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从底层身上拿走的，靠范雨素一个人拿不回来

不管《小时代》还要拍几部，这都是一个故事发生的大时代。只因故事总发生在余秀华、范雨素这些“隐形人”身上，我们才误以为时代的本质是平庸。

余秀华凭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你》，范雨素凭一篇《我是范雨素》，都在一夜之间，从“隐形人”变成了“网络红人”。机缘巧合的是，这两位文学女性都来自湖北的农村。

不能否认，公众为她们刷屏的主要原因来自她们身份与文字的反差。受众心理复杂微妙，大概有这么几重。

一重心理是钦佩。命运将她们的肉身压到尘埃里，她们却倔强地从文字里绽放出光芒。人们需要这样的励志故事。

一重心理是愧疚。有人自觉地愧疚，有人强迫他人愧疚。余秀华、范雨素，还有《我的诗篇》的作者群，在被外界发现之前乃至之后，都是靠出卖苦力为生——他们的苦难让中产阶级的焦虑变成无病呻吟。

他们的漂泊无着让买了房的人愧疚；他们的子女只能选择打工子弟学校或辍学，让为学区房东奔西走的父母愧疚；他们的低学历和自学成才，让受过良好教育却早早向命运投降的人愧疚。

但人们在愧疚之中又有一丝庆幸：庆幸自己没有混得这么惨。人都喜欢为比自己弱的人打抱不平，这没什么，总比叫嚣“你弱你有理”的人强。

但最该愧疚的绝不是中产阶级。

压在范雨素身上的“三座大山”，一座是“五千年的三纲五常”（范雨素语），一座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还有一座是大城市对弱者的残酷无情。

每一座“大山”的元凶都不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只是游戏规则的遵从者。

还有一重心理是放松。自“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发明之后，行侠仗义的门槛大大降低了。扶危济困的流程简化为：始于转发，中场撕逼，终结于一地鸡毛。

人们在阅读《我是范雨素》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愤懑和压抑，在看到文章末尾的阅读数“10万+”时第一次释放，在毅然转发之后第二次释放，在看到范雨素被记者包围的新闻之后彻底释放。

我们就这样毫不费力的，完成了对范雨素的救赎，也完成了对自己灵魂的救赎。

一个被抛弃的孤儿，在社会边缘挣扎多年而侥幸没有死去，还练就了一技之长，这时来了一群爱心人士，拍了一堆照片并纷纷为他点赞，“你真棒”、“向你学习”。

这就完了吗？！

先不要急着“感谢那些心怀文学的人”，更不要急着总结这是一次完美的拯救。不要忘了，范雨素生活的皮村很快就要拆迁了。不怪范雨素也不怪媒体，这是早就排上日程的事。

转移低端产业、清理低端人 口，范雨素们再有才华，竟都配不上这座城市。

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其实是诗家不幸读者幸。苦难成就文学，文学却改变不了社会。也可以说，文学的意义本来就不是直接改变社会。

文学抵达的是人心。

“文章救国”本来就是文人的一厢情愿，如果说国难当头时“文学抗日”还是一种聊胜于无的无奈之选，那么今天早该文学的归文学、社会的归社会了。

作家遭受的某些苦难是不需要外界同情和救济的。比如余秀华拒绝“脑瘫诗人”的标签，她要做“诗人余秀华”，而不是“脑瘫诗人余秀华”，“脑瘫”标签是对诗人的贬低。同样，也没有人愿意做“打工诗人”、“农村妇女小说家”。

作家描写自己的苦厄，与乞讨者刻意暴露身体缺陷截然不同，以对待乞丐的同情心对待作家是粗鲁的。

作家笔下的另一些苦难则不同，那是作家对社会、制度的反思。比如范雨素写：

“母亲告诉我，她跟着维权队伍，去了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走到哪里，都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推推搡搡。维权队伍里，队长六十岁，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打断了四根肋骨。母亲八十一岁了，维稳的年轻人是有良心的，没有推她，只是拽着胳膊，把母亲拉开了，母亲的胳膊被拽脱臼了。”

这两类苦难不能混淆。社会苦难需要救济，个人苦难则只需要安静阅读。

但现今，人们却习惯反过来做。

真正需要被看到、被转发、被关注的不是范雨素，而是范雨素笔下的弱势群体。

不顾亿万弱者被禁锢的命运，挑出两个发声者来“拯救”，这是怎样的选择性失明？中产阶级或许没有能力改变底层的命运，但有义务唤醒那个一直装睡的大块头。

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评论员 西坡_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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