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狗的男人》一个围绕杀害托洛茨基凶手展开的故事｜每日读第85期

上海译文 · 公众号 · 文学 · 2017-06-20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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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古巴 - 西班牙作家莱昂纳多·帕杜拉（Leonardo Padura）以西语写就的长篇历史小说《爱狗的男人》（El hombre que amaba a los perros）风靡西方，成为畅销书和各大书展上的亮点。本书中文版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明年出版，由资深西语翻译家赵德明先生翻译。

《爱狗的男人》是一部基于历史史实的野心之作，时间跨度达七十余年，地域更是切换于古巴、西班牙和广袤的苏俄大地之间。在书中，莱昂纳多·帕杜拉将古巴的当代历史与现状推到人们的眼前。

故事围绕三位主角展开：俄国十月革命的缔造者之一列夫·托洛茨基、西班牙杀手拉蒙·梅尔卡特以及贫穷失意的古巴作家伊万。其中杀手拉蒙的命运以个人无法预见、决定或扭转的方式，与另外两人的命运交错汇集，构成了三条各自独立又暗生关联的故事线。

拉蒙正是书名中那个“爱狗的男人”。颇具看点的是，以往诸多讲述托洛茨基故事的文学作品中，鲜有围绕杀害他的凶手拉蒙展开的小说，一般拉蒙都是作为配角出现，总是处于阴影之中。而在帕杜拉笔下，他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主角，在身不由己的广阔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悲剧性的命运和复杂矛盾的个性，同时“爱狗”这一特性又为他的人物塑造增加了引人共鸣的凡人气息。

以下是 2017 年 3 月号《外国文艺》杂志刊载的《爱狗的男人》节选第一部分。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刊载。

爱狗的男人（节选一）

文｜莱昂纳多·帕杜拉 译｜赵德明

摘自｜《爱狗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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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大雾吞噬了最后一排茅屋的影子，一行人再次潜入那没着落、没方向、令人担心的白色漩涡中。正是在那一刻，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托洛茨基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蛮荒角落的居民非要从原始社会时就崇拜石头不可。

警察和流放者用了六天的时间从阿拉木图走到伏龙芝。一路上，他们横穿吉尔吉斯雪原，四周围是白茫茫一片，时间和距离的概念统统消失了，面对无限永恒的宇宙威力，他们发现人类的种种骄傲是多么微不足道，人类的精打细算是多么无意义。从天而降的雪浪（天上太阳的轮廓已经模糊）以摧枯拉朽的持久力量要吞食掉一切敢于挑战它、威胁它的势力，彰显出暴风雪是一种桀骜不驯的力量，任何人也无法与之抗衡。经常有这样的时候，眼前出现一棵树，出现一座山的侧影，出现一条冰川，或者草原上仅有的一块岩石，于是就变成非常抢眼的东西而成为崇拜的对象。那荒原上的本地人因而赞美岩石，他们断言：岩石顽强的抵抗力是一种力量的表现，永远埋藏在岩石内部，是一种永恒意志的结果。托洛茨基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处于流放的状态，在此之前，他阅读过著名学者伊本·白图泰（摩洛哥穆斯林学者、旅行家，代表作《伊本·白图泰游记》。1346年他到中国游历，考察中国的风土民情，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写成《伊本·白图泰游记》，该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是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研究价值极高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的著作，在东方他被称为 Shams ad-Dina。伊本·白图泰告诉摩洛哥人：亲吻一块神圣的岩石，精神上会受到鼓舞，因为亲吻时嘴唇会体验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甜蜜感，因而产生继续亲吻的欲望，直到永远。因此，凡是有圣石的地方，禁止打仗，禁止寻仇结怨，因为人们希望之纯洁性应该加以保持。产生那样受教益的博学智慧对托洛茨基来说，实在是太清澈透亮了，因而他想：革命是否真的有权打乱一种祖宗传承下来的秩序，形式完美的秩序，一个受理性主义和文化偏见影响的欧洲头脑不可能评定的秩序呢？但是，莫斯科派来的政治积极分子已经在那片土地上活动起来，固执地要把游牧部落的人民改造成集体农庄的劳动者，把他们的山羊变成国家财产；他们固执地要向土库曼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证明：他们崇拜草原上的岩石或者树木的古老习俗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可悲态度，为了人类的进步，他们应该移风易俗；因为人们终究要明白石头就是石头，一个勉强有信仰的人，在冰天雪地的原野上，寒冷和疲劳耗尽了人的力气，如果遇到一块石头并且送到嘴唇旁边，他的感觉仅仅会是一块冰冷石头的接触而不会是什么别的东西。

一周前，托洛茨基已经看清楚了：在苏联动荡的政治版图上，那最后几块可以让他立足的基石是如何被挖走的。后来，他写道：那天早晨他被一种糟糕的预感给吓醒了。他相信浑身的颤抖不只是寒冷造成的，他试着控制住颤抖，在黑暗中摸到那把破椅子充当的床头桌。他摸呀摸，终于摸到了眼镜，但是颤抖的双手让他把金属眼镜腿挂到耳朵后的努力失败了两次。借助着冬日晨曦乳白色的光线，托洛茨基终于隐约看到墙壁上的挂历，上面画着一些共青团员表情坚强的形象，那是几天前有人从莫斯科给他寄来的，无法知道是谁寄的，因为信封和可能有的信笺都不见了，近几个月以来，给他的信件都是如此。只是到了此刻，挂历上的日期和背后那堵破墙才终于让托洛茨基回到了现实，他确信醒来是因为失去了关于时间和地点的概念而感到不安。为此，当明白今天是 1929 年 1 月 20 日，此刻他在阿拉木图，躺在一张吱嘎作响的破床上，旁边睡着他的妻子娜塔莉娅·塞多娃时，他觉得轻松了不少。

他试着不挪动草甸子慢慢坐了起来。立刻感觉到了膝盖上母狗玛雅嘴巴的压迫，它是在说“早晨好”呢。他摸摸“玛雅”的耳朵，有一种温暖和舒服的手感。他披上皮大衣，戴上围巾，去便池撒尿，然后迈进饭堂和厨房兼用的房间，到里面点燃了两盏瓦斯灯和火炉，上面放着看守准备好的俄式茶壶。从前，他一向喜欢在早晨喝咖啡，但如今他已经忍气吞声地接受阿拉木图小官僚和秘密警察局派来的监视人员给他提供的可怜的食物。他坐在非常靠近火炉的桌子旁边，用中国茶碗开始品味那很苦涩的绿茶，太苦了，他不喜欢；他抚摸着玛雅的头，此时绝对没有想到马上就要拿到生死不由得他决定的判决书了。

托洛茨基被囚禁在阿拉木图正好一年，那里属于俄国的亚洲边境地区，距离中国国界很近，距离俄国任何一座火车站都很远。实际上，自从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以及儿子柳瓦走下车顶布满白雪的卡车之后（此前他们已经走完了一条漫漫长路，流放的地点是为了防范罪犯而精心选定），他就开始等待死神的降临了。他曾经逃过了疟疾和痢疾的追杀，现在他确信，就算出现奇迹，枪毙他的命令也迟早会来。（他的政敌肯定会这么想：“让他死在远方，等到人们得到他的死讯时，尸体早就埋葬了。”）但是，就在预料的事情要发生之前，他的政敌决定抓紧时间，他们开始把托洛茨基从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历史和记忆已经成为党的财产）：他们停止出版他的著作（已达二十一卷），命令书店和图书馆撤下他的作品；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的名字在现实中被污蔑，后来被缩小使用范围，逐渐地从历史回顾、纪念文章、报刊杂志中一一抹去，包括不得刊登托洛茨基的照片，直到让人们觉得这个名字已经变成子虚乌有，成为记忆中的深渊为止。因此，托洛茨基认为：如果此前有什么拯救了他性命的话，那就是有人担心做出那种决定可能引发“地震”，那就是能够改变一个被恐惧、口号和谎言扭曲的国家之良心的因素。但是一年来被迫沉默，同时被不断积累的恶意伤害而不能反击，眼瞅着自己领导的反对派一步步解体，他确信他的消失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转变成为可怕的暴君统治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需要。

1928 年，他没想到竟然是一生中最悲惨的一年，即使此前长期生活在沙皇监狱或者囊中羞涩和不抱希望地流浪欧洲的可怕日子也不过如此。但是，在每次让他痛不欲生的环境里，一直有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既然希望革命胜利，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既然革命已经掌权了十年，那现在为什么还有斗争呢？答案变得越来越明白无误了：为了不让革命蜕化变质——反动派处心积虑地要消灭人类文明中这一最佳理想。但是，如何实施呢？现在这仍然是个大问题：种种可能的答案在一团乱麻般的矛盾中互相交错，让他这个被边缘化的共产党人在反对另外一些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共产党人的斗争中身心疲惫。

通过被删节或假造的消息，他一直注意着有人卑鄙地启动了一场起诉，指责他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不久前认定他造成了政治立场的混乱局面。斯大林及其同伙据此剥夺了他的发言权，恶毒地篡改了他亲自过问的纲领，直到把他开除出党为止。

就在他冥思苦想的时候，他听见木头屋门由于冰冻的原因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接着看到秘密警察特雷塞尔进来了，他身后带着一股冷空气。此人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新近派来的监视小组的头目，经常是破门而入，彰显着他的权力，绝对不会把门栓的存在放在眼里。他头戴皮帽，身穿皮大衣，进门后就开始抖落身上的积雪，他不敢抬头看托洛茨基，因为他知道自己带来的是一道在全苏联的领土上只有一个人能设想出并派人宣布执行的命令。

三周前，秘密警察特雷塞尔作为克里姆林宫的黑色使者来到这里，负责加强对托洛茨基的监管，并且带来最后通牒：如果托洛茨基不在流放地完全停止反党活动，那就要让他彻底脱离政治生活。什么生活呢？几个月来，他既不能寄信，也不能收信！除了杀死他，还能用什么新的隔离措施威胁他呢？警方为了显示对他的进一步监控，早就下令禁止托洛茨基父子（儿子名叫柳瓦·列夫·赛多夫）外出打猎，而警方明明知道，在那铺天盖地的大雪中是不可能打猎的。即便如此，为了显示警方的意志和权力，还是没收了他们的猎枪和弹药。

警察特雷塞尔终于把皮大衣上的积雪清除干净了，他走到茶壶那里自斟自饮了一杯。托洛茨基从窗外呼啸的风声推测户外差不多有零下三十度。可恶的大雪原上，唯一存在的就是无边的雪域，外加几块可以救命的岩石。在喝下一口热茶之后，特雷塞尔终于说话了，他用浓重的西伯利亚狗熊般的嗓音说，他有一封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不用多想，那封能通过邮政检查的信件只会带来坏消息。有个细节证实了这一推测：特雷塞尔第一次直呼其名，而不称呼他“托洛茨基同志”。从权力的高峰被莫名其妙地贬黜，一直到那个政治暴发户斯大林把他发配到流亡之地以来，“同志”是最后一个被保留下来的头衔了。

七月，托洛茨基得到女儿尼娜死于肺痨的消息，从此后他就生活在担心之中：害怕别的亲属发生不测，活着实在已经成为他的不幸，或是由仇恨引发的灾难，这个想法让他越来越感觉到可怕。与第一个妻子生下的女儿济娜患上了精神病；她的丈夫柏拉东·沃尔科夫像别的反对派成员一样，被流放到北极圈的劳改营去了。幸亏他的儿子柳瓦与他们在一起。年轻的谢廖沙是家中的“不过问政治者”，与党派斗争无关。

这时传来了妻子娜塔莉娅·塞多娃问他“早晨好”的声音，接着又听到她在咒骂寒冷的天气。他等着妻子走近，小狗玛雅欢快地迎接女主人。他很揪心：能把可爱的、不问政治的谢廖沙的厄运告诉妻子吗？她这时已经坐下了，手里端着一碗茶。他看看妻子，她依然是美女，他心里想着，后来也把这话写到笔记里去了。然后，他告诉她：莫斯科来信了。妻子也紧张起来。

特雷塞尔已经把茶碗放到火炉旁边，正在口袋里找土耳其烟荷包，仿佛是借这个机会把手伸进皮大衣内层，拿出发黄的信封。有那么一瞬间，他好像要拆信，但最后还是决定把信放在桌子上。托洛茨基装出并不揪心的样子，瞧了瞧妻子，再看看那封信写着他的名字，但是没有邮戳。托洛茨基把冷茶泼到角落里，再把茶碗递给特雷塞尔，他不得不接了过去，走到茶壶那边再斟满一碗。虽然托洛茨基过去一向喜欢演戏，但是现在他明白，面对这两个观众，自己是在浪费表演才华，因此不等茶来就拆开了信封。里面只有一页纸，是用打字机打好的，盖有“格柏乌”（即 GPU，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公章，没有寄出的日期。他戴好眼镜，用了不到一分钟便一目了然。但是他延长了沉默的时间，这一次也没了演戏的兴趣。面对那不可思议的内容，他震动了，说不出话来。“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维茨在二十四小时内必须出国！”驱逐令上没有写明具体的目的地，这是根据刚刚实施的刑法第十条第五十八款做的决定，适用于各种情况，具体到他本人，按照该命令的说法，他被控犯有“坚持反革命活动，组织地下党，敌视苏维埃政权”等罪行。他一直沉默着，转手把驱逐令递给了妻子。

妻子双手撑在粗糙的木桌上，看着信笺，驱逐令的分量让她惊呆了。从今往后不是要冻死在荒原上，而是要踏上流亡之路了，前途是一片迷茫。她和托洛茨基共同生活了二十三年，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托洛茨基读懂了藏在妻子蓝眼睛后面的想法：作为 1905 年唤醒民众的领袖、1917 年 10 月赢得了伟大胜利的组织者，如今就这样被驱逐出境了吗？这位在混乱的形势下组建了红军，在帝国主义入侵和内战时挽救了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就这样被驱逐出境了吗？仅仅因为内政意见不合就被驱逐出境？这样的驱逐令太可悲了，否则的话，简直是笑话啊！

托洛茨基站起来，用嘲讽的语气问那位秘密警察能否想起来在什么时间和地点他的“地下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警察不予回答，只是说：“打个收条呗！”托洛茨基在驱逐令的空白处写下：“我收到了格柏乌的命令，它在内容上是犯罪的，形式上是违法的。1929 年 1 月 20 日。”大笔一挥签了名字，用一把脏刀裁下那道命令。接着，他看看妻子，她仍然处在惊异的状态，他要妻子叫醒儿子柳瓦，因为整理书籍和文件的时间不多了。随后，他进了房间，后面跟着小狗玛雅，它好像在催促主人，实际上，托洛茨基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害怕警察和妻子看见他面对屈辱和谎言竟然无能为力而且流下了热泪。

（待续）

本文原刊于

《外国文艺》（2017 年第 3 期）莱昂纳多·帕杜拉｜著赵德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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