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固守“西天取经”得来的教条危害甚巨
来源：北京日报 林毅夫
我常讲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六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素来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上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一个受到列强欺凌的国家，自此，知识分子开始追求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也曾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去学经济学，认为取到“经”后拿到中国就可以改造中国
过去，我跟很多与我同时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它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正因如此，有了“西天取经”的想法。
学经济学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世济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学习，去时我还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觉得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在北大学习时就经常听到老师讲，自己接触时也看到，在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从芝加哥大学学习到的理论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干好和干坏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投入多少和工资收入高低没有关系，那当然就不会有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道理来看也很清楚。当政府对价格进行调控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开了市场，出现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从政府那边去“倒”计划配置的低价物资卖到市场去套利。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时非常努力，认为这套经济学理论很有道理，拿这套理论到中国来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
中国面临的限制条件与西方不一样，采取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不一样了
1987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但1988年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这是中国从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通货膨胀。第二高是1985年的8.8%。18.5%的高通货膨胀怎么来应对呢？我根据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意愿就会减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后，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理论上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从这种理论来分析，当时中国政府是很不理性的。
那时我可以写文章去宣传，政府应该提高利率，不应该用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可是我又一想，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九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对一个转型中国家来讲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他们是比较小、体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中国当时是大的经济体，而且是转型当中的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政府的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的，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不可能连续九年高增长。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后来仔细了解以后才明白，原因在于当时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很密集的行业里，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成本跟经营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有严重的亏损。如果大型国有企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怎么办？就只好给予财政补贴。可是如果给财政补贴的话，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这时我突然想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假定所有企业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就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经济的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 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
我为什么抛开“西天取经”的信念自己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
1988年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不再笃信“西天取经”了。后来我常讲，要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必须把现有的理论都抛开，自己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限制条件，然后考虑决策者采取什么措施才是合理的。其实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开始去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为什么那些国有企业很大型、又是资本密集的。后来了解到根据就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这些先进的产业资本很密集，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社会，资本很短缺。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没有自生能力。既然没有自生能力又想把它建立起来，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护补贴。
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反思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我在美国读书以及读书回来以后，看到整个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应该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从我当时学到的理论来看这种主张非常严谨、自洽，转型国家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当时学界的共识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将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实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实施，而是渐进的、双轨的，所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计划经济还差，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寻租行为会更加猖獗，腐败的现象会更多。
从那种理论来讲，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事实上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而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去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他们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希望国家好的，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的盖达尔，他是一个很诚恳的、很热爱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是怎样？是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进行转型的其它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一样，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也就是说，那种理论不能指导我们怎样比较好地转型。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因为去西天取的经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发达国家学来的理论确实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为什么会有寻租行为。但是如果真的按这些理论去做，结果都跟理论的预期相差非常远。原因是什么？理论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等作为前提。这些前提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把那些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希望理论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应该自己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8月11日，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做客“参事讲堂”，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的主旨演讲。
来源：新华网
以下内容根据林毅夫演讲内容整理：
中国GDP增速超预期 国外看好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我们取得38年平均每年9.6%的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但是这几年，有些人对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发展产生了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从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7%。当然，这个速度在世界上还是很高的速度，但是6.7%的增长速度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首次出现连续6年经济增速下滑。因此，国外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可能会继续下滑。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取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转型方式，并非像有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一次性把经济当中的各种矛盾、各种扭曲取消掉。在渐渐转轨的过程中，保留了经济当中的一些扭曲性、结构性的问题。然而在国外看来，这些扭曲性、结构性说明经济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即使在过去这30多年我们经济发展的成绩在人类社会上史无前例，但是“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在国际上仍未停息。
当前，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状况、新态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且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强化我们经济本身的素质，并提出了新动能、新经济的发展新方向。在正确的引导下，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实质性的成绩。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止跌回升，达到6.9%的增长，这超乎任何人的预想。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看好中国经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了。
中国如何实现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追求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型。
首先，是追赶型产业。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德国相距较远。它们的产业中国也有，为什么它们的收入水平会比我们高？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我们高，而这背后是它们的技术水平、产品附加价值比我们高。
如何让这些产业的技术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一，把企业并购过来，让它变成我们的企业，那技术就引进来了，可以嫁接到我们的产品上。这样我们的产品质量就能提高，价格就能提高。
要并购，首先需要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愿意卖给你。如果没有人愿意把企业卖给你，我们怎么追赶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到海外，到拥有这个技术的国家去设立研发中心。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国外经济发展状况不好，就业状况不好，有大量拥有先进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得不到好的就业。这时，如果你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就可以利用当地的高技术人才来研发新技术、引进新技术。
第三种方式，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外国的企业和技术。现在有技术的产业和企业也在寻找市场，有很多外国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愿意进入到中国来设厂生产。此时，中国积极地招商引资可以给这些企业提供良好的经商环境，企业就会带着技术来到中国。
第四种方式，如果招商引资也招不来，还有什么办法？我们也可以在国内自己组织攻关。
第二，是领先型产业。已经在国际上领先的企业如何继续保持优势呢？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自己研发新产品、新技术。
研发是研究和开发两个词的组合。开发出新产品、新技术，企业就有很大的竞争性，所以企业对做开发有很大的积极性。
但是开发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研究的对象是基础学科，通常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产品，不能申请专利，它只是一份学术论文，会变成公共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做基础科研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没有任何人做基础科研，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变成无源之水，不能长期持续。因此，就需要政府来支持基础科研。
另外，有些技术是所谓的平台技术，一家企业研究不合算，这需要鼓励相关产业成立平台技术研发的机构，政府也可以提供一点支持。
第三，是转阵型产业。这是从军队里面学来的一个词，就是我们应该转变阵地了。过去中国的工资水平低，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中有优势，但现在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怎么来推动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呢？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少数的有能力的企业去经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部分，比如经营品牌、产品设计、产品研发、质量管理、市场渠道管理。另一种，将加工场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比如西部地区或者海外。
如果这些顺利转移，好处主要有两点：从宏观来讲,可以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变成国民生产总值(GNP)。从企业来讲，可以利用它在技术、市场管理渠道上的优势，通过国外廉价劳动力创造第二春。而且我们还给国际上低收入国家创造了一个窗口机遇期。尤其现在建设“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在我们的50%以下，有的只有我们的10%，如果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也可以实现腾飞。
第四类，弯道超车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就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在一个起点上，可以直接竞争的产业。
为什么有可能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呢？因为从80年代以后，由于移动通讯、互联网等新技术出现，涌现了一些产品跟技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需要相对少的产业。这些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在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积累上仍有劣势，但是从人力资本来看，我们没有劣势。
这些年中国的教育发展非常快，跟发达国家教育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所以从人力资本上看，我们跟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差距。雷军拉着100多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推出小米手机。
以技术为主的新业态，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不但没有劣势，还有比较优势。因为我们人多，所以天才就多，在技术发展上只要有一个突破，全社会都突破了。其次，我们的国内市场大。新产品、新业态，只要研发出来，很快在国内可以形成规模经济。第三，在硬件上，中国的产业在世界上部类最齐全、配套能力最强。所以只要有个想法，在国内马上可以形成产品。像共享单车，这个想法一出，马上在国内会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这在国外是不太可能的。
利用这些优势，我们在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研发周期短的产业上，可以直接跟发达国家竞争。而且这种产业特别适合中国现在强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们天才多，大家都可以创新。我们配套能力强、国内市场大，适合人们创业。当然，一个比较宽松的创业环境仍然是需要的，政府要减少创业的关卡，给创业者一点扶持。各地就设立了各种梦想小镇、孵化基地，这是非常好的方式。
最后，是战略型产业。它的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这也意味着金融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会非常大。虽然在这些产业上，中国跟发达国家是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我们仍然应该做。
第一，战略型的行业的技术路线、产品路线对我们未来的国际民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微生命科学、空间海洋技术等，都对我们得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如果这些技术被国外掌握、获取专利，我们再进入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我们现在就应该做。
第二，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如果没有自己的产品技术，那国防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战斗机、航母、大飞机等产品，技术的资本投入非常大，研发周期特别长，如果由民营企业来做的话，通常没有办法承担资本投入和由此产生的长期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支持。现在国家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对于这些产业的扶持，就应该跟发达国家学习，由财政上直接拨款来支持研发。
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机会在哪里？
我们怎样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继续利用技术发展的空间和动能来保持技术提升、产业升级和维持经济比较高速的发展？
总的来讲，我国发展空间大，回旋余地多，并且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自身素质，同时防止一些可能爆发的危险，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我相信，只要抓好机会，我们就可以维持6.5%以上的增长。这是我们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我们的经济规模现在占全世界的7%，6.5%的增长，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超过30%。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发展还能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这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跟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梦想，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