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 | 假如当年我去了深圳

文史砍柴 · 公众号 · 自媒体 · 2019-11-25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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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书城（龙岗店）看到拙著《找不回的故乡》，此书还能在大厅码堆，我以为是深圳有太多和我共同经历的人

第一次看到“深圳”这两个字时，我念作“辛俊”。湘中老家就是这么发音的，把路边的水沟叫“圳”，修水渠曰“修圳”。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地名就很火了，村里仅有的几台黑白电视机里不时提起这两个字，乡亲们口口相传本乡的某某去深圳发大财了。本家一位叔叔在宝安县和香港的边境当过兵，很不屑地说：“深圳有什么呀，一个小镇子，不如我们县城。”本家叔叔的态度，对村里年轻人接二连三地南下广东毫无影响。在老家人的心目中，广东似乎只有两个地方，不是广州就是深圳。

我第一次去深圳，是在2001年，已经大学毕业定居北京八个年头了。记得那次是作为北京一家报社的记者，去采访南粤大地的务工人员权益保护问题。第一篇文章发在头版，标题是《他们，搭建起现代化的脚手架》。这标题有些抒情，有些小资，有些虚头巴脑，我现在很不喜欢的腔调。可谁没年轻过呢？谁的的文字又能完全摆脱时代的痕迹？

此后我大约去过十来次深圳，不过多在罗湖、福田、南山几个核心区转悠。我第一次去深圳却在当时尚属偏僻之地、与特区还有关卡阻隔的龙岗区呆了不短的时间。龙岗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夜幕降临的布吉，广场上、道路旁到处是年轻人，以女工为主，用摩肩接踵、举袂成幕形容一点不为过。只是这些年轻人大多短衫、短裙或短裤，无袂可举。他们劳累了一天，下班后吃完晚饭，走出拥挤、逼仄、灰暗的宿舍，三五成群来街上散散心。我知道他们中间，大约有相当比例的人是我湖南老乡。那时的龙岗，处处还可见筚路蓝缕般的草莽气和弥漫在空气中的青春味道。

这次是第二次近距离地观察龙岗，缘由是受当地有关部门邀请，来“品读龙岗”。“品读”两字夸张了点，三天时间，只能称得上“速读”。同行的有文化学者韩浩月，这位山东籍兄弟是寡言君子，从不和我抢话茬。另一位同行者是吾乡才俊、著名的近代史学者谭伯牛，他本人更愿意自称为“歌手”。和伯牛初识在十六年前的北京朝阳路边上一家傣族酒楼，介绍我俩认识的莫之许事先告诉我，谭伯牛比较腼腆，不爱说话。——后来才知道老莫识人是多么的不靠谱，伯牛的话痨指数远超于我，每次在一起我就把话语权拱手相让。一则是因为我比他大两岁，兄让弟理所当然；二是他的声音浑厚而有磁性，达到“声优”水准。听他说话，我唯一腹诽之处就是他太毒舌，贬损古人或今人绝对是句句见骨，不过偶尔也自黑一下，以示他就是这样，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

到龙岗参观的第一站是大芬油画村。对大芬我早有耳闻，但得知全球75%的油画出自这个原来只有300多人原住民的自然村，去年产值接近50亿元，仍然觉得很惊讶。要论艺术人才之多，深圳当然不如北京、上海。北京以前有圆明园画家村，而今有宋庄画家村这样的聚落，但只有在深圳这样的城市，油画才可能形成一种产业。其中的奥妙在哪？无非尊重市场而已，而市场最重要的要素是自由：资金自由流动，人才自由流动，信息自由流动，商品自由流动，政府尽量少去干预。

▲大芬街区怒放的三角梅

我原来想象中的大芬应该是一家作坊接一家作坊，闹哄哄地像个大集市。当徜徉在这片街区时，我发现自己犯了想当然的错误。这里并不喧闹，美术馆建得很别致，街道干干净净，墙角开着艳丽的三角梅。来往的人走得从容，画工们在安安静静地作画，对我们的围观视若无物。在太阳山艺术中心，我看到一朵小小的睡莲，在石缸里悄悄绽放，那一刻，我心沉醉了。

▲太阳山石缸里的睡莲

下午，我漫步在甘坑客家小镇时，突然想到：如果我当年大学毕业来到深圳，我的人生将会怎样？现在做什么呢？会遇见什么样的女子结缡？比现在富有吗？比现在幸福吗？

人生不容假设，每一次选择就意味着放弃其他的可能性，而放弃的很可能更加精彩。我大学毕业时的1993年，正值邓公南巡后一年。深圳特区在经过两、三年的迷茫后，被重新注入活力。那时候许多大学毕业生如一群群大雁，飞越南岭，纷纷在珠江三角洲特别是深圳落脚。其中许多人不要户口，不要人事关系，就拿着一张文凭，凭着满腔年轻人的激情，在这座城市里寻梦。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大多数人过得不错。

我当时并非没有动过南下深圳的念头，但作为一个好不容易从乡村考出来的农家子弟，“稳妥”是对未来人生设计的第一考量，对不确定性很是害怕。宁愿压抑“闯荡一番”的野心，也要去找一个能进户口、接纳人事关系的单位，即通俗所言的“铁饭碗”，于是最终选择来到北京。而今人到中年才明白一个道理，凡是饭碗由别人控制，哪有什么铁的、瓷的区别？

我距今最近的一次来深圳是今年7月，那次颇有余暇，于是有中学同学随便一招呼，在深圳初中、高中同学十几位聚在一起，把酒共忆往事。这些同学中，有人是大学毕业后来此就业，有人是在老家工作几年后辞职南下，有人时当兵来到广东后来做了军官转业留在此地，有人是高中或初中毕业，升学无望就南下深圳打工，多年后成了老板在此开厂、开店，娶妻生子..........

比起北京，深圳对外地人而言有着更大的空间，其包容性在中国大陆城市中应是第一。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人，只要能吃苦，认真做事，运气不太差的话，在这里总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过着比故乡要富足得多的日子。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代人，仍然如父辈一样，只能在湘中那群山之中一个个村落里生存，每日照料着一亩三分地，一定是长年在温饱线上挣扎。邻里之间甚至是兄弟妯娌之间，为一只鸡、几个瓜、两尺地起争执甚至大打出手，亲人而成仇敌。这些人有机会来到深圳，他们有人办实业颇有成就，开始回馈故乡，捐资给家乡的“助学基金”，或者捐钱修祠堂、族谱和村里的道路。贫穷，从来就是道德的敌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那是极少数人的自我期许，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是“仓廪实而知礼节”。

我们这代人，并不比自己的父辈聪明，更不比他们勤劳。只是我们在正当年华时碰上好时期，过去四十年发端于深圳和南粤大地的经济腾飞，让我们赶上了。一个民族前行之路，一次小小地拐弯，耽误的便是一代人；而几十年顺应世界大潮，则让一代人受益。

龙岗是客家人聚集区，客家人是逃避战乱播迁至此的中原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定居于此的外地移民。多少年后，移民后代成了原住民。过去四十年，迁移到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的“新客家人”，其数量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移民都要多。单说湖南一省，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长住深圳的湖南籍人士超过了120万，是除广东籍外最大一个族群。自清代康熙年间湖南建省以来，从来没有过在外省一个城市，聚集了120多万湖湘儿女。

这些新客家人，在这座城市里经过打拼，当然有过难以忘怀的艰辛，也曾有不愿为外人道的苦楚。但大多数人在此立住了脚，他们和他们的子女的生存状况，比起滞留故土有着极大的改善。而龙岗和整个深圳，也因为这些新客家人的奋斗，从大鹏湾之滨的一片荒凉之地，成长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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