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秀岩丨福柯的“言述研究”与郑玄的“随文求义” ——文本与理论之间

文丨乔秀岩

世事难预料，年过五十回东京，我开始阅读日文翻译的西方著作。直接原因是在东京的私立学校教书，需要诱导十八九岁的小朋友们接触、了解西方现代人文学的基本思路；间接原因是我怀旧，想要看看三十年前我的学长、同学们热心阅读的究竟是什么。

弗洛姆1941年发表的《逃避自由》，有分析群众心理来抨击法西斯的明确目的，虽然主要论点很单纯，而且心理问题无法论证，但用心理学解释历史现象很有说服力，他指出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大问题。列维-斯特劳斯1955年发表的《忧郁的热带》，体现了20世纪前半段的西方人文教养，虽然表述过于文艺，加上翻译有时很难理解文义，但思想成熟，意蕴丰富，可敬可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自己列出受到过最大影响的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索绪尔，弗洛姆则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韦伯。所列一共四位学者，我们都不陌生，但韦伯、马克思似乎有些过时，索绪尔早已经是传说，至于弗洛伊德讲口唇、肛门之类的，我们不能不觉得好笑。这不是说今日的认识比六七十年前更进步，其实列维-斯特劳斯和弗洛姆都曾说明弗洛伊德的观点无法直接接受。 在此我们要注意，问题不在观点，而在思路。观点不过是学者思考的结果，重要的是如何思考。有价值的是生命运动，决不是生命体留下的残骸或屎尿。 列维-斯特劳斯、弗洛姆他们都是善读书者，所以不拘泥于表面观点，而能透过观点的表述，触摸到马克思、弗洛伊德等先人运转思考的脉搏，在其启发下发展自己的思考。

虽然我看福柯看得不多，也很难有耐心仔细阅读，但感觉他要讲的意思应该不是很复杂。论述倾向繁冗是因为他要说明不能直接用语言说明的问题，只能通过大量叙述试图让读者体会。其实福柯接触过大量古代文献，所思所论都以这些经验为基础。我怀疑日本翻译、介绍福柯的学者大都只学过法语和现代思想，很少有研究古代文献的经验，所以离福柯进行思考的现场有较大距离，产生过多的美感。他们只学福柯的皮毛，玩弄修辞而自己兴奋，空虚得可怜。最近见到研究先秦思想的一位师兄，谈起福柯，他说很久以前看过福柯，觉得讲的道理都很简单，后来就不看了。我也觉得，像我们这样平常接触中国古文献的人，恐怕比学西方现代思想的学者更容易理解福柯。

例如福柯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科学的考古学——对认识论小组的回应》 （Sur l’archologie des sciences. Rponse au Cercle d’pistmologie） 中说明静态语言分析与动态言述研究的差异，说前者的问题是：“这些表述是依据何等规则形成的？依据何等规则可以形成其他类似的表述？”后者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如此言述，而不是其他任何言述？”也要注意动态言述研究与深层思想分析之间的差异。深层思想分析要超越言述，探讨背后可能存在的作者真意，有时甚至要探讨作者无意识的思想。换言之，思想分析都要探究静态思想，即使认为言述表面的意思并不一定代表作者本心，但在言述背后仍然要假设一种潜台词表述，讨论其思想。 言述研究不是在言述背后找另一个言述，而是讨论为什么这一言述只能是这样，而不是别的。

看到福柯这些论述，我差点要笑出来。因为我们平常打交道的贾公彦、孔颖达他们，就是在做这种讨论。南北朝至初唐的《三礼》义疏学，主要在研究每一条经文、注文为什么是这种说法而不是别的。义疏里面经常看到“必”字，并不是“必须”的意思，而是说明“是这样而不是别的”的排他性。近十年来我经常以焦点的不同来说明郑玄、贾公彦与清代礼学之间的本质差别。同样在看经书，清代礼学家的视线焦点在经文后面的礼制，郑玄、贾公彦却把目光定在经书文本上，所以看到的风景很不一样 。 福柯说：“‘言述’研究指向的是，在其作为事件的狭隘性和独立性来理解‘言述’。”说的就是郑玄“随文求义”，同一个字在不同文本中都要参照上下文做不同的解释，与中唐赵匡以来至清代王引之、孙诒让等人，要将语词从文本抽离开来，用归纳的方法确定词义截然不同。 我们自己读书，也都会考虑为什么在这里用这个字，而不是别的字。我的师祖孙人和先生常说“不校不读”，祖师顾千里对宋版文字的变化都有很多精彩的解释，都在探究我们阅读的文本文字的所以然。其实，《春秋》学有一字褒贬之义，先秦已经相当发达的训诂、校勘，莫不皆在谈论“言述”。在这里，自然可以考虑方块文字与拼写符号的差异给人们思考习惯带来的不同影响。拼写的符号本身没有意义，所以人们以文字为跳板，直接进入符号所指内容的思考。方块文字本身具有意义，字形与字义分不开，无法撇开文字只思考内容。不禁遐想福柯若能读到郑注贾疏，不知会作何感想？

“言述”研究不是福柯的终点，而是一种手段。 他最后还是想要掌握世界的所以然。19世纪相信客观世界，20世纪初认为世界以语言形成。后来要用结构来理解世界，但结构只能提供静态模型，所以福柯希望有办法掌握所以形成这些静态结构的原因。讲到这里，有点玄学的味道。中国古代也有道、无、理、气等，跟福柯一样都是希望掌握世界所以然的尝试。就结果来看，福柯的尝试似乎没有成功。福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恐怕是疯癫、医疗、监狱、性爱等具体问题的历史结构分析，所以他往往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学者，尽管非他本人所愿。作为克服结构主义局限的新思路，巴赫金的交流理论好像很重要。不过我认为，巴赫金的魅力也在他能广泛深入探讨文学史相关的历史文献，理论虽好也没有具体文学史现象有意思。福柯、巴赫金如果没有他们那种思辨能力，就不能在文献堆中找出问题，做出精彩梳理给我们看。但他们的理论，至少在目前，恐怕没有独立的价值。

福柯是我们的同行。所以他在哲学家让·依波梨特的追悼会上，引用歌德《浮士德》如下一句来结束他的演讲：“理论是灰色的，绿色的只有生命的黄金树。” （《让·依波梨特1907-1968》，Jean Hyppolite 1907-1968） 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巴赫金都是西方最出色的读书家、思想家，我们应该时常接触，让自己受启发。但我们还是读我们的历史文献最要紧。西方语言一门不通，又没接触过任何西方历史文献，我就是没有能力深入体会西方学者的思考。我的材料不在那里，而在这里。经学文献尤其唐代以前的经学文献，实在有太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成堆的高质量文献，还在等着我们去解读。

《义疏学衰亡史论》与《礼是郑学》

收入三联书店“古典与文明系列”

我是1999年提交博士论文，2004年在陈苏镇老师、牛大勇老师他们的热情帮助下，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工作，以历史文献学和经学史为教学方向。 从此一纪十二年，我仿佛做了一个北大梦，太多刻骨铭心的回忆。 华喆是陈苏镇老师的研究生，2005年进来已经博通经史，人也很成熟，而且乐意经常和我一起吃饭聊天，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业上，对我帮助都很大。他的兴趣非常广泛，也很关心元史。最后写博士论文，选了汉唐经学为题目，让陈老师有点担心。但我都能写的题目，以华喆的才华自然可以驾轻就熟了。三联推出由甘阳老师、吴飞老师主编的“古典与文明”系列，有种种偶然的原因，以我的博士论文和华喆此书为第一批出版。华喆的文史基础比我强很多，两书摆在一起，拙作不免要逊色了。我不仅不害怕，还厚着脸给华喆的书写序，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分别都尽力了。

乔秀岩 谨识

2017年5月9日

乔秀岩先生（左）与《礼是郑学》的作者华喆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