜的效果。所以不是新教导致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促进新教的茁壮成长。
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也反对韦伯的说法。他跳脱“宗教与资本主义”的争论，从地理变迁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在北海地区（正好是新教信仰区）发达的原因。他认为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韦伯命题，反而会把问题复杂化。
他根据史实提出“经济地理变迁说”，基本论点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已经取代地中海区域（尤其是意大利）的经济优势。这类经济重心的迁移在历史上很常见。例如伊斯兰教徒兴起后，拜占庭就衰落了。伊斯兰教的经济主宰权后来又让给欧洲人（西班牙、意大利）。到了1590年左右，欧洲的经济重心再度迁移，这次是移往北海，这个当时最繁盛的地域正好是新教徒居住的地区。
从经济重心迁移的观点来看，欧洲的主控权曾经在地中海的不同地点由拜占庭、伊斯兰教徒、意大利人轮番主导过。后来地中海的风光逐渐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控制的南大西洋海域抢去。在16世纪末宗教改革时，如果能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话，是应该用在欧洲的南方（意大利与西班牙）。
为什么南方的经济重心会移转到北方？有一项简单但重要的因素：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王室紧抓海外经营的独占权，主要是为了能增加国库收入，应付日益短缺的政府开支。从海外回来的船货都要收一笔可观的税金。商人马上意识到，再往北走几天，就可以把货物在北海的安特卫普、布鲁日（Bruges）、阿姆斯特丹等港口出售。不但能免除西班牙、葡萄牙的重税，货品也能透过多瑙河、莱茵河这些内河航行网，销售到对殖民地货品需求很高的内陆，价钱还卖得更好。北方的港口方便，又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市场，在舶来品的刺激下，北海地区的商业与金融交易日趋活络。
也就是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做法其实是产生“推力”的另一项关键因素，因为北方的开发程度较差，生活水平和工资比南方低，所以南方的工业逐渐被北方的低工资、大市场、廉价的内河运输网、沿海的高效率船队，这些有利条件抢过去。加上北方的资源（木材、谷物、羊毛）比南方丰富、价格又低，北方人工作较勤奋（相对于南方的“懒惰”），工业生产的重心就逐渐由南而北移。
1590年左右，整个欧洲的景气正走下坡，对繁盛南方的打击比刚要起步的北方严重，这是北方站起来的好机会。南方的海外贸易因为国家的制约而移转到北方，南方的工业也逐渐不敌北方的优势条件，工商业因而进行重心转移（当然这是个缓慢的过程）。
这种经济地理的解释并不排除宗教改革对北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帮助。相对于不同教派间的歧异分散，宗教改革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一个有组织的北方社会，这在对抗南方的商业竞争时是个有利的团体条件。宗教战争使新教徒之间形成有社群意识的网络，在国家意识发达之前，这对商业贸易产生作用。
经济重心迁移之前，南方的威尼斯是资本主义重镇，可是威尼斯人并不信奉基督新教。曾经掌握地中海域的拜占庭与伊斯兰教国家在经济上的强势主控权与宗教信仰或教义有哪些关联？如果渊源长久的儒家思想能解释台湾战后40年的快速成长，又怎么解释宋明以来长期的衰退？
所以韦伯命题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基督新教的贡献。任何宗教信仰的族群只要具备当时的有利条件，又碰巧站在西欧北方那个历史潮流与位置上，任何勤奋的社群都会有类似的成就。新教的贡献是在鼓励一个勤奋的民族，而不是造就让北方兴起的有利条件。如果那个历史要点被中国或日本占据，成就会较差吗？在那种经济环境下，有哪个种族或哪种宗教信仰会不适合资本主义发展呢？
资本主义不是在某个时期，由某些人在某个地方“发明”的，这就像爱因斯坦并未“发明”物理学一样。新教徒是西欧封建领主制度崩坏后，在新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缓慢茁壮过程中的幸运儿，虽然新教扮演重要角色但却没有发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制是不能发明的。
布罗代尔从地理变迁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在北海地区发达的原因。
数据显示韦伯的论点有误
韦伯这个观点引出许多研究，但绝大多数这类文献都是在韦伯所提出的“宗教（文化）精神与资本主义”上纠缠，很少从韦伯命题“之前”的角度来检讨这个命题的历史情境。也就是说，很少人检查过韦伯当初是根据哪些史实提出这个命题？韦伯对那些史实的理解可靠吗？
基督新教的教义与经济成长的发展是历史上的巧合（相关），还是有因果关系（新教精神带动积极追求经济成就的动机，因而促进资本主义发达）？在统计工具的发展下，学界已经有研究证明这是逻辑上“不相关之谬证”。
社会学界也做过统计分析，基本上不支持韦伯论点，雅克·德拉克洛瓦（Jacques Delacroix）和法兰索瓦·尼尔森（Francois Nielsen）2001年发表的研究发现，信仰基督新教的人口比例，与平均每人的财富、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时间、1870年代的铁路网密度、1850年代的婴儿死亡率、农业的男性劳动力、工业的男性劳动力都不相关，换言之，19世纪的欧洲各国信仰新教与否，与平均所得、金融市场的建立等重要经济因素并无统计的显著关系，因而明确地反驳韦伯论点。如果铁路网是发展的重要指标，1900年代的证据是：新教区的铁路网整体来说比天主教区落后，这与韦伯论点完全抵触。
慕尼黑大学的经济史学者戴维·坎托尼（Davide Cantoni）则找了汉堡、柏林、维也纳、慕尼黑、法兰克福等过去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272个城市1300-1900年的资料，分析宗教与经济发展、城市大小、生育率与识字率的关系。选择神圣罗马帝国，是因为那里的教派很多元，可以拿来比较，再来就是各城市的宗教信仰在16-19世纪很稳定，不是新教就是天主教。结果发现基督新教与经济发展无关、与样本的大小或挑选偏差无关（表示这是普遍现象）、与生育率、识字率无关。宗教信仰只是文化因素，在广阔的神圣罗马帝国地区，600年的资料完全否定韦伯命题。
这告诉我们，天主教区的经济成长未必居于劣势，基督新教区的经济优势说，恐怕是缺乏史实的误解。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8日《南方周末》。作者为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