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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一个强制征税的军阀为何能治理好匪患

大家-腾讯新闻  · 公众号  · 美文  · 2017-01-29 15:16

正文


文 | 流沙河


我的家乡距离成都只有35公里,现在属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在过去,它是属于一个名叫金堂的县。现在那个金堂县也还在,但是县城搬走了,而把这个原来老的金堂县城划给了成都市青白江区,我的家就在老的县城里面。


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这个县就闹土匪闹得非常厉害。满清末年,我们这个县的土匪闹得太不像话,比如金堂县的人到成都去办事,要住旅馆,旅馆需要登记,问:“你是哪一县的人?”他们都不敢登记金堂县,因为一听金堂县,旅馆的老板就说:“哎呀,我们的客都满了,不能够住了。”因为金堂县的土匪太多,土匪到成都去抢劫,也是住到旅馆里,等抢完他们就跑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川陕公路,从我们县城到成都,全部是走丘陵里面一条小路。上面管不到这一个县,因为这个县它又不在交通线上,是一个再走就没有路了的地方,所以这个土匪就没有办法治。何况这个县有一块地跟新都、广汉三交界,这三个县都不愿意管这个地方,因此土匪也就闹得最凶,很多土匪聚集在这里。



我们那个县土匪闹得这样厉害,和袍哥有关系。袍哥在其他有些地方还是不错的,但在我们那个县就很难说了。我们那个县的袍哥分两种:一种叫清水袍哥,一种叫混水袍哥。


所谓清水袍哥就是袍哥组成里面的士绅阶级,他们士绅阶级讲理,有文化,不乱来,还提倡道德传统。混水袍哥就是士绅阶级以外的这些人,他们在袍哥里面虽然占不到最高位置,但是下面土匪中间的重要骨干,好多都被他们通了气。他们很多表面上看是袍哥,维持地方治安,但他们通土匪,他们本身不去当土匪。所以,比如上面要来剿灭土匪的时候——满清时候就已经有军队要剿匪,但他们这些混水袍哥先就给土匪带了信,土匪全部跑了。我们那里又有大的山,一跑跑到山里面,军队根本就找不到土匪了。


满清政府当时遇到很多头痛的事情,也就顾不上管一个地方的一点土匪了,而且“土匪”之所以加一个“土”字就是他只在本土的意思,很少到外面去。但金堂县的这个土匪就特别厉害,居然敢到成都去抢劫,而且这个土匪跟袍哥有关系。


到清朝末年,我的家乡金堂县的袍哥分三个山——袍哥的码头就叫山——第一个叫“飞龙山”,第二个是“长寿山”,第三个就是“万年山”。这三个山不同,民间都有口碑,叫“飞龙山出歪人”,“歪人”就是土匪,大家惹不起;“万年山出差人”,就是在衙门里面当差的人;“长寿山出举人”,就是一些读书人,那些士绅阶级的。那么最厉害的就是飞龙山,是因为它很强大。


我们这个县正是由于袍哥,包括土匪在内的那些混水袍哥,把满清县政府推翻了,所以他们又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辛亥革命以后,四川省的都督叫尹昌衡,他深知袍哥问题很大,所以就提出全省的袍哥必须要统一,统一了的这些袍哥组织取的名字叫“大汉公社”,因为已经把满清推翻了,所以叫“大汉公社”,把“社”字减了就叫“大汉公”,那么金堂县的也要变。金堂县的这些士绅阶级都是拥护辛亥革命的,就把这些袍哥找来,说不能够像原来那样了,我们在外面的名声不好,要把原来三个山的名字取消了,今后要搞大联合,大联合取的名字就叫“忠义公社”。“忠义公社”里面有很多个大爷,我的祖父就是一个大爷,“大”字古音读“舵”,所以“大爷”被叫做“舵爷”,被写成船那个“舵”,这错了,就是大,大的古音是“舵”。



我的祖父原来是长寿山的,是读书人,没做过什么坏事,所以我从小就很了解袍哥,也了解袍哥中间的混水袍哥和土匪合在一起,而且知道金堂县下面的土匪非常凶。辛亥革命以后,社会是非常混乱的,特别是地方上,尽是一些地方的强人豪杰揽权。


到民国十几年的时候,中央国民政府的力量根本深入不到四川,当时的四川军阀想了一个办法,实行防区制,把四川划成很多区,交给军阀来管,因为军阀管比地方上的恶势力好得多。因为从前的这些军阀很多都是读书人,写一手漂亮的字,比现在很多书法家还要写得好。而且这些军阀好多还留过学,有些新的观念,所以这些军阀在治他们防区的时候,一般都治得很不错。实行军阀防区制以后,就把辛亥革命以后十几年的混乱结束了,治得非常好。


我们那一个县属于邓锡侯的防区,其中就包括广汉、新都、金堂。邓锡侯管得宽,但他不可能住到这儿来管,他住在成都,司令部是在成都,那么这个地方他就交给了一个旅长。


从前比师矮一阶、比团高一阶的叫旅。旅这个字也很古老的,跟我们今天的“旅游”毫无关系。“旅”是一队人马打一个军旗这样走。这个旅长叫杨秀春,他是川南那一边,乐山再往南,有一个小县叫犍为县,犍为县的人。平时他住两个地方,一个广汉,一个金堂,金堂这边他的指挥部,他的旅部驻在金堂县余家湾,在城里面。


那么杨秀春是怎样办呢?因为他是军阀,他觉得直接插手行政不合适,他就派他下面一个许团长去当金堂县县长,这个许团长你也不要小看他。十几年前,我跟我们那个地方上出的主意,让他们把那个幼儿园的一面高墙上的石灰敲了,下面有古迹。他们敲了,结果一出来是“金堂县人民政府”这几个字,我说还要敲,要把面上都敲了,他们又回去敲,敲光了才发现底下是石板,磨得很平,上面五个字“金堂县政府”,楷书,是许团长写的,写于民国十九年。后来他们把石板弄出来,我还回去看了,一个团长能写那么好的字!很有精气神!我很佩服。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军阀是大老粗,绝不是。


治金堂县的杨秀春,平常有一半的时间都是住在县城余家湾。但我的母亲就很恨这个杨秀春,在我小的时候她骂人,总是说:“快不要说那个人了,那个凶人。”我们家人眼中的凶人,那个“凶”是不吉祥的意思,那个是凶人,就是说他来了没有好事情。


结果我一了解,还不光是我母亲,县城里面所有地主家庭都骂他,只有一个原因,他养那么多军队,需要钱,他就收农业税,那个时候的农业税,农民不出,地主家出。那个时候的地主把田租给农民,非常好的田,都江堰灌溉的,收成对半分,农民得50%,地主得50%,你以为地主这就多了?这50%里面还有20%是交农业税,因此地主只得了30%了。杨秀春他这样庞大的军队驻扎在这儿,没有办法,他就只有一年收两次税,他以什么理由收两次税呢?说我提前收了,以后将来再抵扣。结果他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农业税已经收到民国三十八年了。


把后面十九年的税都收了,因为他养不活已有的这么多的军队。我的母亲说,凡是那些地主欠了税一直交不出来的,杨秀春也不打也不骂,就说旅部请他们去,地主去了都在那儿集中,给他们铺好床,让他们在这儿住,等到他们把税交了就让他们回去。于是那些欠税的地主就住在那儿,他们家中再送饭去,杨秀春不供应伙食,但也从没有骂过,更没有打过,没有任何虐待的行为,但是就是剥夺了地主的自由,把他们叫到那儿去,等于是把他们绑架了,用很文明的方式把他们绑架了。


我那个时候很小,我的父亲因为交不出税,就躲起来了,因为要交那么多,收到的50%的租几乎都交完了,怎么办?交不出租,就跑出去躲着,喊我母亲去抵着。每天都有旅部派来的兵去催交税,我母亲就说家中丈夫去外面了。兵说你都拖这么久了,我母亲说一时交不出来。后来,兵就把我母亲请到旅部去了。我母亲去过一次,到了夜晚才放回来,因为他们说女人还是要回到自己家中睡,所以只是把我母亲扣在旅部里一天。我母亲很气,所以就骂杨秀春是凶人。


其他的地主家人也这样骂,但是有一点,农民没有人骂杨秀春不好,是因为农民仍然得他们的50%收成,比地主家庭好得多,还有杨秀春的那些兵把土匪剿了。从前我们的那个县一出东门,红色的一大片花海——罂粟花,红色的,比现在的公园漂亮多了,那些农田全部是鸦片烟。杨秀春来了,就把这些鸦片铲了。他的手段很硬,坚决铲,派他的兵出去铲,铲了不准种这个烟,然后把土匪赶走了,所以农民还是觉得他好。但他断了土匪的财路,土匪跟他就对立起来了。


但杨秀春在一般市民中的口碑非常好,1927年防区制开始他才来治理金堂,到1935年,八年时间,他这八年做的事情够后来一百年做的了。他做了些什么事呢?


第一,把书院改成的小学,我就是读的那个小学,这在民国时代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第二,办了一个中学,没钱买建中学的地,他就把一个大庙分出一块,改办成中学,这个事情也了不起。他不仅办了一个中学,还办了一个女子中学。一个小学,一个中学,一个女子中学,男女分开的,都是在他手上建起来的。然后,他还修了一个公园。


你说他把庙占了一块,这是损害庙子,但这个是拿来做公益事业,教育事业,也还是做得对。那个庙子好大,他又把庙子再分出一部分修成公园。近百年了,都还在用,一个很大的公园,这都是在当时修的。这个公园修得非常好,中学校修得更好,中学校修的是木楼小洋房,连门锁都是新式的铜转扭,每个窗户还有石头砌的窗台,所以他把钱就用到这些上面了。学校的楼一直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只治理了八年,把土匪彻底清除了,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他的一个姨太太,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第一个骑摩托的。在民国十几年的时候,摩托车是刚刚从外国进来的,县城里面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车,而杨秀春的姨太太就开始骑摩托了。还有他的姨太太会打网球,和杨秀春打网球时,全城的人都来看,第一次觉得好稀奇!就是杨秀春的这些行为改变了我们那个对外界一无所知、封闭的县城。



20世纪90年代,乐山那边请我去讲诗。我在乐山讲诗的时候,就顺便去了犍为县,那里文化馆的干部接待了我。他们馆长是个年轻人,问我:“听说老师是金堂县的人?”我说:“是”。他又问:“老师知不知道金堂县有一个杨秀春?”我说:“我知道。”他问:“那个人如何?”我说:“唯一一个我很了解的、很尊敬的军阀。”他问:“什么原因?”我说:“办教育,改土匪,他改变了我们那个县的风气。”


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跟我说真话了,说:“杨秀春是我爷爷。”我说:“哦,怪不得你姓杨,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杨应民,应该应,人民的民。”我说:“我不晓得,你是杨秀春的孙儿?杨秀春死得很早。”他说:“就是,不但我没有出生,我的父亲都还没有多大的时候我爷爷就死了。”我说:“我知道死在1936年。”他说:“对,你说对了,1936年死的。”因为防区制在我们那个县,从1927年起,实行到1935年4月,4月份结束以后我的父亲就敢回家了,原来不敢回来,回来又要弄去软禁。我就问:“杨秀春是怎么死的?”他孙子说:“是病死的。”


杨秀春出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1935年4月防区制结束以后他就走了,到成都了,住到桂王桥街一个小的院子里,走了以后第一件事情他写了一篇文章,告全国的将领书,广为散发。这篇文章写得什么呢?要求抗日!说:我们这些军阀,从前没有给国家尽到力,现在国家危亡,号召我们一起上前线。结果这篇文章一发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全都知道了,就说:“这个人了不起!”但文章发表没几个月,杨秀春突然病死了。


对此,我很奇怪,就问杨应民:“你爷爷打土匪厉害得很。”他说:“你别说了,我爷爷从来都没有学过武。”我说:“没有学过武,他怎么当上旅长的?”他说:“你不知道,我爷爷是犍为县一个大盐商家中的国文教员,专教古文。”我说:“怪不得,我看到你爷爷写的字,在中学校提的‘青年之屋’,那几个字写得非常好。”他说:“就是,我爷爷读好多书,真正的读书人,是教私塾,给有钱人当家庭教授。”我说:“怎么他后来又去当了兵呢?”他给盐商当教员,这个盐商就非常信任他,觉得他办事能力强,外交方面一切都交给他,他在外面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就跟邓锡侯有了关系,邓锡侯说这个人是一个人才,很会统计安排,就把他挖到部队来了,开始只是让他做个参谋,后来发现这一个读书人是学问最好的,胜过所有的人,而且会打仗。那么就让他当团长,后来又当上了旅长,再后来他管两个旅,叫混成旅,相当于一个师了,但没有给他师长的名义,还是叫混成旅。他也在那儿服务得非常好,管理金堂县管理得非常好。


我要讲的恰好才开始,就是杨秀春怎么打土匪。我们先了解这个人物,要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武棒棒,什么都不懂。他是这样重视教育,重视文化,开放我们那儿的空气,然后剿土匪完全是努了力。


那是在民国十九年以前,金堂县的土匪头子叫赖金亭,有两千条枪。那个时候是说枪不是说人,因为人不是固定的,要多就来得多,要少一下就少了,枪是固定的。起初杨秀春打不过他,开始打的时候赖金亭把杨秀春包围了,杨秀春在中间寡不敌众,包围了后,杨秀春的姨太太骑着摩托冲出去,把援军带来,才把杨秀春救了。这个杨秀春知道赖金亭太难办了,就招安,这些军阀也知道这一套。招安就说的,你还是在我这个部队下面,给你管一个大的队伍,另外还给你一些权,比如东门外这一片还是归你管。所以赖金亭被招安以后就在东门外好大一片地继续种他的鸦片。好多土匪都是被招了安,招了安土匪一样能当官。



招安是一个很古老的办法,历史上很多这些记载,招安了以后,后来又反了,反了又招安,反复好多次。招安赖金亭,是杨秀春迫不得已这样做的,他心中还是准备要暗算赖金亭,金堂县的第一大害必须得除,那他是怎样除的呢?


赖金亭有一个儿女亲家,也是土匪头子,姓罗,叫罗春山。罗春山也有很多条枪,势力大,但是赶不上赖金亭。而且他们这两伙土匪由于结了儿女亲家,所以互相支援是非常厉害的,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和另外一支匪曾经打过仗,打得非常之恐怖。


那些土匪是勇敢得不得了,简直难以想象,这三方的土匪是怎样上的战场?他们全部都脱光了,头上用纸钱——我们烧给死人的那种纸钱——捆起,钱纸捆在头上,扎得高,又在纸钱上插上香蜡,表明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就表示“我是鬼”。那些土匪用的很多抢械比官方的还要好,好多都是德国的,比如驳壳枪,这么长,可以连发,如果在后面套一个木的可以这样打。



在第一线的土匪都用这种枪,这种枪非常厉害,可以连发,土匪在身上就把香蜡插起,表示都是死人了,现场非常惨烈,打死很多人。就这样,这两支土匪——赖金亭和他的儿女亲家联合起来把第三支土匪灭了。


杨秀春觉得这是心腹大患,不但赖金亭在这儿种了鸦片,而且发了军装给这些土匪但他们完全不守规矩、胡乱整。杨秀春没辙,但他读过很多书知道一些计谋,而土匪不读书没有文化,只是勇敢。这个时候,杨秀春决定使用挑拨计,他就去悄悄拉拢罗春山,说:“你不要和他在一起,你看他接受了招安他又反了,你和他两个一定要分家。”结果一分家,赖金亭就闹起来,和罗春山两个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之后杨秀春就跟罗春山说:“我们信任你,你好好干,把他们消灭掉,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你。”就是说管一个金堂县,罗春山当然很愿意,这下就和赖金亭成了仇人,一次冲突,二次冲突,多几次冲突……

杨秀春看到时机已成熟了,时机已成熟大概是哪一年呢?就是1932年,那时候我已经是1岁了,但还不敢回去,我在成都住。1932年,杨秀春突然袭击,但是赖金亭非常厉害,他完全有预防的,袭击没有把他抓住,他带着很多匪跑了。


杨秀春还是决心要抓住他,他自己防区里面的兵作战能力不行,所以还要靠罗春山,罗春山是土匪的头子,特别勇敢,冲到第一位的,杨秀春就利用罗春山。与此同时杨秀春跟邓锡侯报告了,邓锡侯就给他研究了一些办法,就说罗春山的队伍,你自己的队伍,再加上当地的民团,三股力量都由你指挥,去打赖金亭。



结果这一打,罗春山的土匪冲在前面,把赖金亭的队伍打垮了,被打垮了的赖金亭的队伍就从金堂县往广汉方向逃,罗春山紧追不放,而杨秀春的队伍是在广汉参加进去的。结果广汉那条路不通,赖金亭就没有办法,就从广汉一个叫连山镇的地方上了山,上了山以后,发现全部是很险要的山路,而山口被罗春山的土匪部队驻扎封锁了。赖金亭知道不能够出山了,而自己还只有几十个土匪了,那么怎么办呢?他想可以到绵竹的大山里去,但是从广汉这个山进到绵竹去就非要经过有一座桥不可。这些土匪以为自己很聪明,还没有走到桥上,就发现杨秀春的队伍早就在那儿卡住的,走不通就又退回山里了。


退回山里要路过一个地方,原来叫红白二场,赖金亭打算先暂时到那里安身。还没有到红白二场,赖金亭先就派了他的亲信叫欧中兴的,骑马去探路。而赖金亭那几十个人很可能就住在我夏天去看的那个匪洞子里,那个地方之所以叫匪洞可能就是由此得名。因为那个洞在很高的悬崖上,普通人上不去,要靠绳梯上下,洞里非常宽,有锅有灶,有柴火,还有粮食。如果是在那个洞里面,那怕躲一百个土匪,外人都找不到。我去彭县,还专门到这里去看了土匪洞。


赖金亭他们还没有到达红白二场,就派欧中兴出去探这个路。欧中兴骑着马,到了红白二场外面,有一座桥,只要欧中兴通过桥就到了,可能他本来还要到红白二场里去联系那里的混水袍哥,就是土匪头子,结果没有联系上,被打死了,也许是他骑着马一上桥就遭了埋伏。因为罗春山奸猾得很,在很险要的地方设了狙击手,一来就射击,所以被打死了。

赖金亭就没有办法了,红白二场去不到了。他就想走另外一条路绕,据说可以绕到绵竹的大山。结果另外一条路一绕进去又碰到罗春山的部队,又打起来了。赖金亭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一打就散了,而那山下面有大河,水很急,最后的几十个土匪,要么被淹死了,要么就被打死了。到了最后了,只剩七个人,赖金亭和他下面的六个弟兄,躲在山上的丛林里,罗春山的人看没人了,以为把赖金亭和他的人消灭完了,就撤了。


赖金亭他们七个人在山里面躲了三天三夜,在丛林里又没有吃的,又没有办法睡,疲惫不堪,怎么办呢?中间有一个人就说:我们顺着这个山沟出去,出去有一个滩,就是这个山沟的出口,那儿叫烧龟滩,当他们快走到烧龟滩那儿,要出山口了,看到下面一个小场镇,场镇外面有灯火,那个时候的灯火就是点的油灯。看到了,就说可能是卖什么东西的,天还没有亮,这么早!


从前卖汤圆的,有一种叫卖鬼汤圆,成都东大街就有卖鬼汤圆的,天不见亮他就摆出来卖,是因为旧社会的人交通困难,出门远行都是步行,早晨天不亮就要开始走,起来的时候就吃,吃几个汤圆可以顶饿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个是卖鬼汤圆的点的灯火。他们这七个土匪包括赖金亭在内饿得不得了,就悄悄摸下去,摸下去看到没有什么人,卖汤圆的也在那儿,观察觉得平安了,没什么危险,就去了。去了,他们就喊卖汤圆的尽量把汤圆煮烂,煮好多碗不要问,不停地给他们煮就是了,他们不停地吃。


这个场镇非常小,场镇的门是关了的,上面有一个很小的楼,就叫栅栏,那个栅栏上有团丁,所谓团丁就是地方民团的兵,一般是守夜的,因为这是一个镇就要有人在那儿守。


团丁就看到模模糊糊的有一群人在下面汤圆摊子上,一听讲话又不是他们的本地口音,于是就吼了一声:“干啥的?”土匪都是很扯的,满口都是粗话、脏话。就像你正在这那儿吃得安逸,听到上面人问“干啥的”的,底下就有人说“做人的”,这个是怪话。


那个团丁也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他说:“他还扯哦,老子给他一枪!”然后就随便拿着那个步枪,很烂的步枪对着那群人打了一枪,恰好打到赖金亭的头。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大的土匪头子,晓得了他就不敢打了。结果一枪就把赖金亭打死了,剩下的六个土匪一看头死了,怎么办呢?逃跑。这个地方叫烧龟滩,所以赖金亭作为土匪,在我们家乡闹了十几年,最后这样子就结束了。虽然说罗春山也是土匪,但是是杨秀春指挥的。



剿灭了土匪,邓锡侯要嘉奖杨秀春,说金堂县是一个匪县,你把它治理得这么好。我小时候没有见过杨秀春本人。我问他孙子:“你见过你爷爷的照片没有?”他说:“我见过。”杨秀春什么样子呢?穿西装,还有一张穿的一条白的短裤,还有一张照片手上拿着网球拍。在我童年时代,我们县城的公园好多人就说杨秀春就在这儿打的网球,他的姨太太骑的车叫“打屁车”,在那个公园的坝坝里面窜,他们都亲自看到的。


我就问杨应民:“你什么时候到我们金堂县去的呢?”他说:“我是前几年偶然从那里路过。”我说:“你去城厢镇没有?”他说:“没有,是走的乡下。我是偶尔路过,问一些老年农民,问他们这儿从前杨秀春管过的吗?”老一辈的说知道,他说他还去问那些农民杨秀春这个人如何?农民都说的这个人好。问为什么好呢?打土匪打得好,铲鸦片铲得好,办学堂办得好。


说他办的这个学堂,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植物老师,就多亏杨秀春的助学金。我这个老师姓刘,叫刘顺和,刘顺和老师小的时候只有他和他妈两个人,父亲死了,他妈非常穷,穷得连他读书都非常困难,但是他考上了杨秀春办的中学,他考上初中成绩还好,所以全部费用都免了。全靠免费,他才能够把初中读完,他成绩好到考上了成都的石室中学。我们那个县上怎么还有人考得上成都最好的高中石室呢?!他考上了,杨秀春大喜,就给他提供在高中上学的全部学费、伙食费等。刘顺和就靠杨秀春的奖学金,不但从石室毕业了,还供养了他的母亲。但杨秀春只提出一个要求:“你毕业了一定要回来当老师。”于是刘顺和就回来了,回来就当了县中学的植物学老师,教了很多年,到我进中学刘顺和都还在这儿教书,这个老师也不是有多了不起,是一个循规蹈矩、轻言细语、脾气很好的人,但是教书的口才很一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显然他是读书成绩非常好,所以杨秀春奖励他。刘顺和老师把这件事情多次拿来讲过,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杨秀春的鼓励穷学生的这些措施,在我家乡留下了很多影响。


我问杨应民:“你还有爸和妈嘛?”他说:“我的爸和妈很早以前就到美国去了,而且我的爸在美国死了,我的妈还在。”他说他的妈80年代从美国回到犍为县看过他两次,犍为县的人都说杨应民这是你姐姐吧,年轻得不得了,走在街上都有人说你们姐好年轻哦!


我问他:“你妈在美国干什么呢?”他说:“我妈在美国没有什么事,一天到晚就跟刘继英两个耍。”我说:“你说的哪个刘继英?”他说:“刘湘的儿子,刘湘的儿子叫刘继英,在美国开一个大馆子,80年代初都还在。我妈就跟刘继英他们这些人耍得非常好。”


两三年以后,我碰到邛崃县文化馆长,我问那个杨馆长呢?他说他早就到美国去了,他的妈还在,他去陪他妈去了。


故事就完了,这个就是军阀治匪县。杨秀春,一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给盐商当家庭国文教师,教古文;第二件事是邓锡侯将他提拔起来重用,结果没有打什么仗,就当金堂和广汉两个县的王。他当了家庭教师又来当军阀,当军阀的时间全部是消磨在金堂、广汉两个县,军阀一当完他就死了,死的时候很年轻。


(本文原标题《军阀治匪县》,图片来自《让子弹飞》)


【作者简介】

流沙河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当代诗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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