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史上，很少有著作能够在其起始前提、其逻辑和意义上真正被人认为是“革命性的”和“开创性的”，而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iche，英译本名称Principles of Economics）就属此类。
这部作品出版于1871年，今年适逢其150周年纪念。
门格尔这本书通常被归类为边际效用理论最早的系统性表述之一，与之并列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和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的作品，也都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初。然而，门格尔的贡献也标志着以主观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独树一帜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开始，他当之无愧为这一学派的“创始之父”。
左：杰文斯 中：门格尔 右：瓦尔拉斯
门格尔还因其解释社会和市场制序（尤其是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的“自发秩序”理论而闻名。这一理论可被视为是对某些18世纪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在同一主题上早期贡献的延伸发展。此外，他还是奥地利政府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的积极参与者，19世纪90年代早期致力于将奥匈帝国纳入了金本位制。他既批评了公有制的乌托邦理想，也抨击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广泛干预。
1.背景和作品
1840年2月23日，门格尔出生在老奥地利帝国的加利西亚地区。他曾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大学学习过法律，并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世纪60年代，他当过一段时间记者，负责跟踪和分析物价走势。
门格尔注意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古典经济学家著作中的价格理论，与导致市场价格形成和变化的实际力量之间，似乎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这促使门格尔重新思考了价格理论和价格形成理论，这也成就了他《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基础。
1872年，门格尔获得了维也纳大学教学职位，并于1873年擢升为政治经济学正教授。他的另一项主要作品是1883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with SpecialReference to Economics），门格尔对“理论”在经济学中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予以了强烈辩护，对于将历史数据的不断收集作为社会和经济分析基础的作法予以了严厉批驳，从而引发了他与德国历史学派成员长达数十年的论战。
1876年，门格尔被任命为奥地利皇储鲁道夫（Rudolf，1858-1889）的政治经济学导师。
鲁道夫被传授教导的内容以《卡尔•门格尔的经济课》（Carl Menger’s Lectures to Crown Prince Rudolf of Austria）一书于1994年出版。
1878年，皇储和门格尔合著并匿名出版了《奥地利贵族及其宪法使命》（the Austrian Nobility and Its Constitutional Vocation：
A Warning to Nobility Youth）。
这本书尖锐批评了奥地利贵族年轻成员的颓废堕落以及强调了“布尔乔亚”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皇储于1889年自杀。
）
19世纪90年代，门格尔发表的为数不多的作品，都和他对奥地利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的参与有关，他的任务是正式将奥地利货币建立在可兑换金本位制之上。
他呼吁在合法确定兑换率之前，先由市场来决定奥地利克朗与1单位黄金之间的交换价值，以避免通缩以及通胀带来的危险。
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直到1903年退休。退休后他延续了1871年作品中开始的理论研究。1921年2月26日，门格尔去世，享年81岁。1923年，门格尔的儿子小卡尔•门格尔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原理》略微修订的版本，其中有些增补和修改是在他父亲手写的笔记中发现的。
尽管门格尔是奥派的创始人，但要通过两位受到他启发的追随者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名称和名声才于19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0世纪早期开始在全世界广为人知。
2.
对奥地利智识环境的影响
在门格尔1921年去世后不久，维塞尔为他的老师写了一篇赞辞，并解释了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在1871年进入背景时的知识环境。
维塞尔解释说，像他和庞巴维克这样的学生，那时候是通过大学法学院来学习经济学的，他认为，这给他们处理和理解财产、契约及其他各种市场制度提供一个坚实而健全的基础。但这顶多让人理解市场秩序的法律基础和先决条件而非市场秩序的运作方式。
指定的德国经济学教材就其本身的方式而言是彻底的，但在经济价值的逻辑、价格出现或市场竞争的运作方面，缺乏足够令人满意的基础。此外，它们还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反理论偏见的玷污。
当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在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寻求“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关于市场竞争互动运作与协调的惊人分析。但维塞尔说，由于缺少充分的“个人主义”方法，他们无法在逻辑上和实证上更进一步地深入探究，以便显示市场过程及其定价和协调结果是如何由市场秩序个体参与者的评价和行为产生的。
“在这种烦恼当中，我们发现了门格尔的《原理》，突然之间，我们的全盘疑虑都冰消云释了。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阿基米德固定支点，借此我们取得了更多发现；我们被赋予了一个完整的阿基米德平面。依托这个平面，我们就能够拥有坚实的基础和足够的信息，从而保证我们能以自信的脚步前进。”
“门格尔曾经告诉我，他是如何找到这个坚实的基础的。门格尔通过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价格形成的方式得出了他的（主观）价值理论，他年轻时（在奥地利）从事公共新闻行业时必须就这方面进行报道。他发现，在确定这些价格时，市场是由需求的事实所引导的，而当时流行的价格理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一观察使他开始研究人类的需求及其规律。”
思想家的共同点
门格尔与其他边际效用阐释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以下见解：
首先，价值不是一件财货的内在属性；它并不像亚当•斯密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所以为的那样，完全是由投入商品生产的劳动量所形成的。价值是建立在对一件商品在稀缺性条件下的有用性和重要性程度的人类评价之上的。
其次，商品并不是根据商品“类别”或范畴来评价的，例如所有的“水”和所有的“钻石”。商品是根据每一件人类使用或消费的特定财货分别的或“边际的”数量来评价的。
钻石悖论
第三，连续获得的某一特定商品的每一单位边际效用或重要性，随着每一额外单位的使用或消耗而减少（或递减）。
奇怪的是，当门格尔在其《原理》中提到了我们获得并使用的某一财货的单位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时，并没有给这个概念命名。Grenznutzen，也就是marginal use（“边际有用性”）一词，是由维塞尔新创的，后来被翻译成英语，并被普遍接受为“边际效用”。
4.
独特而鲜明的经济学方法
门格尔“边际”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超凡之处就在于他处理经济分析整个主题的独特方式。他的分析直接建立在清晰而一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基础上。门格尔强调，他的分析法是将社会和市场秩序的复杂现象减化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个人选择和行为人——来解释他们满足其需要的选择和行为的逻辑，并据此分析这些个体选择者与行为者的互动产生更广泛和更复杂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的构造和模式的方式。
万事万物，门格尔继续说，都受因果规律的约束，因此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个人必须发现自身生活和行动所处在的这个世界的因果关系“规律”，包括发现有用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将这种联系利用来服务和满足人的目的。
门格尔由此提出一个想法：通过生产的各个计划和实施时期来划分生产阶段。这个观念从此就一直是奥派理论的一个特征。有些手段对于我们实现预期目的可能直接和相对直接有用，但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有用之物对于这些目的只是间接有用的。
因此，要做成一块用来制作三明治的成品面包，必须有一台烤箱和其他配料（酵母、面团等），可以用它们来制作和烘烤面包。但为了拥有这台烤箱和其他原料，必须有人开采出铁和其他原材料，然后制成可用的烤箱，而面团需要有人耕种和收获小麦，等等。
门格尔在这个观念引导之下，接着强调了这些因果过程的存在和实施，不可避免地关涉到人一切作为所占据时间的存在和重要性。或者如门格尔所言：“然而，因果关系的概念与时间的概念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变化过程涉及开始和生成，而这些都只有作为时间上的各个过程，才是可以想象的。”
此外，一旦我们认识和承认因果关系和时间无处不在，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实的不确定性。由于时间不仅包括“过去”和“现在”，还包括“未来”，我们必须处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于本身需求的想法，对于所掌握手段有效性的见解，以及对于促发“现在”开始行动、追求“过后”结果的因果关系认识，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当经历的事件朝着指导行动的目光所及那一点渐次展开时，未来也许会不同于我们今天的预期。因此，从一开始，奥地利学派就强调了人类知识的不完善，这使得希望落空和实现一样，成为我们一切作为中永远存在和可能的方面。
这种思考和强调人类决策环境现实的方式，也导致了对今天奥派所称方法论主观主义的隐性关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理解人的行动的逻辑和意义，我们就必须了解行动者本身如何评价、解释本身的行动并赋予它们意义、进入相干作用轨迹的世间万物，还有可能直接或间接与其交互作用的他人行动和意图。
门格尔强调，在一切有计划的行动中，一名行动者赋予了某些物品以有用消费者财货的意义，赋予另一些物品以这样或那样间接有用的生产者财货的意义，这些财货由做出计划的个人通过由时间填充的生产周期在互补的使用模式中进行协调。在以特定方式赋予世间万物以意义和安排的人类思维以外，这些指派以及这些存在因果联系的生产关系都不存在，也不具有意义和相关性。
一个数学函数
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H.Knight，1885-1972）在他对《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1年）对“边际效用经济学”词条的贡献中强调，“整个[边际效用]理论，在门格尔散漫的、常识性的表述中，要比在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精致得多的数学版本中更加令人信服。”
从一开始，门格尔就没有把人看作是一个简化成只是数量维度的数学变量。他在人类条件和决策的现实中描述和研究个体。因此，在他自己阐述人类需求和任何可用手段之间的关系时，他追问道，在行动人的意图、计划和意义的背景下，一个人什么时候才会看重一些有用手段的获得或丧失。
事实上，在1883-1884年，门格尔与同为“边际主义者”的创始人里昂•瓦尔拉斯交换了一系列信件，瓦尔拉斯在数学一般均衡背景下阐述了边际概念。门格尔对于把经济分析的本质属性看作是需要或依赖于“数学”方法持高度批判的态度。门格尔对瓦尔拉斯说：
“我不属于那些用数学方法来处理我们学科的信徒。我认为数学主要是用来举例或证明的，而不是用来研究的（…）数学不是经济研究的一种方法，而是经济研究中的一门辅助学科（…）”
“我们研究的不是数量比例，相反，我们研究的是经济现象的本质。我们如何可以借助数学方法来获得这种本质的知识（例如，价值的本质、租金的本质、企业利润的本质、劳动分工的本质等等）？因此，我可以看到，用数学‘方法’来建立支配经济现象的规律是非常错误的（…）”
“如果我们要了解支配财货（也就是那些存在因果联系的事物）交换的规律（…）那我们就必须回到人的需求上来，回到需求的满足对人的重要性上来，回到个人经济主体所拥有的个别商品数量上来，回到具体数量商品对个人主体的主观重要性（主观价值）上来，等等。”
这就解释了门格尔是如何以及为何以其方式进一步发展他的边际主义概念。门格尔解释说，一切人类活动都涉及到个人需求与其心目中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财货数量的比较。
可想而知，目的和手段之间有三种关系：（1）个人的需求（目标）多于满足它们的可用财货（手段）数量；（2）其需求（目标）与满足这些需求的可用财货（手段）数量相等；或者（3）其需求（目标）要少于满足这些需求的可用财货（手段）数量。
只有在前两种情况下，个人才会对一个可支配手段单位的得失给予重视和关注，毕竟，因为这种手段任一单位的损失，都将导致某种本可以满足的迫切目的变得无法达成；尤其是在第一种情况下，任何额外单位的手段也意味着之前未获满足的目的现在都有可能得到满足，由于手段先前的数量不足，使额外的需求或目的得不到满足。
门格尔说，在前两种情况下，任何财货或商品都只是一种“经济财货”，既然一单位损失涉及到一项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个人因此就得到了引导，须以“节约”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说，看到资源或财货被“节俭”而不是浪费，因为遭受这样的损失会导致未实现的愿望，而这些愿望本可以通过更苦心积虑的关注来实现。
人们必须做出的选择，要同时跨越多个“边际”发生，因为个人关心的成就和满足不止于任何一种需求或渴望。于是这引导门格尔制出他那张著名的“节俭行为表”，表中各行代表不同的需求，对应各列是在各所欲目标的范畴中所获财货单位重要性的边际排序。
正如门格尔所解释的那样，个人的选择逻辑涉及到比较那些重要意义递减的不同边际下财货单位重要性的互动动态，这要求做出选择的个人根据不同类型财货单位之间互相比较形成的相对排序在它们之间做出权衡取舍；与此同时，鉴于这些相互竞争的目标在实现的手段上具有稀缺性，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一种使个人总满意度“最大化”的互补性选择模式。
和价格的收益
从这个起点出发，门格尔接着将贸易和交换互惠互利的逻辑解释为个体发现和评估某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他们所拥有的1单位商品的边际重要性低于潜在贸易伙伴所拥有的1单位商品的边际重要性。当同样的逻辑出现在另一个人头脑中，此时他们在个人价值表上将各种可能的可用手段达成的各个期望目标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每一个人都将发现，（从边际上）放弃他在个人价值表上比较不看重的，换取他比较看重的，这样他的境况会变得更好。
门格尔还对理解竞争如何在市场中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逻辑和历史给出了独特见解。首先，随着劳动分工发展，在某种特定商品的供应方面，很可能只有单独一家专业化销售商，因为潜在需求者的圈子很小。
因此，鉴于市场的规模和范围，市场通常从单独一家商品销售商——“垄断者”开始。然而，当特定商品或服务的参与者和需求者越来越多，市场也随之发展扩大时，光一家销售商要继续服务和满足所有需的求，往往开始力不从心了。
“垄断，被解释为一种实际情况，而不是对自由竞争的一种社会限制（也就是政府那种对于竞争的禁止），因此作为一种规律，它是较早和较原始的现象，而竞争在时间上是较晚出现的现象（…）”
“每一名工匠，在一个没有他的同行居住的地方开业，还有每一位商人、医生或律师，如果定居在一个以前没人从事其行业或职业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垄断者，因为他在贸易中提供给社会的商品，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只能从他一个人那里得到（…）”
“但如果他尚未遇到竞争，而当地又变得繁荣起来，他（…）没办法一直满足社会对他的商品（或劳动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一些购买他垄断财货的人，要么得不到任何东西，要么所获得的只是勉强和不充分的（…）刚才所描述的经济形势通常是这样的：只要没有社会[政府] 障碍或其他门槛，对于竞争的需要本身就会引发竞争。”
门格尔接着解释了当存在以下情况时，价格在逻辑上可能下跌的范围或限制：当有一个供应者和多个需求者时；当有一个需求者和多个供应者时；最后，市场两边都有多个供应者和多个需求者，鉴于他们各自对本身可能获得的或交易的商品的边际评价。
但在他整个分析中，门格尔主要关注的并不是要证明市场特定供求组合中某个价格是怎样或缘何必须成为（比如说）一个独特且可计算的数点。他关心的是证明各人主观评价的逻辑及引发的行动如何导致其做出这样的反应，即通过交换让参与者更接近于彼此需求“满足-平衡”式的协调。或者如门格尔所说：
“价格（…）绝不是交换这个经济现象的最根本特征。交换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双方可以通过交易满足各自的需要。（…）价格只是这些活动的偶然表现，是各个个人的经济之间经济平衡的表征，因此对于经济主体来说只有次要的利害关系（…）推动（价格）浮出水面的力量，是所有经济活动最终和一般的原因，是人们尽可能地完全满足其需求和改善其经济地位的努力。”
奥派学者提供了灵感
门格尔认为，他的论述是发展成熟的“首次逼近”，接下来是对不同市场环境中各类价格出现和形成更详细的分析和解释。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本应是四卷作品的头一卷，但门格尔最终没有完成后几卷；这些来自未竟手稿的晚期作品，将处理从生产要素的详细定价、商品和金融市场的运作和国际贸易，再到各种政府经济政策的性质和限制的方方面面。
尽管如此，门格尔在其《原理》一书中，为奥地利学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起点和基石。这当然就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对于他们从门格尔作品中所学知识的看法。就像维塞尔在门格尔死后的悼念文章中解释的那样：
“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彻底穷尽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问题。留给我们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包括一些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然而读者应该清楚，他的工作迄今为止都完美确保了我们能从前述的“阿基米德平面”出发。”
“庞巴维克和我都有同样感受，在门格尔奠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他的研究，而不必担心那种把我们引入歧途的错误。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听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召唤，要继续门格尔的工作，仿佛他在激励我们去处理他留下的尚未解决之谜题。”
“我们俩都觉得自己就像棋手，面对着一位大师为我们构想的复杂问题，尽管困难重重，但毕竟有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从门格尔那里学到了，市场过程是经济发展方向渐进形成的历史结果，只要足够专注且发挥创造力，运用经济推理的力量，我们喜爱究根问底的头脑是能够勘破这些过程的。只要多谋善虑的头脑沿着决心和耐心的道路前进，经济理论中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然而，门格尔本人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本书刚出版时，甚至在他本人的德语学术圈子里也几乎没人注意，且所受的关注也是批评性质的，尤其是来自德国历史学派领袖之一古斯塔夫•冯•舍莫勒（Gustav von Schomoller）。
古斯塔夫•冯•舍莫勒（Gustav von Schomoller）
门格尔的整个经济分析理论方法遭到了德国历史主义者的挑战和拒斥。他们坚持认为，没有普遍的经济规律，只有历史上相对的经济关系，只有变化不定中以及特定时间下的制度规则和法律框架。
门格尔在他1883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一书中站出来面对这一挑战，该书特别提到了经济学的方法论。在这里，他对于建立在稀缺性条件下和人性基础上的人类选择和行动的“精确法则”概念做了生动而有力的辩护。他表明了这样的法则在经济分析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但门格尔的书遭到了舍莫勒愤怒而猛烈的抨击。舍莫勒坚持认为，抽象的经济推理除非首先建立在历史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并从中归纳，否则基本上是空洞而毫无价值的。对于门格尔为经济学理论所做的辩护，舍莫勒的语气和批评都是严厉而轻蔑的。
1884年，门格尔撰写了短文《德国历史主义的错误》，以一组致友人的虚构书信形式，回应了舍莫勒的批评。门格尔以同样的口吻答复了舍莫勒，其措辞注定只会引起进一步的对抗。门格尔在其中一封虚构信件中提到了舍莫勒：
“我知道，我的朋友，嘲笑可笑之事是令人痛心的。此外，面对横蛮无礼的对手，人们很难不陷入轻蔑的语气当中。但是，对于一个在研究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实质取向，却对于方法论研究的结果是否有价值硬充作权威性裁判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其他腔调是合适的呢？”
“以严肃的方式讨论理论经济学中最困难的问题，而讨论的对象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头脑中，对经济理论的每一次改良乃至于每一次对这一改良的推动，都被描绘成[自由放任的]曼彻斯特主义！和一个在理论经济学领域拥有一些原始知识的学者讨论这样的问题，这个学者的全部知识都是由历史统计材料的原始泥浆组成的，又怎么能不让讨论陷入戏谑的语气呢？”
据悉，在门格尔70岁生日时，他请求世界上所有经济学家寄一张本人照片给他；在极少数没给这一请求面子的人当中，舍莫勒是其中之一，这也许并不令人太惊讶。
而非计划设计
但在门格尔的《探究》中，值得特别注意并具有持久意义的是他对各种社会和经济制序起源和发展的讨论。在他的《原理》中，门格尔已经有一章关于货币起源的著名章节，其中他解释道，货币不是国家创造的，而是从试图找到间接手段和方法来克服直接易货交易限制和困难的个人利己行为中出现和发展而来。
在《探究》中，他将这种见解概括为对人类社会“自发秩序”的理解。门格尔说：
“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并对其发展极为重要的制序，如果没有用来指导建立它们的共同意愿，是怎么可能产生的呢？法律、语言、国家、货币、市场，所有这些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的非意图结果（…）”
“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市场上对某些商品的需求，即那些适合一般需求的财货，要比其他商品的需求大得多（…）因此，每一个把销路不大的商品带到市场上的人（…）有一个很明显的想法，不仅要用它们来交换自己需要的财货，而且还要交换其他财货（…）那个比他的商品更有销路的财货（…）只有当成社会成员个体努力的非计划结果（…）货币起源才能被真正理解。”
1892年，门格尔将他关于货币演化起源的理论纳入了货币一般理论，并阐述了货币需求是如何产生于市场参与者持有一定现金余额以促进他们所期望的市场交易的个人需求。《卡尔•门格尔和支付系统的演变》（2002年）中对此有一段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