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的角度看,《国王与抒情诗》可视作是长篇小说。在新技术和新纪元之前的时代,也就是从19世纪开始,长篇小说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艺术体式之一。虽然小说的起源主要肇始于有闲阶级的出现尤其是大量女性的读写能力的提高,她们需要长篇小说填补闲暇时间。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小说从消闲的读物变成了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大致来说,以西欧为主体的现代长篇小说有几种面向,一是历史,二是政治,三是哲学。在历史、政治和哲学的基石之上,现代长篇小说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书写和思考远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曾提出了小说的“总体性”问题。这一问题在后来共和国的长篇历史小说中得到了极致的发展。但是在共和国的晚期,长篇小说是否能够负担如此的总体性使命遭到了一致的质疑。很多写作者和批评家无视即使如《红楼梦》这样的非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依然提供了一种“总体性”——当然这一总体性是以中国独有的生死观和因果论建构而成——而试图将长篇小说的这一本质性的功能予以瓦解。这使得文学在旧纪元晚期急剧地小圈子化,无法进入社会对话和社会参与的共同体语境。
《国王与抒情诗》则反其道而行之,在碎片化的语境中重新试图恢复小说的这一“总体性”命题,这使得这部小说从开头到结尾都弥漫着一种宗教式的或者哲学式的情绪——杨铮完全不能理解这种精神氛围,在新纪元之后,宗教和哲学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只有十数个被指定的机器人对其进行编码维护——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种氛围依然感动,它让我想起《国王与抒情诗》首发式的那个下午,我几乎被这一精神氛围所迷醉。但李宏伟非常谨慎地处理了这种总体性,表现在文本之中,就是他设计了文本之中的文本——一首名为《鞑靼骑士》的抒情长诗,李宏伟似乎在刻意制造一种对位,他意识到总体性并不是一种泯灭一切差异的“统一性”,而是在承认差别、缝隙、错乱、碎片等前提之下的一种远景式的乌托邦。
在新纪元之前,尤其是斯大林主义以来,因为冷战的影响以及对控制的极度敏感,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反乌托邦的写作,尤其以奥威尔的《1984》最为著名,这部作品毫无疑问是一部观念大于艺术之作,但是因为其政治性而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杨铮在阅读完这部作品后表示不屑,他的程序在24个小时能生产5部类似的作品——但是李宏伟虽然在观念上有一种反乌托邦的批评视角,但是他也戏剧性地呈现了“帝国”意识共同体的乌托邦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一种长远的利益,也就是说,“帝国”的控制蓝图并非是一种暴力式的,而是每一个个体的主动选择的结果——在小说中,宇文往户和黎普雷这两个最有自我意识的人几乎都认同了这一蓝图。
这是一个悖反的寓言。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当年对这一小说形式给予厚望的原因,因为我在此看到了复杂性,我发现了,复杂性和暧昧不明从新纪元以来就开始日渐消失,这也许是李宏伟在《国王和抒情诗》里面想要极力挽留的东西,在总体性上呈现的是寓言,而在细节上呈现的是明灭的暧昧,举棋不定的犹豫,思前想后的妄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