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名人】黄文欢——“叛逃”中国的越南最高领导人

流利越南语 · 公众号 · · 2024-05-17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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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编来给大家介绍越南的“二号国父”黄文欢。黄文欢与胡志明是同乡，都出生于越南乂安省，都是越南共产党的先锋领袖。说起黄文欢的一生，可谓是传奇，但结局却令人唏嘘。

1905年黄文欢出生于越南乂安省。他在胡志明的带领下来到中国广州，参加了胡志明在广州创建的革命训练班并学习军事，还被授予了军衔。1935年，黄文欢在昆明、长沙等地开展越南革命活动。1930年他加入印支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并且是主要创始人之一。

1935年，黄文欢再次来到中国，辗转南京、长沙、昆明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直到1942年才返回越南。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黄文欢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越南卫国军全国政治委员等职务，领导越南人民军抗法运动。

1950年1月18日，成立不到半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到1957年，黄文欢被任命为越南驻中国代表，同时他是越南驻中国首任大使。

胡志明委派黄文欢为越南驻中国代表。黄文欢早年追随胡志明投身革命，但从未接触过外交工作。当时新中国正为第一批驻外大使举办培训班，经周恩来同意，黄文欢也参加了这个培训班，公开身份是归国华侨，化名“老蔡”。

中方为黄文欢开展工作提供了一切便利条件，并在北京史家胡同为越南提供了一处大使馆馆舍。除安排黄文欢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外，还安排他向毛泽东递交了委任书。

在北京通过与其他国家使节的接触，黄文欢意识到越南政府代表的级别比大使要低，给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经请示国内，1950年12月20日，越南政府正式任命黄文欢为驻华特命全权大使。中方为他举行了呈递国书的仪式。

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让黄文欢身上有很深的中国烙印，他称中国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写得一手好的汉字，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黄文欢还与我党很多领导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58年黄文欢回到越南，担任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之后还历任了越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多个重要职务。

胡志明还在世时，中越关系深厚友善，既是同志又是兄弟。可黎笋上台篡夺越南党、政、军领导权后，背离胡志明生前制定的“对华永远友好”的外交路线，就开始执行亲苏反华政策。1979年越南甚至派兵入侵中国边境领地，射杀中国边防军人，对在越华侨进行大面积驱逐。

黄文华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的老战友，站了出来反对，多次在大会上公开驳斥。可这样一来也遭到了无情的打压。

1976年越共四大上，黎笋以“体老多病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为由，剥夺了黄文欢其他职务，仅为他保留了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一职。

黄文欢是胡志明的左膀右臂，深受越南人民爱戴，所以为了打压黄文欢只能将其不断的“边缘化”。更过分的是，还在黄文欢住所内安装窃听器，堂而皇之在其周围设立了哨岗。

1979年4月，黎笋集团举办了一个所谓的“战胜侵略者”展览会，黄文欢对此丝毫不感兴趣，但还是被强令参加。为了表达自己的态度，黄文欢当天身穿中国解放军军装出席，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黄文欢处境更艰难了。因此他有了换个地方继续革命的心思。没过多久，他被查出肺部有一块阴影，越南医院认为可能是肺结核，只是按照当时他们的医疗条件，无法彻底治愈，所以建议他去东德治疗。

但中途，他找准机会悄悄去往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通过中国外交人员的帮助下转到北京。

黄文欢到达了中国后，越南当局就得知这个消息，他们为了降低影响，马上公开指责黄文欢“叛国投华”，并且解除了黄文欢的所有职务。后此举被外界称为“叛逃到中国的级别最高的外国领导人”。

黄文欢很快也发表了《告越南全国同胞书》，痛斥黎笋集团的错误路线，表示“为了拯救革命、拯救越南，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和群众一道坚决斗争，粉碎黎笋一伙的法西斯统治！”

这样的说法让黎笋更为生气，越南方面又将黄文欢开除党籍并判处死刑。这个死刑判是判了，只是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执行。

黄文欢到达中国时已经74岁，且身体很不好，我党担心他的安危，立刻安排他到北京301医院住院，重点对肺部进行了检查。出于重视，中央还特别组建了一个医疗团队为他诊断治疗。

等结果出来后，医疗团队发现他肺部的阴影并非肺结核，而是一个肿瘤。一开始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但黄文欢强烈要求手术，他说自己还想要为共产革命继续奋斗，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去做更多的事。中央尊重他的意见，让国内最顶尖的肿瘤专家带队，还在日本请了一个著名肿瘤医院的院长来进行配合。黄文欢手术十分顺利，只过了两个礼拜，他就可以下床行走、提笔写字了。

黄文欢是胡志明忠实的追随者，他坚守着胡志明对中友好的遗愿。他来到北京也许不是个人“亲华”，而是基于越南国家利益。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病逝于北京，因为有中国的精心医治，他患癌后还在中国生活了12年。他去世前没有其他愿望，只想将自己的骨灰分为两份，一份撒在大理巍山，另一份则葬在中国。

这是因为大理巍山是红河的源头，他一方面希望能跟随红河回到故乡，另一方面则是感激中国对他的恩情。中央尊重了他的遗愿，他在中国的骨灰被葬入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成了葬在此地职务最高的外国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