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晟 | 重思海洋环境史研究——“中山大学极地”号破冰船北极首航的生灵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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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下午一点多，“中山大学极地”号破冰船的北极之旅即将结束鄂霍次克海的航程进入白令海峡。我享用完了午餐，正在二楼会议室与一位同行队员饮茶闲聊，忽听广播大作，传来船长的声音：

“注意，注意，船舷左前方有鲸鱼，有兴趣的可以去甲板观看。”

我与同伴一时四目相对，停顿三秒后，二话不说起身，如离弦之箭一样冲向船头。破冰船上海员的工作是三班倒，白天也会有人休息，为防扰民，船长不会轻易启动全船广播。此刻出现的鲸鱼一定非比寻常。

到了二层甲板俯瞰，果然发现一个庞大的身影在水里潜行，形似扫帚的巨大尾巴上下摇摆，时不时掀起水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鲸鱼不甚规则的喷水孔以及棕土色的脊背。鲸鱼一度与船平行前进，与船身相距仅几米。簇拥在船舷边的科考队员们跟它一比，恰如小学生跟大象并列。当它开始背离船舷游走时，船长也会调转船头去追踪。令所有人都啧啧称奇的是，大鲸鱼在水面嬉游了至少五六分钟才潜水隐遁。它不害怕破冰船，也没有被大呼小叫的看客所惊扰。由于这条鲸鱼喷出的水柱呈45°角，留守校园的海洋动物学家推测这是一头抹香鲸，看体长已接近成年。

这次观鲸堪称在鄂霍次克海的奇遇，因为资深的船长和水手都说这是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富有松弛感的鲸鱼。而这仅仅是一连串奇遇的开始。从鄂霍次克海驶入白令海后，我们接二连三地与鲸鱼相逢，有时甚至目不暇接，因为船周围鲸鱼喷出的各种形状的水花水雾此起彼伏。尽管再没遇见胆大到敢露头伴游的鲸鱼，它们显然也没有急于隐匿自己。

这种场景，让我不禁想起新近出版的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的《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这是一本内容丰富且思想深邃的作品，讲述了19世纪中期以来白令海峡两边的各种外来人群与当地居民及自然环境互动的故事。这里曾经是世界上鲸鱼最密集的海域之一。每年五六月份后，这里的弓头鲸群会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北冰洋的波弗特海（近阿拉斯加与加拿大）度夏，然后在九十月份回游到白令海。根据鲸鱼的这一习性，从19世纪开始，美国的捕鲸船就伺机大肆捕猎它们，以图鲸油与鲸须。

在此之前的千百年里，以楚科奇人与因纽特人为代表的北极原住民也保持着捕猎鲸鱼的传统，但由于捕杀量很小且讲究时令，并没有造成鲸鱼种群的消亡。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驱动的太平洋高纬度海域捕鲸活动，尤其是白令海峡的捕鲸业，切实造成了鲸鱼“稀少且狂野”，“一看到船只就溜走”，以致美国捕鲸船队在形容这里的鲸鱼时感慨：“曾经慢如蜗牛，现在来无影去无踪如魂灵。”事实上，近北极的商业捕鲸活动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完全偃旗息鼓。这一活动是美国成长为一个太平洋帝国的早期驱动力之一，也是后起的苏联为了全面与美国较量而在太平洋锚定的重要发力点之一。近北极的鲸鱼群为此承受了灭顶之灾，而侥幸存续下来的鲸鱼被迫养成了高度警惕人类的习惯。

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身处汪洋大海之中，我不仅充分感受到个体人类之渺小，也第一次如此直观地体会到其他生命的顽强以及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在环境史研究中，常常见到一种衰败论的叙事。在这种叙事风格下，人类与自然界其他要素互动的历史常常被描绘为一种人类大肆破坏或干扰自然环境的历史，上述两位作者的作品也不例外。事实上这确实反映了近代以来绝大部分人类经济活动的生态影响。但是，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人类理性的自我反思能力，更不能轻视大自然的韧性。

大致到1979年，白令海鲸鱼的命运迎来了决定性的好转。这一年，继西方发达国家停止在此工业化捕鲸之后，苏联也正式关闭了这一产业。不仅如此，由于白令海峡成为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斗争的最前沿，这一带的海洋尤其是公海的开发活动早已因高度的政治军事敏感性而保持低调。幸存的鲸鱼种群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休养生息的时代。鲸鱼的平均寿命通常有七八十年，但活到百岁以上也不稀奇。因此，仅仅半个世纪后，这里的鲸鱼就恢复了活力。在往返穿越白令海峡的过程中，我们科考队员拍摄到的照片与视频中就记录到包括抹香鲸、虎鲸与露脊鲸在内的多种鲸群。环绕破冰船四周频繁出现的喷水现象一度让人以为进入了一个间歇泉公园。

鲸鱼种群的复兴意义重大，因为它是海洋水体里能量最富集的单位。一鲸落，万物生。白令海里生存着更大规模的可供须鲸类食用的浮游生物以及齿鲸类所需的其他鱼群或海兽。可以相信，在此地湿润凉爽且日照充裕的夏天，从陆地到海洋，都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能量，它们会附着于在陆海之间穿梭的动物流动传递，支撑起内容丰富的生态体系。白令海峡已经不再是《浮动的海岸》中那满目疮痍的鲸鱼的国度。

破冰船在穿越白令海峡后不久就进入了北极圈。白令海上的蓝天白云很快消失了，天空变得阴云密布，而北冰洋的海水也显得乌暗深沉。放眼望去，飞鸟大幅减少，水中的动物更难觅踪影。

对环境史学者而言，一个常识是地球上一切能量除了核能，本质上都来自太阳。但是不到极地，也很难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在这里，海水被冰层大面积覆盖，无法接收到太阳光并吸收辐射热，于是海水中的浮游生物都很难生存，也就很难支撑起食物链上更高级的生物。而越往高纬度航行，冰区就越无垠。

然而，我又低估了北极生物的顽强生命力。当破冰船穿行在密集的浮冰中时，我们还是发现了匍匐或蹲爬在冰面上的海象群。海象虽然魁梧，但主要不以鱼类为食，而是吃各种软体动物甚至水生植物。这意味着它们除了在近岸的海滩求生，还会潜入海底淤泥中觅食。照此看来，至少在楚科奇海（靠近俄罗斯），哪怕在北纬70°以上的水体里，也不可能是寥无生机的。

进入北极冰区，除了海象与海豹，最令人期待的动物还是北极熊。北极熊是北极圈内野生动物中当之无愧的顶级掠食者，从海豹到鱼类甚至植物，都可以纳入它的食谱。这也造成了北极科考与南极科考迥然不同的压力。因为南极没有猛兽，而在北极，除了突发的气象灾害与冰裂落水的风险，科考队始终要安排一批队员留守驾驶台瞭望防熊。大家不确定野生北极熊是否害怕人类，但是都确定北极熊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60公里，假如它们喜欢人肉，奔袭冰站就在须臾之间。

北极冰面是一马平川的，其实运动的北极熊并不容易被障碍物遮掩。但是，当人一直盯着远方无垠又碎裂的冰块间隙时，很快就会双眼迷离，无法分辨色泽与冰面接近的北极熊。更要命的是，北极的大雾说起就起，飘移迅速，十几分钟就可以从地平线袭来，严严实实地笼罩破冰船及船边的冰站。因此，不能排除北极熊会乘着雾色悄悄贴近。科考队在冰站作业时始终安置着防熊的铁笼，缆绳吊顶，一旦有危险，就让队员们钻入，再用起重机悬起。此外，船上还配备了会发出鞭炮炸鸣声的无人机以及磷光信号弹，可谓声光电一体化驱熊。

可事实上，除了在航行途中遇到在浮冰上奔逃的北极熊，科考队下船作业时并没有遭遇真正的熊出没。以至于在大部分时候，我们防熊瞭望的队员感到乏味和疲倦。但是，没有任何人敢提议解散瞭望防熊的队伍。谁能保证这里绝对安全呢？

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北极熊确实不喜欢密集的厚冰区，因为在这里它们最喜欢吃的海豹很难窜上冰面透气。但是，厚冰区的情况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当破冰船闯入连片冰区驻泊设立冰站时，我们不止一次发现在船身后破开的水道与碎冰中有海豹探出脑袋。原来，厚厚的海冰并不均质，海豹们完全可以在大块厚冰的夹层中留驻。万一北极熊在远处潜水，然后穿过冰区在船身后水道突然窜出呢？“猎物海豹已经来了，猎手北极熊还会远吗？”

在生态体系异常单一的北冰洋中央冰区，大家一方面感到孤寂，另一方面又被一种由动物引发的焦虑氛围所萦绕。我们明明身傍对北极熊而言堪称巨怪的红色破冰船，身披价值不菲的防寒衣装，手持各种先进设备，但肉体依然在寒风中震颤，心灵始终在熊袭的风险中发抖。为了预防一个低概率的自然风险，我们依然要投入高额的防范成本，这何尝不是人类社会在许多环境治理领域普遍遭遇的窘局？这反映了今天我们对个人权利尤其是生命安危的高度重视，也再次说明大自然变化莫测而人类理性十分有限。面对未知的自然，人类做事不得不审慎再三。

2017年翻译出版的《冰雪王国：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极地远征》描绘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879年7月从旧金山启航的美国军舰珍妮特号为了探索北极被困北冰洋浮冰漂流了三年。最终探险队被迫弃船跋涉到西伯利亚，在损失包括队长在内的近三分之二队友后方得脱险。

这是一本可以引发多向度思考的书，比如它昭示了当时美国正依托太平洋世界加速崛起。因为就地理科学看，北冰洋与太平洋相通，太平洋暖水会从白令海峡东岸进入北冰洋，然后低温的北冰洋水又从白令海峡西岸流入太平洋，珍妮特号从北美西海岸进入北极圈确实是更顺流省力的。但当时有实力和兴趣探索北极的多是西北欧国家，所以绝大部分的探险队都不以白令海峡为入口。不仅如此，这些国家都在争夺率先抵达极点的殊荣。因此，美国珍妮特号剑指极点的探险就更富有象征意义。又比如，我第一次知道珍妮特号上也有华人，他们是来自广东的厨师和服务员。此前我一直认为有据可查进入北冰洋的第一位华人是另一个广东人——康有为。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1900年，康有为与女儿在挪威坐船进入北冰洋观光，还记下了对极昼的感受。

但是《冰雪王国》最引我关注的细节是，珍妮特号居然在1879年9月进入北极圈后不久就被冻在浮冰上动弹不得。这块大浮冰带着船漂流了两年多，直到北纬77°左右才裂解。同船若干位冰雪研究的专家都提醒我，通常9月是北冰洋的冰最少的时节。我们在8月中旬进入北极圈，的确没有迅速遭遇浮冰。不考虑在科学导航下主动规避的因素，此时在北纬70°左右的楚科奇海域，即便有浮冰出没，也没有一夜之间成片冻结的风险。因此，珍妮特号最大的不幸可能在于它遭遇了一个更加冷酷的夏季。

被冻在浮冰上的珍妮特号，W.W.梅，1882年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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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号上的队员耗尽随船补给后，冒险捕猎北极熊充饥。图为版画《猎熊归来》，18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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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北极放大效应”。其最直观的内容是，在全球气温上升的大势中，北极的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甚至更多。科学研究显示，至少在过去几十年中，北极地区的温度是急剧上升的，北极冰盖（主要是格陵兰冰盖）和海冰的面积也就快速减少。气温上升与海冰融化的关系是螺旋式加剧的，因为失去冰雪覆盖的海水会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热，然后进一步加速海冰的融化。这个后果将明显影响全球海平面上升，还直接干扰北极生态系统。

之所以说北冰洋可能正在加速暖化，从对北冰洋动物的研究中也可以找到重要证据。中国海洋大学的王晓宇博士跟我多次提起了倒霉熊的故事。因为北极熊能够沿着冰面驰骋游荡，它可以分布到北极圈内的绝大部分地区。但是海冰融化如果在短期内加剧，北极熊就有可能来不及逃回稳固的冰层与陆地，只能随破碎浮冰漂移。如果它没有找对方向逃到更靠近大陆的浮冰上，就有可能顺着流向不定的浮冰一路远行，直到饿死或者冰块融尽，它坠入大海。

对于本次科考而言，关于气候变化问题搜获的关键证据之一是浅表水层中的动物。在回程再次进入白令海之前，科学家们用垂直网捕捞海水中的生物样品，结果发现了一只成年的若螺类生物个体，俗称“海天使”。这是一种浮游的软体动物，好像透明的蛞蝓。它幼虫时带壳，成年后壳就脱落，然后身体两侧会长出一对能扑棱的薄翼（其实是足）。这只海天使活力十足，在几个小时之中，它都像海马一样竖直身体在海水里摇曳。薄翼扇动，姿态确实颇似童话中的天使降临。王晓宇博士说这个发现可能再次说明北冰洋在加速太平洋化。因为这种若螺类生物主要分布在日本海北部到白令海，原本在北冰洋是很难生存的。而我们在楚科奇海能捕获成年若螺，意味着太平洋的海水不仅可能把太平洋生物带入了北冰洋，且这些生物能在北冰洋安居生长，说明北冰洋的海水环境可能与北太平洋越来越趋同。不久之后，垂直网又捕捞到一群会自主发出荧光的浮游生物，基本也被判定为是原生于太平洋的物种。

说到气候变化与螺类软体动物的关系，集美大学的李成龙博士也给我补上了一课。工业革命以来碳氮排放量的增加本身可能加剧气候变暖，而海水温度的上升可能加剧海水酸化，降低海水的文石饱和度，即钙元素的饱和度。一旦这个饱和度下降，贝壳类软体动物的外壳就难以生长，从而会有灭顶之灾。目前看来，北冰洋未来极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洋中文石饱和度最低的海域，这反过来也说明北极放大效应。因此，极地对于气候变化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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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游（2025.1.19） | 重思海洋环境史研究——“中山大学极地”号破冰船北极首航的生灵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