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得水》剧照,图片来自:https://movie.douban.com
记得电影《驴得水》2012年舞台剧巡演时,宣传单上曾印上一行小字“一切知识分子都是纸老虎”,导演在解释这句宣传词时说:“ 面对社会,知识分子相当没有行动力,是最无力而容易妥协的。”抨击或表现知识分子灰头土脸的一面,并不是《驴得水》的首创,早在五四时期,鲁迅的《伤逝》与郁达夫的多部小说创作,都已然体现对当时知识分子行动的怀疑和反思。而钱钟书的《围城》、王朔的新时代市民小说与阎连科的《风雅颂》等作品也在不同时期揭露了知识分子群体在大时代下的尴尬。如今,当消费社会的观念不再新鲜,金钱代替知识成为大量年轻人的首要目标,知识分子已经且仍然在逐渐边缘化的进程中。知识分子被污名化,被成为很多人“降格”的工具,“百无一用是书生”也一次次被老调重弹。那么,是什么让知识分子沦落如此,是什么让知识分子越来越灰头土脸?本文初稿发布于706青年空间,二稿发布于《中国青年杂志》,完整版现首发于微思客。
“普通读者”第十期
是什么让知识分子越来越灰头土脸?
宗城 | 微思客编辑
一.知识分子不是知道分子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知识分子曾经是个风光的群体。虽然手无寸铁,却能通过手中一支笔,对社会结构和普遍价值观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福科曾说:“知识分子就是由于道德上的、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原因自觉地成为(可以发出自己声音的)普世、大众价值的代表。”而这些代表,在社会上也往往受人尊敬,甚至收获如潮的掌声。
但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这个名头虽然仍有分量,却肯定不比当年了。知识分子的言论对社会结构和普遍价值观的构建究竟作用几何早已被怀疑并重新评估,知识分子,尤其是在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正在步步边缘化,甚至在一些场合知识分子自己都羞于自称知识分子,而在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中,知识分子示人的形象也被嘲弄——空想、懦弱、虚伪、滑头,知识分子变得平凡甚至有些灰头土脸。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知识分子一步步走向卑微?是什么,让他们的言论分量越来越轻?
要谈论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矫正的误区是——知识分子不是知道分子。
这个观点并非我的创造,王朔和老侠的对话录就曾涉及,但谈论知识分子,这个观点有必要重说。读书读得多,一年三百六十五本,学识渊博、旁征博引,令人佩服,但还不能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需要带着怀疑的眼光入场,对眼中的一切提出疑问,进行思考,发表出属于自己的创见。知识分子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会被鼎沸的哄闹声盖过,知识分子的发声目的,不惟取得预期成效,更在于对得住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读书人闭门自居,不过是前人观点的复述机或者收藏库,那他充其量只是知道分子。
可惜的是,今时今日,很多“知道分子”装裱一番,却也能冒充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头衔,已经被过度消费,似乎读过写书,能发发议论,就可成为知识分子。
《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图片来自:https://movie.douban.com
二.犬儒之风的蔓延
如果知识分子因为外界的压迫或境遇的苦闷就阉割自己批判的责任,他可以抱怨社会的黑暗、人心的凉薄,但他要明白:是他自己选择了龟缩。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道德责任,做一只沉默的乌龟,这对社会的良性运转没有建设性意义,也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面对强权的施压,越来越多在言论上具有优势的人选择闭嘴,选择犬儒。
知识分子用力有不逮做沉默的理由,本质上不过推诿的说辞。他不需要为此坐牢忏悔,那和大字报整人没有区别,但他没有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一条有必要被指出来,有必要被怀疑。政治高压的年代,知识分子出于求生,出于保护他人,选择沉默,可以同情。但值得被提倡的,是以命做赌,坚持批判、坚持怀疑的知识分子。
《围城》剧照,图片来自:https://movie.douban.com
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知识分子与歌功颂德处于暧昧关系。世之高洁者不过一二,其它人,欲拒还迎。
所谓歌功颂德,即颂扬功绩和德行。《史记·周本纪》:“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宋·王灼《颐堂集·五·再次韵晁子兴诗》:“歌功颂德今时事;侧听诸公出正音。”歌颂歌颂,被颂扬的主体,是统治集团,是上层阶级。
早在封建时期,统治者就对知识分子的歌功颂德,内心隐隐欢喜。若是从前脑后有“反骨”的知识分子,一改话风,那于统治者便是招安成功,喜上加喜。小喽啰的夹道欢迎,自然是例行公事。毕竟,知识分子之于公文写手,社会地位与名望皆更上一层,且其语言的公信力尚有左右公民思想流向之良效,它的威力,甚至盖过国家宣传机器。也难怪历朝历代统治者皆动过脑筋,希求知识分子主动流入宣传机器。
既是歌颂的话,那就服务于宣传的性质,就面向万民,力求在百姓间传播更广,难免大而空泛。就如晚会典礼的庆词,歌颂的话,也需大量使用公共语言。什么是公共语言?就是被嚼到无味的口香糖、被流水磨平的青石、被岁月钝化的匕首。字词诞生的初衷,在于对一种情绪的准确表达、一种物件的精到描述、一种状态的合理阐述。但在传播扩散之中,经过千千万万张嘴,由于千千万万人理解的偏差、认识的局限,那投身于公共场合的字词,势必钝化,离力求准确的初衷,渐行渐远。就如“伟大”之于我们,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
而语言忌讳钝化。以诗人的语言为例。西方有个说法:诗人最接近文学的本质。夸赞一个作家,极高的赞誉就是——他是一个诗人。诗人致力于对语言的探索,通过陌生化的意象,奇妙精炼的语句锤炼,力求不断接近对一种存在的准确描述。诗人即私人,做为私人情感的捍卫者,有意或潜意识,避免公共语言的侵蚀。更何况是流于大而空泛的公共语言。
这是一种诗性血液流淌于内的外化,而但凡钻研文学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沾染了诗性的熏染。
说回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参与歌颂,往往主动或被动,迎合上层需求,那么当他写下那一团一团蓬松的“棉花”时,难免趋于自上而下的视角。加上他正处于“狂热”(为了歌颂)的状态,与底层的距离就更加疏离,难免有空中楼阁之嫌。而语言的锤炼,脱不开“平视”。正如知识分子看待父母、看待罪犯、看待贵胄,都以人为前提,知识分子审视自己,也是建立在,首先,自己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现世的身份”。人之于人,平等视之。如此,语言更加有血有肉,更有诚挚的温度。
脱离平视,走向俯视;脱离厚实土地,走向空中楼阁;脱离平静克制,走向狂热喧闹,语言将流于干瘪、流于陈腐。
知识分子的笔触大多游走于善与恶、黑与白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这也是为何,一旦过于用道德审判知识分子笔下的文本,往往两头尴尬,不得要领。而歌功颂德,恰是一种掠过灰色地带,直截了当肯定“正面”(且这种价值判断由官方宣传机器提供),其实质是一种粗暴偷懒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
政治威逼学术的年代,知识分子们,有的沉默,有的用歌颂表态。沉默的人,或是消沉地退场,或是冷静地在场。他们希望于沉沉的乌云下,找一间牛栏瓦房,静静审视狂暴着的一切,并保存自己语言的“快活”。而歌颂的人,便是以折堕语言为代价,换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整一个更响亮的话筒。(写文革的,可删)
最令人无语凝噎的,还是迫于种种原因,到底不能沉默的人。留给他们的只有:歌颂或者死亡。这是酷吏在用鞭子拷打他,催问他:语言与个人生存,快快选一个!
对于知识分子,歌功颂德本身,便是钝化语言的帮凶。倘若某一天,歌功颂德还由不得己,那就是更大的黑色幽默了。
《午夜巴黎》剧照,图片来自:https://movie.douban.com
四.不沉默,却滑头
如今,很多知识分子不沉默,但也很滑头。怎么个滑头法?净说片汤话。
足球直播,有一种解说,一遍遍念叨:“主队要加强进攻,做好防守...场上队员不要心急...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赢家...”听起来,都很对,可仔细一想,分明是有道理的“废话”。这些话不涉及深入的战术分析,不清楚交待场上的形势,不过是讨好八方的片汤话。滑头的知识分子便如此,佯装积极参与公共议题,尽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又生怕得罪人。出于讨好、迎合的目的,一遍又一遍撰写文章为“政治正确表面化”摇旗呐喊。如果你细细剖开会发现里面不过一团浆糊。
我看不到滑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像变色龙,总能在不同立场间切换自如,又看似每一次都站在正确的三观上。也许,他们最大的立场是使自己介入公共讨论,又全身而退。
在古代,这样的人叫乡愿之徒。
《过把瘾》剧照,图片来自:https://movie.douban.com
五.不要灌输意志
每一个人说出口的话,都在向外界传递他的认知。当我们讨论公共议题,我们无法避免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正是我们的价值观指引我们进行探讨。
所以,知识分子输出价值观并不是可憎的事。一个多元的世界,容许价值观的相互碰撞。知识分子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欲望,甚至也有说服别人,让自己的看法上升为可以用资本、权力变现的欲望。这都不过常情。
但是,倘若输出的欲望膨胀为灌输,那么这个知识分子就值得警惕了。
六.缺乏悲悯意识
知识分子要看得起自己,这是自尊的要求。一个看不起自己的人,希冀他看得起别人,恐怕一厢情愿。看得起自己,不是要知识分子自恋,自恋容易自大,自大的人享受被他人崇拜。知识分子被崇拜不是好事,知识分子自身也要被批判看待,也要不断反思。我们说看得起,是叫知识分子正视自己,认清自己,珍惜自己的权利,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知识分子明白个体的可贵,才会尊重一个人存活的价值,才会对掌权者、暴力者对他者的施虐、奴役行为保持警惕,并站出来为被欺凌者说话。
有悲悯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可贵。这不是说知识分子要有圣母情节,不顾事实与现实的困难、不顾人的正常心理,只一味抢占道德制高点。悲悯意识恰恰是贴近烟火,设身处地的。一个没有悲悯意识的知识分子,冰冰凉凉,近乎刻薄,眼见人文的破败而不作声;遭逢生命的残害仍无所动,过着所谓隐士的生活,有幸享有孤高的清誉,可又留下了多少,自己之外,对他人,对世界有益的东西。
《琅琊榜》剧照,图片来自:https://movie.douban.com
七.对待权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知识分子尊重权威,但更尊重追求真理的信条。权威的遗产是用来反思的,是用来被超越的,知识分子不需要像游客一样隔着玻璃恭维了事。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研究鲁迅,写论文,有意见就写出来,没有意见不要凑字,哪怕到截止期,为了赶任务,东拉西凑掉书袋,洋洋洒洒万言书,也称不上合格的成果,也不是对权威的尊重。
但就如上文所言,知识分子更不需要歌颂。托尼-朱特认为,知识分子为极权暴力曲意辩解是不负责任,而歌功颂德,往往就是维护极权,为崇拜辩护的惯用伎俩。“歌功颂德”比起其它的政治介入方式,其潜在误导性都要大得多。简而言之,“歌功颂德”是一种放弃怀疑姿态,而加入“狂热”的肯定判断的载体。其本身弥散着强烈的煽动性、灌输性、形式性。富有文采的,颂歌般对权威、领袖的赞誉,像一记重锤在怀疑权威、怀疑领袖的墙壁撞出一个大窟窿,聒噪的群体将更为聒噪,本就盘根错节的权力崇拜观将更有市场,滋长于公众的土壤,而保持慎独的群体的生存空间也将被进一步挤压。毕竟,向来标榜慎独、怀疑的知识分子都狂热地入场了,还有谁有勇气拒绝。(重复谈歌颂,可删减)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对权威保持怀疑并不意味着打破原则地去冲击权威。知识分子破坏原则地去打倒权威,是在给自己自掘坟墓,也是“知识分子污名化”的重要原因。权威既可以通过权力、武力获得,也可以通过智识树立,前者如政治领袖、军人头领,后者如知识分子中的大师。知识分子的言论威力和自身名誉,本身就要靠言行构建的“威信”来支撑。打倒权威是处于武力上升期的政治家或军人乐见之事,因为他们的胜利势必要先瓦解上一代或对立者的权威,知识分子此举无异于帮他们清扫障碍。而所谓的培养民众“质疑”精神,他们不怕质疑,只要枪杆子还在自己手里,大可以打到你低头。知识分子却情况不同,知识分子握不到枪杆子的话,权威被质疑瓦解,自身地位逐渐低落就是迟早的事。说出这些话,并非要知识分子臣服权威,知识分子,尤其是想要建立新的政治或文化生态的知识分子,要挑战过去的权威是情理之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需要遵守基本的底线,要保持知识分子的风骨,如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后折损的是知识分子整体的声望,降低的是知识分子行事的底线,害的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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