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崩溃尝试自杀，是三年前在重庆去往武汉的盘山高速上。
我当时一心只想回到武汉，回到学校，那个我能感觉到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不顾恶劣的天气开始了长时间的驾驶。在深夜的暴雨里，面对是看不到尽头的大山，我把双手从方向盘上拿开，张开双臂，心想，算了吧，都算了吧。
我的身体和大脑，都感觉太累了。短短的一年里，我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家庭破裂、感情欺骗和学业危机，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自由落体，在跌向生活的最低谷。每天醒来，我根本不知道第二天的生活，该从哪开始。在那之前的几天，我从武汉自驾12个小时到重庆，和前女友约在山城过情人节。我得到的，却是被欺骗和分手的结果。所有的打击在那一刻一起冲上我的大脑，我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彻底崩溃了。
那段时间一直环绕在心里的，就是偶像 Otis Redding 的那句歌词，生活一成不变，生无可恋 （I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noting’s gonna come my way）。大概是受他在巡演中飞机失事而去世的影响，在无法承受的悲伤下，我打算效仿偶像，把生命结束在路上。当然，这种想法只是一个借口，真正让我选择尝试自杀的原因，是无助与孤独。我面对过更艰难的生活，但我从没面对如此孤单的心境。当我生活的轨迹和身边的亲人朋友都渐行渐远，我变成了大海里的一叶孤舟，我的存在与否，又有什么区别呢？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在车即将进入下一个山路拐弯时，巨大的恐惧和求生欲，让我下意识的控制住了方向盘。我安全的回到了车道上，疲惫和无力感一扫而空，我从未如此强烈的体验过，活着的感受。大概这种超脱的感受，就是所谓的涅槃吧。
这种求生欲，成了支撑我每天生活的力量。我去找了心理医生，他告诉我，我得了 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向 —— 这是一种类似躁郁症的疾病。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药、安定药和安眠药。每种药都有一长串的副作用说明，但是为了活着，我连续服用了三年药。
药物确实能让我摆脱持续的失落和不安，但也让我的情绪变得麻木。在得知父母离婚的消息时，我的反应仅仅是一个，“哦”。 这种麻木感，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每天醒来，我仍然要面对一大堆无能为力的困扰。只不过，我学会了用每天在湖边喝着咖啡，抽一天烟放空的方式，来打发这些我不懂如何解决问题。
我试过寻求身边人的帮助。当我第一次克服了可能被歧视的恐惧，告诉几个要好的朋友我抑郁的病情时，大部分人无法理解，我这样一个各方面还算 “不错” 的年轻人，怎么会得抑郁症。其实我也不懂，医生解释抑郁的病因，是先天和后天经历多方面造成的。甚至有朋友惊讶的问我，“小白，你怎么还能得神经病啦？” 可能他并无恶意，但 “神经病” 这个字眼，确实刺痛了我。几天之后，从其他同学口中，我又一次听到了 “神经病” 这个字眼。
父母和亲戚，在得知我生病后，纷纷迫不及待的打电话 “慰问” 我。很多只有过年才会见一面的亲戚，忧心忡忡地询问我的病情，以示关心。他们告诉我最多的话，就是 “开心点，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我理解他们出于亲情的善意，但是，这句话在我看来，就像问一个骨折的人，“好好走路啊，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走路呢？”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闭门不出，靠药物和零食生活
从此之后，我选择了沉默。我又经历过几次崩溃和尝试自杀，是药物的力量，让我渐渐能控制自己崩溃时的行为，也都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是我不会再去向别人分享这些痛苦经历，很多时候，我想我的一生可能就得靠自己这样坚持了，直到我坚持不住为止。
但有些时候，生活在一瞬间就会发生变化。去年初秋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三里屯的一家咖啡馆，抽着烟想着一些无边无际的烦恼。那天我遇到了改变我生活的人，我的女朋友 —— 多多。
我们在一起，要感谢一位天天穿着丝袜短裙，带着长发和浓妆，出没在三里屯蹭烟抽的异装大叔。多多和我坐在一家咖啡馆门外抽烟，大叔那天选择找她蹭根烟抽，她当时吓坏了，问我可不可以坐到我这桌，躲开那位大叔。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其实，她在一进咖啡馆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她，但是我想想我自己活得这操行，我哪还敢和女生搭讪。现在我偶尔还会遇到那位异装癖大叔，每次见到他，我都要跟他一块抽根烟。）
最不可思议的是，她和我一样，也是抑郁症患者。从小家庭的变故和在国外孤独的留学经历，让她在几年前有了抑郁症状。她去了几家医院，医生都给不了不同的诊断结果。为了逃离原来的困境，她刚刚孤身一人来北京，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我第一次找到了可以 “零压力” 交流的人，她不会因为抑郁症而对我有偏见。我们的交流不存在障碍，她愿意倾听我脑中不切实际的担忧和烦恼，也愿意用她的经历，来安慰和鼓励我。 她能够理解，为什么每天起床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也明白心理崩溃，甚至想自杀时，有多么痛苦。她有一点疑病症，每天都会担心自己身体不舒服，我每天会给她解释她身体很好，时常带她检查身体。我们成了一对彼此扶持的 “病友”。
过去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痛苦的，所以我们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各自找到了工作，租了一间小房子，养了几条狗。我们很少纠结彼此过去的经历，也尽量不让的家庭等其他因素影响我们的生活。她和我一样，对彼此和未来的要求不高，过好每一天就好。
有些时候，我的狗比外人更理解我
从我出现抑郁症状到现在已经有四五年，这是我第一次敢说，我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至少我没有再崩溃过，更没有想过自杀的念头。生活虽然平淡无奇，不过基本每一天都是快乐的。她给我的支持和陪伴，停止了我自暴自弃的自由落体式的生活。
“蓝鲸游戏” 在国内的悄悄风靡，让 “自杀” 最近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因此我才得知身边很多朋友和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几天前，我的朋友和我讲述了她的闺蜜因抑郁自杀的秘密。她的闺蜜生活在一个偏远地区的小镇上，在长期被妈妈的男友性侵后，患上了抑郁症并伴有癔症。当地没有正规的心理医院可以提供治疗，面对来自身边人的伤害，她只能选择通过微信聊天来获得一些来自远方朋友的帮助。相比于性侵和抑郁带来的痛苦，这一点点帮助实在太微弱了。最终，她选择了跳楼自杀。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朋友万般自责，她曾决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永远的秘密带进棺材里，然而，她却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分享了这个秘密之后，她坦言自己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担子了。但闺蜜的死，永远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孤独，可能是最让抑郁症患者恐惧的一个词。心理医生曾告诉我，没有体验过抑郁症的生活的人，是无法去和一个病人产生心理共鸣的。他们不止一次建议我，尽量和专业人士或真正能理解自己的人，沟通交流自己的感受，不要把那些 “局外人” 的误解放在心上。
然而，对抑郁症患者，所谓的 “局内人”，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据中国医科大学的调查，中国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抑郁症患者约7000万人，三分之二的抑郁症患者曾有过自杀的想法，15%的重度抑郁患者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每千人拥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是“健康社会的平衡点”。在中国，通过资格考试的心理咨询师只有约2万人，每千人仅拥有0.018个心理咨询师。
在这个失去健康平衡点的社会，我是幸运的，同为抑郁症 “局内人” 的女友给了我一次新生，让我还能活着去思考这些关于抑郁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健康的 “局外人”，与其去猎奇那场可怕而荒谬的 “蓝鲸游戏”，不如多关心理解一下身边抑郁的朋友，你或许能因此拯救一个生命。
头图来源：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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